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選在創下兩個空前紀錄後落下維幕：一是棄權率高達28%，其中年青人超過42%。二是極右政黨得票率超過40%，被其候選人稱為歷史性的輝煌勝利。作為一名現場觀察的中國人，我印象很深的則是在仍然日增感染十萬+、病亡超過三位數的法國，浩大的集會現場竟然無人戴口罩。要知道醫學已經確認新冠有心腦血管以及多個器官後遺症！
在西方緊張和焦慮的注視下，現任總統馬克龍終於獲勝，這個結果自然讓陷入多重挑戰的西方鬆了一口氣。這並不難理解。在烏克蘭衝突的背景下，假如親俄的極右獲勝，對抗俄羅斯的聯盟就再難維繫。本就充滿矛盾的歐美同盟恐怕就要解體。更重要的是，這將是繼英國脫歐、美國選出特朗普之後，西方第三個最大的政治黑天鵝事件，西方民主的危機將達到空前的程度。
不過以我在法國的觀察，馬克龍勝選本身就已經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西方的制度危機：即一個治理堪稱失敗的政治人物，竟然還能不被淘汰！
馬克龍這五年，先是由於油氣漲價引發持續到現在的黃馬甲運動，隨後又由於退休制度改革引發全國性的抗議浪潮而不得不擱置。緊接著就是新冠疫情。到目前為止，已經導致14萬5千人死亡，近2800萬人感染。現在仍然每天保持感染10萬例以上，死亡三位數的狀態。這相當於中國300萬人死亡，6億人感染！每天感染2百多萬，死亡2千多人！但要知道，法國六千多萬人，感染加上接種疫苗的群體近八千萬，早就遠遠超過所謂的群體免疫門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感染和死亡仍然驚人。
可是法國也是整個歐美爆發疫情比中國晚一個多月，本有足夠的經驗和準備時間，怎麼應對到這個程度？西方不是自我標榜「五有」嗎？而且一直向中國積極兜售：有反對黨，有權力制衡，有司法獨立，有自由的媒體，有良好的公民社會？可怎麼都失靈了呢？
我們不妨看看如下事實：2020年1月初，時任衛生部長就向總理和總統發出預警，但完全被忽視。這個吹哨的衛生部長隨後還被指派去競選沒有多大希望的巴黎市長，也借此將其踢出政府。疫情初，政府不但沒有終止大規模的國際球賽，對來自已經爆發疫情的意大利球迷也沒有限制，一年一度的全國農業展也照常開幕—-常規有70萬左右的參觀者，3.2萬專業人士。五年一度的市長選舉也沒有取消，上千萬選民不戴口罩去投票—-因為政府一而再的鄭重建議戴口罩沒有用，甚至有害。當然即使有人不相信政府，也買不到口罩。其實法國自己還是有一定口罩生產能力的，如果政府警覺，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早做準備，擴大生產，也不至於醫護人員以及執行封城任務的十萬警察、憲兵都沒有口罩可戴。這裡還要強調一點，為什麼一個號稱民主法治的社會封城需要十萬名警察和憲兵去執行？這相當於在中國派出220萬警察和憲兵！難道法國政府如此不信任或者害怕民眾嗎？警察和憲兵都是國家暴力機器，這算不算暴力和恐嚇？
2020年，全球還沒有疫苗，病毒也沒有變異，死亡率還很高，法國政府就敢這樣應對。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醫院不得不選擇性搶救：年青的、更有可能存活的病人優先。至於養老院別說搶救，當時連統計都顧不上，死後連個冰冷的數字都不算。當然法國還不是歐美中表現最差的，英國直接提出群體免疫，瑞典直接實踐，西班牙護理人員一哄而散，留下無助的老人。什麼是冷血？什麼是缺乏人性？當然今天效仿西方與病毒共存、確診人數超過大陸的台灣也同樣冷血。新北市病患呼吸困難打急救電話求助，竟然回復說只有嘴唇發紫不能呼吸才能送醫！不能呼吸不就是死亡了嗎？還需要去醫院嗎？
後來有了疫苗，可是在疫苗沒有得到實踐驗證的情況下就開始躺平—-結果發現疫苗對阻止感染並沒有多大效果，而且幾個月後功效就明顯下降。上海封城的經驗表明，只要早發現，早干預，奧米克絨的死亡可以極低。但今天的法國雖然有西方吹噓的效率很高的疫苗，有充足的醫療資源，但每天死亡仍然維持在三位數，在一百到兩百之間。
當然疫情並不是全部，法國每年聖誕節所在的十二月，商家的銷售額佔全年的40%。可是馬克龍執政五年，有四年聖誕節是關閉狀態，民眾連正常經營都做不到。
五年前，所有建制派還能得到50%以上的選票，可現在，三大民粹主義政黨已經超過50%，如果算上民粹主義小黨，更達到驚人的60%！建制派僅有34%的支持率。甚至馬克龍在他的家鄉亞眠，都輸給了左派民粹候選人。這個巨大的變化，就是馬克龍執政成果的檢驗。
根據法國的調查，目前民眾感到焦慮的比例高達53%，憤怒的比例則為34%。認為輕鬆的只有4%，快樂的只有13%。
可是這樣的表現，馬克龍竟然還能贏得大選！眾所周知，整個疫情期間，歐美沒有一個官員被問責。為之辯護的說法是因為有選舉，到時應對不力的領導人會被趕下台。現在馬克龍的勝利，難道不是證明西方的制度已經完全喪失問責功能嗎？
或許有人質疑，難道馬克龍勝選就沒有合理原因呢？當然不是。我可以隨手舉出幾條。
