1945年二戰結束，雅爾塔體系建立，以美蘇兩強為首，世界被劃分為東西方兩大陣營，旋即冷戰開啓。
雖然美蘇爭霸使世界進入撕裂和敵對。但由於恐怖核平衡的形成，兩強之間的正面衝突變為不可能，進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以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兩強的非戰爭型對抗模式，也為兩強內部的政治經濟整合奠定了基礎。
西方陣營這邊，美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硬通貨地位，使自家的主權信用貨幣，成為西方的世界貨幣。這為美國接下來經濟整合西方奠定了基礎。戰爭結束後，美國旋即啓動馬歇爾計劃，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美國實現了對歐洲的經濟主導；隨後，鑒於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雅爾塔體系下的東亞政治格局被嚴重衝擊，美國開始重新審視日本的戰略地位；並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重新扶植日本，再加上後來的韓國、台灣地區，東亞的美國勢力範圍，也在經濟上逐漸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合作體系。
這就是全球化的雛形。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發現全球化能夠成型，有幾個基本條件：
首先是技術條件。也就是人類技術的發展，足以支撐全球化產業鏈分工合作的實現。這個其實早在二戰前，隨著電報、電話、輪船、飛機的出現，就已經初具雛形——信息和交通兩個關鍵因素已經具備。二戰後，這些技術成果的大範圍普及，更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是一個擁有絕對優勢的領導者。二戰後，全球主要國家基本上都被打的七零八碎，只有美國本土完好無損，並且大發戰爭財，不僅自身經濟得到充分發展，而且以參戰為條件，接管了英法的大量優質資產，最後又通過戰爭，實現了對軸心國的全方位佔領——這種此消彼長，使得美國經濟在戰後傲視全球，西方陣營內部的政治軍事影響力，更是無以倫比。
這是全球化能夠成型的一個基礎性保障。全球化是一種秩序，而秩序的維護必須要有守護者——而且這個守護者有且只能有一個，這樣才能避免分歧和內訌。而且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以叢林法則為底色的人類世界，沒有什麼秩序是絕對公平的——或者說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公平。所以這個領導者必須足夠強大，這樣才能震懾不滿。
而美國，則正好符合這個條件。雖然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充滿了不公平，甚至充滿了對諸多參與者的歧視和剝削。但美國在體系內無以倫比的強大，決定了沒有人能挑戰它的話語權，也沒有人敢掀桌子造反，所以這套秩序才能夠維持。
最後，是要給參與者的帶來利益。一個團隊的維繫，除了靠領袖的絕對權威，更重要的，還是要能給參與者帶來利益——尤其是考慮到全球化秩序的極端不公平，作為領導者的美國利用規則，盡情的享受了對參與者薅羊毛的權力，這當然會讓參與者感到不滿。這種情況下，還要將他們籠絡在自己麾下，避免他們退群，那除了製造共同敵人，反向維繫凝聚力外；最根本的，還是要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這種利益，要大於他們被人控制和薅羊毛的損失。
而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和朝鮮戰爭後對東亞盟友的經濟扶持，就是給參與者帶來利益。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產業分工體系，雖然要在政治、軍事、經濟、金融、意識形態等各方面被美國滲透控制，但它們確實從全球化中獲得了經濟發展空間和財富增量——這是在這個體系外撈不到的。所以看在錢的份上，哪怕美國主子讓大家膩歪，大家也輕易不願退群。
這三大因素，共同推動了美系全球化的初步形成。
但形成是一回事，能否長久延續又是另一回事。這裡面的關鍵，就在於第三條——能否給參與者帶來利益。畢竟利益才是組織體系聚合力的基礎，沒有足夠的利益，不管美國再怎麼強橫，也不管它對所在國的政治、軍事、意識形態控制再強，時間久了，全球化終究還是避免不了散伙的結局。
早期的全球化，美國是通過馬歇爾計劃以及朝鮮戰爭爆發後對東亞盟友的工業訂單來實現的，這個除了帶有極強的政治驅動（東西方博弈）外，本身也有一種交換的意味——這些國家通過讓渡部分主權和優質資產（比如允許美國駐軍，接受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換取美國的經濟援助和幫扶。
但這種利益平衡，不可能長久維繫——等歐洲重建完了，他們對美國經濟援助的需求也就不再強烈；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也沒有了因為戰爭需要給日本他們下訂單的需求。
所以如果找不到進一步的利益整合驅動力，這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西式全球化，也就將隨著應激式需求的消失，而逐漸消弭於無形。
