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國際地緣政治急劇變動下的中國經濟

本文理自2022年7月6日鄭永年教授在蘭州大學鹿鳴講堂上以《國際地緣政治急劇變動下的中國經濟》為題所作的講座內容。

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演進，我們需要先有一個結構性的理解。影響當今世界秩序變局的主要是四個因素：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大國崛起（再封建化）以及中美關係。面對國際地緣政治的急劇變動，中國需要對內建設統一大市場，對外進行第三次開放，從而避免因中美惡性競爭而中斷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世界秩序演變的四個要素

第一個因素是新冠疫情。今年已經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產業鏈、供應鏈調整都受到了疫情影響。產業鏈、供應鏈調整乃至脫鈎是由美國特朗普政府率先推動的，而疫情加速了相關的調整。在美國，與新冠相關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萬。就我國而言，中國防疫給世界做出了貢獻，率先實現了復工復產。然而近期科學的動態清零總政策到地方執行的時候層層加碼，變成了靜態清零，對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疫情的影響還在持續，各級政府需要回歸動態清零。

第二個因素是烏克蘭戰爭。烏克蘭戰爭的根源主要是北約東擴。在西方媒體上，西方通常會將戰爭的起因歸結於普京個人。但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了不安全感。哪怕今天沒有普京，明天也會有一個與普京類似的人物領導俄羅斯反擊北約東擴。戰爭還在繼續，一般學術界、政策界會設想兩個場景：一是俄羅斯全勝，但這不太可能。烏克蘭的國土面積比德國還大，不易徹底吞併。二是俄羅斯全敗，這也不太可能。俄羅斯國土資源更為豐富，並且其民眾忍耐力強。總體而言，戰場優勢還是在俄羅斯這一側，烏克蘭最後或成為一個內陸國家。戰後烏克蘭將是最大的輸家。

烏克蘭與俄羅斯屬於同一個民族，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這一特徵影響到了兩國的戰爭方式和進程。例如，兩國就人道主義走廊展開了幾輪談判，這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常規戰爭。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著作《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指出，未來的戰爭將會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廣義上說，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一個文明，但他們之間依然發生了戰爭。

在本次俄烏衝突中，德國猝然將軍費開支提升到了GDP的2%。那麼，再軍事化的德國對整個歐洲意味著什麼？對法國意味著什麼？這是我們需要深思的。在本次戰爭中，表面上歐洲內部實現了團結，跨大西洋關係也進一步地團結，瑞士和芬蘭也將加入北約，使之再度擴張。實際上歐洲團結對美國也有影響，而且對其霸權維護產生不利影響。縱觀歷史，當法國試圖維持其獨立外交政策並擁有獨立的工業體系時，美國為維持霸權，照樣會對法國進行打壓。在本次俄烏衝突中，中國國內有部分輿論認為，俄羅斯如今頹勢已現，中國應該借此機會靠近美國，從而改善中美關係。實際上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至多是幻想。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利欽甚至普京本人早期在這方面已經給我們做了示範，他們親西方，甚至想加入西方陣營。西方也曾經考慮過俄羅斯加入北約的問題，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親西方傾向並不會帶來雙邊關係的改善。美國既不允許西方體系內部出現挑戰者，也不允許外部挑戰者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加入了北約，就會對美國霸權構成內部挑戰。類似地，就算中國再親美，美國也不會從根本上接受中國，但日本這種「半主權」國家除外。

第三個因素是大國崛起與競爭。中美關係是世界政治的兩根支柱，的確很重要，但世界政治不是只有中美關係，中國還有其他地區和大國的關係要處理，所以我們不能僅盯著中美關係來理解國際秩序。例如，本次俄烏衝突中土耳其就力圖維繫一種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既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對北約東擴予以譴責態度，並且積極勸和促談，拉攏衝突雙方在土耳其進行和談。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很獨立，沒有依附美國。日本如今則進一步體現出其作為美國附庸的角色，在台灣問題等議題上積極追隨美國的態度。此外，印度尼西亞也是一個大國，可謂東盟的領頭羊，有可能在現任領導人的執政下恢復到1997年以前東盟領導者的角色。東盟國家也相對獨立，與日、韓的親美立場相比更加持客觀態度。

概括而言，當今世界呈現多極化趨勢。無論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還是日本，這些國家都是地區的權力極。中國樂見世界秩序的多極化，但並非所有的多極化趨勢都對中國有利。例如，土耳其正試圖建立突厥語系的帝國，這將對我國新疆的地緣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總人口即將超過中國的印度，其崛起也可能對中國造成較大的戰略壓力；此外還有掌握著CPTPP領導權的日本，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個意義上看，中美可能會再次走向合作。如今，中美兩國如同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都是超級大國，但我們不能忘記還有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存在。這些國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作用比冷戰時期更重要。

第四個是最重要的因素——中美關係。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到今天，已經採取通過對印太地區的高度控制來切入對華政策，美國在印太的雙、多邊佈局的最終目標是形成亞洲版北約。實現北約的亞洲版有兩種途徑，其中一種就是將北約引入印太地區。因為中歐關係主要是經貿往來，沒有地緣政治之爭，因此這一條路徑較難實現。第二條路徑是將美國在亞洲的雙、多邊機制轉換成類似北約的安全機制。