第一，法國社會還沒有做好接受一個女性當總統的心理準備。悠久的女士優先傳統背後其實還是視女性為弱者。
第二在選情接近的情況下，人口超過十分之一的穆斯林選民已經具備決定選舉結果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另一位極右候選人澤穆爾競選時聲稱這是唯一一次拯救法國的機會。在他看來再過五年，就要選出穆斯林總統了。第一輪投票，七成左右的穆斯林投給極左候選人梅朗雄，並差一點進入第二輪，顯示了強大的實力。其實就算勒龐不是極右政治人物，僅她這個女性身份，穆斯林選民也不會接受。第二輪選舉前，法國社會一致認為極左選民將決定選舉結果，其實都不敢指出這個事實。因為民眾一旦醒悟，就會把票轉向勒龐。
第三黃馬甲和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都是兩年或者四年前的事，選民多有健忘症，一般只記得半年或最近一年的事情。假如是2020年疫情最嚴重時投票，馬克龍肯定會步特朗普的後塵。馬克龍以應對疫情名義，大量舉債，國家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第一次超過100%進而達到116%，但選前失業率卻下降了，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沒有明顯下降。
第四，法國媒體沒有保持政治中立的傳統，一邊倒的公開要求民眾支持馬克龍。在美國媒體可以評論候選人的政策，但要保持客觀中立立場，以避免有利益輸送。當然今天的美國也很難完全做到，但還是比法國如此赤祼祼不同。2016年我在美國看選舉。《紐約時報》雖然旗幟鮮明的反對特朗普，支持希拉里，但也只能發表這樣的軟文：美國應該有一位女性總統。並說歐洲早就有女性領導人了，連亞洲的韓國都有女總統了，美國落後了雲雲。整篇文章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候選人。
第五，西方國家紛紛干預法國大選。在選前三天，德國總理肖爾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葡萄牙總理科斯塔一起在法國《世界報》發表文章，公開反對極右政治人物，呼籲選民應該投票給所謂的民主候選人。但奇怪的是，法國一方面呼籲警惕俄羅斯對大選的干預，但另一方面卻對這些國家的干預持歡迎態度。
最後烏克蘭衝突、英國由於脫歐恰好讓馬克龍在選舉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這些偶然因素正好滿足了法國人的大國情懷。
不過這些因素都無法掩蓋這次選舉所暴露出來的嚴重制度弊端。
自從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一再質疑，何以西方表現的如此低劣：兩場反恐怕戰爭、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1年歐美武力介入阿拉伯之春導致空前難民危機和伊斯蘭國崛起、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阿富汗混亂的撤離，直至持續今天的新冠疫情。如果說一次，可以是偶然，是例外，但一而再的重復則必然是規律。這正如法國主流媒體《費加羅》報在選前九天發表的封面社評：「民主危機已席捲整個西方」！
從比較政治研究的角度，其實並不難解讀。我就從西方最核心的，也是它們最自誇的優勢權力來源進行剖析。
當代西方的權力來源是通過定期的選舉進行頻繁的授權，每四年或者五年一次。頻繁的授權，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傳統的。古典民主希臘時代，雅典的執政官就是一年一選。羅馬的保民官，也是一年一選。
中國文明自出現國家起到現在，這種授權就是一次性的。這個一次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授權之後，只要還能滿足民眾的基本需要，就不需要再授權。二是一旦因為執政無能被收回，就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了。這和今天西方短期、多次授權顯著不同。
中國的天命觀就是這種授權理念的產物：既保留了民眾繼續授權的可能性和正當性，也給權力的擁有者施加巨大的道義和執政壓力。用當代的政治話語說就是：「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中國之所以如此，我認為原因主要在於，相對於授權過程的代價，如何讓獲得授權的一方更好的使用權力，盡量避免再次出現授權反而於國，於民都代價更小。
從人性的角度，一個可以得而復失，一個一旦失去就是永遠，哪一個會更珍惜？所以東西方權力的來源不同，也決定了各自在面對危機和挑戰時的懸殊表現。