不過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因為大家在政治驅動的過程中，大家很快就發現了全球化的真實好處——效率提升和科創升級。
全球化產業鏈分工合作，本質上是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一種優化配置，每個國家，根據自身的國情和稟賦，負責最有優勢的產業組成部分，最後整合出最具競爭力的產品。這種做法，極大的提升了生產力，同時實現了財富的全球範圍有機分配，帶動了市場的繁榮和需求的擴張，而這種需求旺盛，又反過來促進生產，並和二戰以來的科技發展結合到一起，推動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發。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發。對西式全球化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二戰之後，美國佔據了全球工業的主要份額，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這本質上是把美國的工業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雖然這種轉移，有利於效率的提升和和人類財富總和的增加，但就美國內部而言，這裡面的主要得利者還是那些主導產業轉移的跨國公司，至於本土產業資本和普通工人，實際上這意味著他們工作機會的減少。
這種在一開始還不明顯——畢竟戰爭年代，勞動力緊張；但隨著二戰、朝鮮戰爭相繼結束，大量軍人復原，以及嬰兒潮，美國市場勞動力供給增加，如果再伴隨著產業持續外流，這種狀況久了，就會出現本土工人失業，進而加劇社會革命風險——尤其是考慮到當時美蘇爭霸，雙方都在比拼制度優勢和意識形態優越性，這時候如果搞出工人大規模失業和福利待遇降低，那等於是把落魄的工人往共產主義懷裡逼。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那美式全球化必須被中止，否則鮮紅的太陽就真要衝出東方，照遍全球了！
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來，阻止了這一切。科技革命打破了人類文明的天花板和財富上限，大量的財富處女地被開墾出來，所以即便把一些落後產能轉移出去，但馬上就有新產業被開發出來——而且這些產業由於科技含量更高，所以溢價更高，參與者的報酬更豐厚。至於轉移到日韓台灣東南亞的落後產能，不僅沒有剝奪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反而因為資源優化配置和接收國的比較優勢，能夠大幅壓低這些商品的生產成本，結果就是給美國提供了廉價的商品供應，也給美國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利潤。
總而言之，在這個階段——也就是五六十年代，全球化加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發，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又反過來，為全球化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這個過程中，由於蛋糕不斷被做大，所以不管是領導者美國，還是作為參與者的歐日韓甚至台灣地區，都能從中整體受益；而資本也工人，也能在這個財富增量的開拓和變現過程中各得其所。
這也是全球化的第一個黃金期。
但到了六七十年代，情況逐漸逆轉。美蘇爭霸逐漸進入深水區，迫使美國需要持續投入極大的資源；而越戰的失敗，更是極大的消耗了美國的存量財富；而在增量打造方面，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一階段的變現高潮已經逐漸結束；財富增量的創造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容易。與此同時，經過一二十年的哺育，歐洲、日本的經濟恢復了元氣，開始強勢崛起，逐漸將手拓展到電器、汽車、半導體等當時的高端工業領域，對美國本土產業形成強勢競爭。
這種情況下，美國經濟逐漸陷入困境，不得不通過濫發貨幣來應付龐大的開支，最終導致1971年美元與黃金的脫鈎，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此解體。而美國的這種耍無賴，也大大削弱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並增強了各國的政治離心力；再加上中東宗教和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的石油危機，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都陷入滯脹。
而全球化，在這個階段，也進入一個瓶頸期。利益是人類永恆的驅動力，足夠的利益可以掩蓋一切矛盾。其實全球化體系內一直存在各種矛盾，但過去因為還有財富增量，所以大家還能夠擱置爭議，合作共贏。但這個階段，科技革命進入間歇期，增量財富的開拓不再像過去那麼容易，再加上美國這個領袖的實力相對下降，這時候原先內部隱藏的矛盾也就凸顯出來。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遲早全球化會因為各國之間的內卷，以及外部蘇聯的巨大壓力而中中道崩殂。