中美關係很重要，我們要對美國有現實的評估。東升西降總體而言是正確的，但是對東升西降的概念要有科學的分析。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升得很快，而西方並沒有「降」，而只是升得慢一些。以美國為例，美國上世紀60年代危機非常深重，例如總統遭刺殺、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美國今天發酵的危機並不如上世紀60年代那樣深重。縱觀歷史，美國每次經歷大危機，其技術水平往往會經歷一次較大的躍升，再上一個台階。美國的進步並沒有隨著危機的出現而停滯不前。如果我們只看部分國內外媒體的報道，彷彿美國就要垮掉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的危機感非常強，但這不代表其經歷的危機已經變得不可調和。「衰」而不「落」在很長時間里會是美國的常態，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可忽視美國復興的可能性。

全球化不會中止 中國要保持全面開放

在一戰前，全球化的程度在很多方面要高於今天，但是到1914年，大戰還是爆發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全球化紅利在各國國內的分配不均衡；二是全球化紅利在各國之間的分配不均衡。1945年到1980年，世界又經歷了一輪全球化，但這輪全球化並不全面，因為當時的世界一分為二。因此，這一波全球化只發生在西方世界。通過這一輪全球化產生的西方中產階級，大約佔整個社會的70%，對西方社會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里根—撒切爾革命推動了新一輪全球化，使得西方中產階級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化。這一波「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推動了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高效配置，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是財富分配不公又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西方中產階級的階層滑落為特朗普當選這樣的現象提供了社會溫床。特朗普選舉儼然是「白人的公投」——美國企業外包的全球生產網絡無法為美國人提供就業，而階層滑落的白人則借選舉對此表達不滿。

儘管反全球化的聲音不斷，但全球化不會中止。中國是保持開放的，主要是看歐洲與美國能否保持開放，鑒於美國和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西方各國行政當局的逆全球化並不符合資本的利益。在疫情背景下，中國需要制定逐步開放路線圖，從而繼續與世界保持連通。中央的抗疫方針是正確的，但到了地方就經歷了層層加碼，變成「靜態清零」。這對我們的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美國近年來處心積慮地想要推動對華脫鈎，因此繼續保持中美人員交流、人文交流對維繫中美關係大局十分重要，逐步開放也就顯得更加必要。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可以發揮自身優勢，更加積極地參與引領全球治理。例如，中國應當有序參與戰後烏克蘭的重建，發揮自身高效的基建能力與強大的國家能力，並加大人道主義援助力度。

當前，中國對外交往的一些方面受美國因素的影響較深，對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會受到中美關係這個大框架的影響。中國民間對美輿論呈現出不理性的特徵。事實上，對美國的取向應當回到毛澤東、鄧小平的路線，做到實事求是，該鬥爭就鬥爭，該合作就合作。如今，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界定是合作、競爭加對抗。中國當然不想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很複雜。

在美國的「合作、競爭、對抗」三種類型上，我們還可以繼續細化。「對抗」還可以分成兩類，可控的對抗是對抗，不可控的對抗就是衝突。在這些方面，儘管我們也沒有多大的選擇，但我們也不能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能夠合作的領域，兩國要加強合作，其中氣候變化或將取代貿易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壓艙石，因為就氣候變化而言，中美關係都在同一條船上。競爭也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強調良性競爭。例如，最近美國有意發起基礎設施建設的國際競爭，這是好事。因為具體的經濟競爭都可能是雙贏的，只是參與方的相對收益不同。再比如說，中、日、韓三國曾經分別跟東盟展開10+1自貿談判。如今，相關談判演變成10+3制度，形成了更大的合作。所以，中國不應恐懼經濟競爭，但要強調良性競爭。

我們不想衝突，也不怕衝突，但要管控好衝突。中美間可能的衝突主要集中在南海、台灣地區。但只要中國能跳出西方話語體系，重新定義當前面臨的問題，從共同開發、「一國兩制」等實踐中汲取經驗或能和平解決問題。

內外兼修 中國的第三次改革開放

就中國內部的改革而言，我們需要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規則建設。規則建設尤其重要，而我國目前規則制定水平仍較為薄弱。例如，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較好，但並未發展出國際領先的規則制定能力；反觀歐洲，雖然缺乏大型互聯網公司，但依然在相關領域制定了歐盟的規則。正因如此，我國正在推動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中國如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一體化，便是從區域一體化做起的案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行政阻力是統一規則的最大阻力，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下一步，中國應當以二十大為契機重點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減少阻力。統一市場的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也需要從區域性的實踐做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出台，可以看出中央在這一方面還是有決心的。

中國內部改革的空間非常大。有日本經濟學家曾經提出「雁行模式」，認為日本是東亞產業鏈中的領頭雁，「四小龍」跟著日本走。而中國內部本身就蘊含著一個雁行模式，東部為第一梯隊，中部為第二梯隊，西部為第三梯隊。我們可以推動內部實現產業升級、轉移，所以如今東部的資本應該到西部來。東部有資本的優勢、有製造業的優勢，西部有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和土地優勢。因此，下一步可以著重推動內部統一大市場的建設。

在對外層面，我們一定要推動開放。正如我最近所呼籲的，我們要推動「第三次開放」或者「二次入世」。近代中國的第一次開放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是被動開放。1978年鄧小平推動的第二次開放是主動開放。如今我們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更加需要主動開放。美國、歐洲一些國家想推動對華封鎖、封殺，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反而要大大方方地向他們開放。儘管西方正在推動經貿武器化，開放的腳步仍然不能停止。

在政策上，中國的第三次開放涉及制度性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達沃斯論壇的每一次講話都強調深化全面開放，而制度性開放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概念，需要得到學界的進一步重視。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戰略政策上一直出錯，導致戰爭不斷，其糾錯能力並不如其媒體與公眾所認為的那樣強；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基本沒有在政策上犯過顛覆性錯誤，只要我們保持理性，釋放制度優勢，我們就可以在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