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文化的最大特點，那大概就是中國的神仙不太神。
同樣是到廟子裡燒香，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國人為的是無數個小目標，而歐洲人只有一個大信念。
中國人求的無非是升官發財，娶個漂亮媳婦，而外國人求的是進入天堂，修仙成功。
所以中國人求仙拜神，大多都是臨時抱佛腳，有需要時才跑寺廟，而外國人則是為了人生的意義，自然就不敢有片刻的鬆懈。
這就帶來了雙方對神仙的不同態度，中國人對神仙的要求不高，自然也就可有可無，而外國人為的是人生的意義，那就必須時刻團結在神仙周圍。
所以中國古代的知識精英們，主要是士大夫階層，對鬼鬼神神這些東西，都是敬而遠之，甚至半信半疑的態度，更多地是把宗教當成一種政治手段。
東漢時期，甚至有一個叫做王充的知識分子，專門寫了一本叫做《論衡》的著作，系統性地論證，鬼神之說，不過是一種迷信而已。
這種事要是放在西方，馬上就會有人把他綁到火刑架上，讓他嘗嘗變成烤串的滋味，看看以後還有沒有人，再敢胡說八道。
可是在中國，知識分子們對這個話題，居然是津津樂道，充滿了惡趣味。
東漢末年，著名的大學者蔡邕，也就是寫出胡笳十八拍的那個才女，蔡文姬的父親，一次到江東出差，偶然讀到了這本書，立刻如獲至寶，帶回家後秘不示人，想獨佔這份學術成果，用來顯擺。
結果他的朋友發現，他從江東轉了一圈回來之後，酒桌上侃大山的能力，突然出現了指數級別的增長，就懷疑他在江東找到了吹牛秘籍，結果到他家中去翻，果然發現了這本書，於是硬搶走了幾卷，看完了之後，不由得嘖嘖稱贊。
後來魏晉名士的所謂清談，也就是一群知識分子湊在一起，討論一些玄而又玄的問題，也是經常拿神仙開涮。
既然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對神仙的態度是如此地不恭，但是當蔡邕的朋友發現了這本書的時候，蔡邕卻告誡他不要外傳，這又是為什麼呢？
說到這裡，我們就要談到另外一本書，叫做《白虎通義》。
公元79年，東漢第三個皇帝，漢章帝劉炟，組織了政府內部和民間的所有儒學專家，在洛陽白虎觀召開了一次會議，目的是對社會上流傳的各種儒家學說，進行一次官方鑒定，找出唯一正確的一種，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前面我們講了，王莽的篡權和改制，都是打著儒家的旗號搞的，這就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所以東漢政府，如果想繼續用儒家思想，作為合法性來源的話，就必須肅清王莽的餘毒，防止再有王莽這樣的人出現。
西漢的時候，儒家學說有兩個流派，一個叫做古文派，一個叫做今文派，這兩個流派的差異，如果我們用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做個比方的話，古文派就是嚴格信奉德語版的馬克思原著，而今文派就是各國按照自己的革命實踐，重新解釋的馬克思主義。
而王莽的篡位和改革，依據的是古文派的學說，屬於極左那一幫人，自然就必須批倒批臭，而今文派主要是信奉的董仲舒的學說，自然就必須發揚光大。
由於董仲舒學說的核心，是天人感應，於是漢章帝親自帶著東漢的這群最高知識精英們，開始了一場造神運動，試圖把儒學宗教化。
可是中國人從骨子裡，就對神仙不感冒，對宗教沒靈感，折騰了半天，弄出了一個迷信和巫術的大雜燴，也就是讓讖緯神學官方化了，那這又是一個什麼玩意呢？
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反董聯軍逼近洛陽之後，李儒想讓董卓退到長安，就對董卓說，街市上就流傳著一首兒歌，「東頭一個漢，西頭一個漢，鹿走進長安，方可無斯難。」所以你必須立刻離開洛陽，前往長安。
那為什麼遷都這麼大的軍國事務，要以一個兒歌作為理論依據呢？
因為這個兒歌就是讖，屬於一種神秘的預言，對這個兒歌，按照儒學經典進行的解讀，就叫做緯。
那這個發源於秦朝末年，在西漢時期盛行的，充滿了巫術氣質的算命先生把戲，又怎麼會成為國家的宗教呢？
這就不得不說一下，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發家史。
按照《後漢書·光武帝紀上》的記載，劉秀打下了長安之後，有一個叫強華的人，送來了一個赤伏符，上面寫著：「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的神迷讖言，隨即被解釋成上天選擇劉秀成為天子的預言。
這本來很可能是劉秀自導自演的一出鬧劇，又或者是有人投機取巧，但沒想到立刻收到了奇效，頓時讓劉秀團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強。
劉秀突然發現，編幾個神神叨叨的兒歌，畫幾個狗屁不通的符篆，居然有這麼大的威力，於是就開始有意識地用讖緯神學，作為統治合法性的來源。
那既然讖緯神學這麼有用，到了漢章帝編《白虎通義》的時候，自然就給了它官方地位。
所以蔡邕不讓他的朋友，把王允的《論衡》到處傳播，就是不想觸碰這個政治禁忌。
可是從蔡邕和他的朋友，對《論衡》的態度，我們也可以看得出，東漢上層的知識精英，對讖緯神學是嗤之以鼻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你可以亂編幾首兒歌來證明你的政治正確，那我為什麼不可以亂畫幾個符，來對你進行政治攻擊呢？
所以連董卓這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軍閥，都學會了這個玩法。
按照《後漢書·楊震付曾孫彪傳》的記載：