不過美國畢竟是底蘊深厚，很快就對此作出了調整：結束越戰，給自己止損；改善中美關係，利用中國來牽制蘇聯，減少自己的戰略壓力；利用伊斯蘭世界內部矛盾，威逼利誘將沙特等一幫海灣皇權國收入麾下，打造出石油美元替代已崩塌金本位美元，重新鞏固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並且由於擺脫了金本位，美元徹底信用化，這為美國收鑄幣稅全球收割打下良好基礎；最後，利用宗主國和太上皇地位，重點打壓日本經濟，阻斷其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勢頭，保住自己在科技產業上的比較優勢。
但這些技術性手段，充其量只是通過節流，全球化秩序續命，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全球化天然自帶一個副作用——資源在廣泛區間內的優化配置，必然會導致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各階層之間的財富失衡。以前有財富增量，大家可以聯手把蛋糕做大，那麼這種失衡，可以通過財富總量的增長，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財富再分配來彌補。但一旦增量沒了，全球化就只會加劇各國之間的失衡，加劇國家內部各階級之間矛盾。就算強者可以憑借實力強行壓制不滿，但久了同樣會撐不住。
不過，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因為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兩件大事，分別從橫竪兩個方向，逆轉了全球化的頹勢：
橫向就是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後，這個超級大國七十年積攢下來的海量財富，在極短時間內被西方洗劫一空，填飽了西方國家的胃口；而蘇東陣營後崩潰後，一塊巨大的封閉市場也被打開，這意味著全球化又獲得了充足的增量空間；與此同時，由於冷戰的結束，西方陣營的軍事投入大減，餘出來的這部分資源投入到經濟，又帶動了一部分增量產生。
縱向，也是更關鍵的，就是計算機半導體和互聯網產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終於走向成熟，進入爆發式增長。互聯網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極大的推動了社會運行效率的提升，帶動了生產力的躍升。而美國在此過程中，又拔得頭籌，從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開始，美國完成了對自己生產力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半導體和互聯網再次打開了人類財富增量創造的大門，並增強了美國的實力優勢，這種縱向進步，再輔之橫向的蘇聯解體，使得全球化再一次進入加速擴張期，並伴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達到全盛。中國加入世貿後，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使得全球化的資源優化配置作用發揮到極致，大大壓低了全球通脹水平，同時中國市場的納入，也讓全球化的橫向擴張達到了鼎盛。
但正所謂盛極而衰，既然中國的加入意味著全球化達到高潮，那麼高潮之後，自然也就是下洩。
前面我們說過，全球化有天然的痼疾，就是會在推動資源優化配置的同時，加速國與國之間，以及民眾與資本之間的財富失衡。這個痼疾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因為它本身就是資源優化配置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只能通過財富增量的不斷創造來緩釋。
但現在，隨著半導體和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成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紅利也已經基本耗盡。再想有大的增量出現，只能寄望於第四次科技革命——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基因生物、可控核聚變等等。但這種跨代際的突破，肯定和同代際內部的技術層層推進，其難度肯定不是一個量級。所以中短期內不可指望。
這即意味著，人類財富增量，已經階段性的觸頂。這個階段到底有多長，現在誰也不知道，但公認的，最少十幾年時間是要的——二三十年也不稀奇。
而這就意味著，維持全球化的最大基礎——人類財富總增量的創造，在此階段不復存在。
而這麼長的時間，人類都無法獲得足夠增量，那麼以前被發展掩蓋的問題，就會逐漸爆發——隨著產業的外流，先發國家逐漸空心化，大量工人失業，與此同時卻沒有更高端產業開發出來提供替代；至於後發國家，在把轉移過來的初級工業消化吸收完畢後，要想進一步發展，又勢必要點科技樹，向更高層級產業邁進——這就勢必會跟先發國家的存量產業產生衝突。
全球內卷由此不可避免。
按照過去的經驗，作為全球化的主導者，美國這時候又到了節流和收割的時間：戰略收縮降低資源消耗；憑借霸主優勢打壓經濟挑戰者，再來加上全球收割，通過這種方式，熬過瓶頸期的同時，籌措資源以供產業突破。只要最後科技革命還是在自家手上先爆發，那不僅自己繼續可以保持領先優勢，自己主導的這套全球化秩序又可以煥發心生，成為自己全球繼續吸血的良好平台。
但這一次，美國似乎不想這麼做——不僅不想，反而似乎有意的顛覆現在這套自己一手創建的全球化體系。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中國。