第一，西方不怕解決不好問題，中國則顯示了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西方，沒有政黨和政治人物怕出問題，也不怕解決不好問題。因為最差就是等幾年後再去爭取下一個授權機會。我在前文列舉的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的種種失誤，都與此有關。
本來，西方授權模式的初心是為了給執政者以壓力，避免其懈怠，從而達到實現良政的目的。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完全走樣，反而成了劣政、怠政的保護傘。更何況，就是這一次下台了，過幾年之後就又捲土重來。
反觀中國，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現象。面對危機，必須迅速化解，因為一次性授權決定了績效是和權力合法性結合在一起的。比如面對疫情，保障人民健康是獲得權力一方對人民的承諾和責任。所以中國政府才能以不計代價、不惜代價的決心去抗擊疫情輓救生命。台灣學者曾計算過，上海每封城一天，損失是近90億人民幣。如果用歐美的模式，按法國的死亡比例，相當於上海一天死亡50人。也就是說中國每拯救一條生命的代價是1.8億人民幣！真的是人命大於天！
幾年前，社交媒體曾流傳一個段子：一個國家的制度好壞不在厲害了我的國，而是弱勢群體的保護。現在才明白，東西方誰在真正保護弱勢群體：西方犧牲老弱病殘弱勢群體以換取經濟發展，中國動態清零對弱勢群體提供了保護。毫不客氣的說，疫情下西方的發展都是帶血的GDP。
最終幾年的事實也證明瞭，這其實是各方代價最小的。在這個過程中，任何抗疫不力的官員都被立即就地問責。僅武漢封城到實現拐點一個多月期間，就有654名官員被問責，其中局級幹部10人，處級幹部144人。
事實上，中國這種政治現象並不僅僅體現在新冠疫情上。2008年汶川地震、利比亞內戰後海外大規模撤僑、全面反腐、從嚴治黨等都是如此，體現了對民意的迅速回應。
可以說，幾乎每一次挑戰，西方都體現了強大的不怕出問題的能力。中國體現了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二大眾和資本都能影響政治，但只有中國政治才能保持獨立。
西方的授權模式需要資本提供的競選資金，也需要民眾手中的選票。所以在做決策時，往往迎合雙方的需要，哪怕這種迎合是錯誤和代價高昂的。
這次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唯一認可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中國率先實行的封城、大規模檢測和採取各種手段迅速的追蹤病毒。但在西方出現疫情之初，卻遲遲無法「抄作業」。因為資本和大眾都反對。封城，就意味著正常的經濟活動被打斷，大眾要暫時被限制自由。這也是西方抗疫災難性表現的重要原因。
等到出現大量死亡、醫療資源透支和崩潰迫使西方不得不採取衛生隔離措施時，歐美又不斷出現這樣的論調：經濟高於生命。美國官員比如得克薩斯州副州長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表示，美國經濟不能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打垮，提出犧牲年老一代輓救經濟。法國媒體一再討論經濟損失要比生命更嚴重。英國疫情最嚴重之時，首相約翰遜曾拒絕封城和發佈隔離限制措施，他寧可讓新冠病毒席捲整個國家，也不願讓經濟被扼殺。約翰遜私下裡還認為，新冠死者基本上超過了80歲，這些人已超預期壽命。這背後就是資本的力量作祟了。所以西方各國在疫情一開始下降還遠沒有清零就立即解封。結果迅速導致反彈。
現在法國每天感染10多萬，死亡100多人。可就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政府不顧醫學界反對，完全解除任何限制，口罩都不強制佩戴。選前一周是復活節，外出旅遊的人數達到疫情前的水平，僅高鐵標票就賣出一百多萬張。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可想而知其傳染後果。但在選舉期間，有哪個政治人物敢繼續保持封鎖呢？
中國一次性授權的傳統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體制則決定了儘管資本和大眾影響力一直在上升，但政治權力保持了最終決策權。能夠在出現突發危機、出現重大利益衝突之際，做出最優選擇並迅速付諸行動。武漢是一個上千萬人的城市，又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樞紐，而且還是發生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春節期間。能在這個地點、這個時候果斷封城，而且在大年三十全家團聚之時，就組織全國的醫生護士逆行前往武漢。這只有中國體制能夠做到。
第三，西方這種方式往往無法選出勝任的領導人，中國則是賢能政治。
