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是一個有趣的世紀。世紀初有法國拿破侖的冒險。世紀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國普遍出現銳意進取而又穩健的政治家：德國有俾斯麥，法國有梯也爾，俄國有維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國有林肯，中國有曾國藩等。此間，中國曾國藩於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法國梯也爾於1871年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和美國實現了國家的鐵血統一。這一時期的穩健政治在歐洲造成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短暫穩定。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閃亮登場：德國有威廉二世，俄國有尼古拉二世和別佐布拉佐夫，中國有光緒和康有為等。這一時期的冒失政治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清王朝的崩潰。
20世紀的歷史似乎出現了命運的輪迴：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們對激進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體驗，這使世紀中葉出現羅斯福、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一批經驗豐富的穩健政治家，他們的政治設計為世界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可到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又紛至沓來，在蘇聯有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有小布什。結果在雅爾塔體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國和蘇聯發生「火拚」，美國「周瑜」生生把蘇聯「黃蓋」給打死了。結果在蘇聯解體不久，美國也看到了它的黃昏，而被雅爾塔體系剝奪最多的歐洲則在與美國玩的一場場「丟手絹」的遊戲中悄然崛起。
人說富不過三代，家國同理。
毛澤東說：「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穩定起來。」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法國拿破侖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文化，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保守在許多時候是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類進步中起著「歷史的火車頭」作用的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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