中國融入全球化早期，它在美國眼裡，其實是十分可愛的——高效的行政體系，數以億計紀律性強吃苦耐勞的廉價勞動力，建立在雖然低端落後但卻完備的工業體系基礎上的龐大產業集群，這在給美國資本創造巨大利潤的同時，創造出的海量廉價工業品，也有力的壓制了美國的通脹，最大限度的緩解了因產業轉移給本國下層勞動力帶來的經濟負擔。
但隨著時間流逝，有些情況就出現了逆轉——中國的龐大體量、完備工業體系以及高效社會經濟運行體系，固然在給美國提供廉價工業品方面有極大好處；但它同時也意味著其自身財富積累和產業晉級方面速度驚人。不到二十年，就已經發展到無論體量還是質量，都讓美國感到威脅的地步。而與此同時，由於第三次科技革命紅利的吃盡，美國既不能通過科技突破，保持與中國的原有技術代差；又不能通過高溢價新產業的形成，給社會和大眾提供更多更高級的財富和工作崗位。
這意味著中美實力差距迅速縮小——鑒於中國不是小國，而是跟美國同等量級的世界級地緣大國，這種縮小，勢必嚴重削弱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削弱美國在全球化秩序中的主導權。
這就意味著全球化的另一大根基——美國一家獨大優勢被嚴重削弱。雖然美國一家獨大，坑慘了全球化參與國。但反過來，也正是這種一家獨大，使得全球化有一個強大的守護者。它定下的規矩，不管是否合理，反正沒人敢忤逆——這也保證了全球化秩序的穩定。但當美國喪失這種地位，那不光是中國，那些其他的小國，也會因為兩強相爭，而有了動小心思的空間——全球化秩序的鬆動，自然不可避免。
同時，中國的強勢崛起，使得美國憑借霸權或者規則主導權收割吸血的辦法也越來越不可行——以前割日韓、割拉美、割東南亞、甚至割歐洲，這些都比較容易——他們或體量小，或被美國高度鉗制，或雖然體量大但內部四分五裂，這種情況下，美國總能找到突破口，最終把他們收拾服帖。但中國這種大體量，擁有獨立主權，而且還內部體制、文化聚合力超強的單一國家，美國割起來根本就力不從心。這幾年美國對華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金融戰，能打的打了個遍，愣是沒把中國打服——甚至對中國的傷害都遠不如預期，反倒反向推動了中國自主化，連對華貿易逆差都創新高。這足以證明，美國確實拿中國沒什麼辦法。
搞不定中國，不僅意味著美國沒法收割，也意味著美國維持全球化的能力和動力都在衰減——雖然美國現在依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由於喪失了絕對控制力，所以這種受益，其實是以同時培養最大競爭對手，同時加重自身內部危機為代價的。最重要的是，維持全球化，本身就需要高昂的成本，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心思活絡——這意味著維持成本還在持續攀升，這種情況下，這種耗費巨資的維持，對美國來說就越來越味如嚼蠟。
所以特朗普上台後，就開始砸全球化的鍋。當然，特朗普的做法過於民粹，雖然迎合了鏽帶工人的情緒，但嚴重侵害了金融和科技資本的利益——他們還是能從全球化中受益的，所以遭致強烈反對，也加劇了盟友的恐慌。但特朗普能上來，並把逆全球化堂而皇之的公佈並推進，這本身就意味著，美國對全球化的逐步放手。
本來就有諸多參與國不滿意全球化秩序，洗牌慾望越來越強，而作為全球化主要維護者的美國也越來越意興闌珊；再加上用發展掩蓋矛盾的全球化維繫模式，因為增量財富天花板的閉合而陷入困境，這種種因素匯聚，全球化的式微，自然就不可避免。
當然，雖然式微，但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馬上消亡；之所以這麼說，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化在資源優化配置方面的作用還是無可替代的——如果貿然摧毀，勢必引發全球經濟大衰退，各國都要倒霉；另一方面，雖然美國興趣越來越淡，也越來越力不從心，但是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另一個最大受益國，對這套體系還是越來越重視，也願意花費更多資源去維持。
只不過，中國畢竟沒有美國當年傲視群雄的地位和影響力；且在人心四散，自身被美國敵視針對的大背景下，中國拿不出、也沒必要拿出那麼多的資源，來無謂的維護原有格局。所以中國對全球化的加持，必然是有限度，有選擇性的，它只會選擇對自己有好處，且能駕馭的部分加以經營；這種程度的力量和資源注入，其實並不能逆轉全球化沒落的整體大勢；最多只是確保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內得以延續，或者是為現有的全球化秩序崩潰後，鳳凰涅槃出一套更有利於中國的新全球化秩序奠定基礎。
總而言之，天下大勢，有分有合，有興有衰。美國當年一手創建的全球化秩序，發展到今天，原有的維繫基礎，已經基本上已經朽爛或者過時；時代的大環境，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與之匹配；所以總體而言，全球化已是落日餘暉，到了非大變不可的時候。至於經過這場大變後，未來的全球化是分崩離析，還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現在尚未可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就算全球化未來有朝一日起死回生，重新煥發生機，屆時的全球化秩序和規則，跟我們過去這幾十年所看到的，也將有本質上的不同。
畢竟，時代變了，我們曾經熟悉的國際格局，同樣也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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