從常態上講，在西方這種票選制度下，政治人物的才能並不是勝選的唯一因素。候選人的形象、性別、宗教信任、口才、是否有醜聞等都是重要的因素。這自然導致了選舉的偶然性。如果運氣好，也能選出克林頓這樣稱職的總統，如果運氣不好，也會出現小布什這樣發動兩場戰爭和爆發一場經濟危機的總統。
然而選出小布什仍然並不是最壞的結果，還有當今世界席捲全球的民粹主義者登堂入室。
這次疫情，有這幾個國家應對最為荒謬，代價極為慘重：美國、巴西、印度、英國。這幾個國家的共性是都選出了民粹主義領導人。這些民粹主義者不相信科學，獨斷專行，任意亂為。
對於民粹主義政治人物來講，他們沒有政治正確的束縛，更沒有傳統政治理念的操守，一切都是為了勝選，可以毫無底線的去競選。特朗普可以公開的大講外來移民都是強姦犯，美國一再被中國強姦。刻意迎合和煽動民眾的不滿。
但在中國，政治人物都需要從基層開始漫長歷練，只有能力得到足夠檢驗的人才能被選拔到更高一層，直至成為國家領導人。這個過程往往長達數十年，政治人物從而也具備了從地方到中央、從落後地區到發達地區的管理和工作經驗。這種方式不僅能選出優秀和稱職的領導人，還完全將華而不實、缺少經驗的民粹主義者排除在外。
最後要說的是，頻頻的授權和權力重新洗牌重組，經濟代價、社會代價相當高昂。美國2016年和2020年大選，跌宕起伏，社會高度緊張。國內外資本都很難進行投資決策。政府頻頻更替，也打破了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更別說制訂長遠規劃。領導人上來的第一天就是迅速的否認前任的政策。大量的資源就被來回浪費。整個國家的代價可想而知。
就是從這次疫情來看，這種頻頻授權模式也成了病毒傳播的幫凶。因為選舉是這種制度權力的合法性唯一來源，取消是不可能的。不僅上文提到的法國，2021年印度疫情創紀錄的爆發也和選舉直接有關。政治人物不僅組織大型的競選活動，還為了討好選民而放任進行宗教節日的狂歡。美國疫情如此嚴重，選舉造勢也是原因之一。
還需要說的是，西方的政黨贏得授權後，其權力分配有突出的兩個特點：一是權力不可分享，不能從全國選拔和使用人才。二是任人唯親，賞近酬庸。
只要採用西方這種制度的國家，政黨勝選後，不管自己有沒有人才，都只會從自己政黨中去任命官員。一個國家的高端人才都是有限的，西方國家政黨林立，有限的人才本就分散。但政黨獲勝後又基本上從自己政黨內選擇人才，這自然很難保證官僚體系的質量。更重要的是人才浪費，畢竟人才的最佳狀態和壽命也是有限的，閒置四年或者八年就有可能導致人才的退化和凋零。
而且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更換的做法，對政府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都造成很大影響。以美國為例，每次政黨輪替牽涉官員的變動達4000多人！新人上手，需要時間進行學習，各團隊之間也需要時間磨合。等真正形成有效工作能力就又要政黨輪替。
與此有關的，則是任人唯親，賞近酬庸。候選人要組成競選團隊，人員構成自然都是來自自己最瞭解最熟悉的群體：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學、老同鄉。勝選後，這些人也就從競選班底成為組閣班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演員，他勝選後就把導演、編劇拉入政府！而其他凡是在選舉中做出貢獻的人，比如政治獻金，也同樣有大量的職務給予回報，如駐外大使。特朗普則走的更遠，直接把女兒、女婿拉進權力核心，出訪時如果特朗普短暫缺席，則由其女兒代替。
所以有時我們開玩笑，中國的一個地級市市長都能去當西方的國家領導人。從經驗、專業性以及管理的人口規模來看，真的是綽綽有餘。
從我們研究者的角度，西方的民主制度到今天已弊端叢生，絕非一篇短文所能綜述。2024年，美國大選，勢頭高漲的特朗普正日益再度逼近白宮。歐美民主制度更大的危機還在前面。
法國民眾的直觀感受和判斷也同樣印證了上述分析。60%的民眾認為政治是導致法國衰敗的原因。61%的認為自己的民主陷入危機之中，71%的認為需要緊急拯救民主。
今天的法國雖然沒有選出極右，但危機不減。正如法國媒體所說的，不管誰當選，七大危機都在前面，其中糧食危機、原材料危機、疫情危機、經濟危機等直接和民生有關。只是到今天，中國的糧食儲備全球第一，足夠維持一年的消費，而歐盟竟然只有一個月！當世界看到歐盟熱衷於干預他國事務時，都會有困惑，他們不是自己國家選民選出來的嗎？為什麼不履行「選票換權力，權力為人民」的契約呢？原因不複雜，就是這種制度運行最核心的授權方式所決定的。
二十一世紀迄今所有的一切都可歸結於一句話：歷史正在一步一步展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真實含義，東升西降正以難以阻遏的加速度迎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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