董卓大會公卿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
因此發展到後來，讖緯神學就變成了政治謠言的來源地，東漢試圖對儒學宗教化的第一次努力，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從南北朝的劉宋開始，讖緯神學受到了此後歷朝歷代官方的查禁，逐漸式微。
而屋漏偏逢連陰雨，對儒學宗教化最大的打擊，是外來文化的影響。
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了中國，和擅長造神的印度人相比，崇尚現實主義的中國人，在神學方面落後得不是一點半點。
佛教不論是在思想的博大精深上，還是在邏輯的嚴密性上，都對中國的本土宗教，是徹頭徹尾的降維打擊。
而儒家學說此時偏偏又走上了歧途，試圖用讖緯神學，這種原始的巫術級別的宗教，來給自己加分，結果在佛教的衝擊下，頓時顯得漏洞百出，大批的知識分子拋棄了儒家思想，投入了佛學的懷抱。
再加上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漢人被迫紛紛南遷，更讓儒家知識分子充滿了幻滅感，佛教趁機攻城拔寨，迅速擴大影響，儒家思想被徹底的邊緣化了。
正如杜牧在《江南春》裡寫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只不過北方更喜歡開鑿石窟而已，著名的龍門石窟，雲岡石窟和鞏縣石窟，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儒家在漢末走向了全面危機，它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在漢代並沒有變成一場社會運動，它僅在上層知識精英這個小圈子內傳播，變成了他們鞏固自身權力的工具。
而察舉制度更是加劇了這種上下階層的分化，雖然漢武帝設立這個制度的初衷，是為了選拔人才，促進社會上下層之間的有序流動，但這個制度的設計是不完備的，本身是充滿了各種弊端的。
這就讓掌握了選拔人才權利的政府官僚們，把它變成了一種互相之間的利益分配，最終導致了士族對知識和權力的絕對壟斷，演化出了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政治的形成。
皇帝為了對抗以儒家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士族同盟，就不得不大量任用宦官和外戚，又進一步造成了政治環境的惡化，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爭，外戚和宦官之間的較量，都是這種政治生態的必然產物。
漢代的這種封閉的政治生態，造成的上下階層的隔離，所帶來的最可怕的後果，就是儒家思想無法下沈，然後給了各種邪教乘機而入的機會。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就是中國本土的草根道教，在吸收了新傳入的佛教的一些先進理念之後，發展出了一種強大的民間信仰，變成了壓倒東漢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次是儒家思想在漢代並不成熟，理論也不完備，出現了今文派和古文派之爭，王莽為了實現篡漢的目的，就必須證明禪讓制度的合理性，效仿堯舜的故事，因此就不遺餘力地支持古文派。
而古文派推崇的上古政治，和漢代的社會現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王莽為了證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就只能在復古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導致了西漢的崩潰。
而東漢的建立，同樣也嚴重缺乏政治合法性，因此就只能不斷地強化天人感應學說，把它異化成了一種宗教理論，這就和儒家的現實主義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反而會削弱儒家思想的合法性，最終會引發上層知識精英，對儒家思想的拋棄。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政治理論和治國實踐完全脫節，上下層之間不能實現有序的流動，那這個國家就一定沒有辦法，形成一種全民共識，這個國家就始終是脆弱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就像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就不可能有古羅馬的興盛一樣，同樣，如果沒有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話，也就不可能有大漢帝國的輝煌。
按照《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愛德華·吉本的說法，羅馬帝國是毀於基督教的傳入，同樣大漢帝國的滅亡，也是毀於道教的復興，佛教的傳入。
南北朝期間，儒家思想看起來已經奄奄一息，似乎就要日落西山了，但是突然之間，它又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了，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了，那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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