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年味變化與中國變革的關係，校尉一直想寫，但總覺得有些詞不達意，包括本文，依然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如果寫完後再沈澱一段時間，心平氣和地修改幾遍，肯定會比現在的版本好很多。
所謂經典，都是長期思考、再三推敲的結果。
不過為了應景，還是先發出來吧。
順祝朋友們新年快樂！
最近時文寫得有點累，換個其實也不算太輕鬆的話題聊聊：年味去哪兒了？
每逢年節，大家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現在過年越來越沒有年味了。
而要說清楚年味去哪兒了，首先必須搞明白一點，到底什麼是年味。
在校尉看來，所謂年味，就是親情，就是民俗，就是美食，就是過年才有的闔家團圓與歡樂祥和。
說年味沒有了，無非就是親情疏遠了，民俗改變了，美食習以為常了，因而闔家團圓與歡樂祥和的氣氛也變淡了。
一、親情為何而疏
親情的基礎是什麼呢？
一是血緣，二是共同生活經歷。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管城市農村，絕大多數家庭，家人總是長期在一起生活，不管是三代同堂還是四世同堂。
即便開枝散葉，同一個大家族，依然聚村而居，從集體興修水利到日常婚喪嫁娶，都保持著密切的往來。
這種互相扶助、相濡以沫的親情，絕非現在天南海北的一家人所能比擬。
校尉這代人還好，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奔向全國各地，但兒時存下的親情永遠不會消散。這種幼年形成的感情，隨著年齡增長，就如同一壺老酒，反而變得越來越濃烈。
但到校尉的下一代人，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幾乎都是在城市長大。他們熟悉的城市，卻是父母的異鄉。除了父母，以及進城照顧過他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失去與其他親戚密切往來的條件。
因此，當校尉心心念念回家過年的時候，孩子卻總是對南方沒有暖氣的冬天望而卻步，更對語言不通、沒有共同話題的親戚親近不起來。
人是環境的產物，沒有在父輩老家的生活經歷，對孩子們來說，老家就是逆旅，就是種種難以適應的不習慣，以及那種來自血緣卻又沒有經過共同生活經歷發酵的淡淡親情。
這種焦慮，作為家鄉與孩子之間的媒介，估計與校尉同齡的父母都有，但卻很難改變什麼。
我們千辛萬苦從農村走了出來，又在陌生的城市經歷了無數次摔打，才為自己和後代爭得改變命運的機會。但也正是我們對新生活的嚮往，親手割斷了後代與家鄉的聯繫。我們割捨不斷的親情、鄉情，下一代根本無從談起。
他們的親情、鄉情，只能依附他們出生、成長的城市。而這些城市，對他們的父母來說，卻又似乎永遠都是異鄉。
此心安處是吾鄉，只是超級詩人才有的曠達，此身來處是吾鄉，才是你我俗人正常的心態。
因為身來處即是心安處，所以才有葉落歸根，才有中華民族走到哪裡都拋不下的鄉土執念、家國情懷。
回到孩子們，他們長在城市，卻只有同學、朋友而沒有親戚。大城市永遠只是謀生的場所，傳統文化背景下的親情與鄉情，很難在大城市產生，因為這裡沒有農村和小城市才有的人情社會和人際交往模式。
改革開放帶來的城市化與人口大遷移，已經推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決定了這些出生在大城市的城二代，注定是嚴重匱乏親情的一代人，更是幾乎體會不到鄉情的一代人。
放在更加廣闊的時代背景下，這也是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本質區別。
現代化以前的農業才需要家族合作、鄉黨合作，將工作圈與生活圈高度綁定。
但在工業時代，生活與工作可以完全分開。工業化時代的城市生活，完全可以依賴成熟的服務行業，不需要熟人圈的幫助，至於同事，更容易演變成對手而非親朋。
因此，我們的下一代，不僅是面臨春節的親情困惑，更要面對工業時代城市生活帶來的孤單與寂寞。
二、民俗因何而變
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所謂民俗，是典型的精神活動，屬於意識、屬於上層建築。
因此，民俗之所以千年流傳卻很少發生變化，是因為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歷史中，人們的經濟活動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本質變化。
但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啓動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卻徹底改變了小農經濟的社會運轉模式，因而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
這種改變，既反映在親情上，也反映在民俗上，因為它們都是上層建築。
以最典型的春節舞燈為例。
在小農經濟時代，農民聚村而居，秋收進入農閒時節，就開始集合舞燈隊伍進行排練。這種舞燈隊伍，就好比一個小劇團，包括鼓樂、戲曲、獅子、龍燈等節目，沒有長期的配合與演練，根本就張羅不起來。
但城市化進程啓動後，先是年輕人大量外出打工，沒有時間參與排練，只能靠老一輩鄉土藝人支撐。等到老一輩乾不動了，這樣的民俗，自然也就失去了傳承。
更何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文化生活水平同步提高，電視、電影、電子遊戲、棋牌等更加新潮、更加方便、更加吸引人的娛樂節目，更容易得到人們的追捧。尤其是自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開著電視刷抖音，早就變成了很多人過年的常規操作。
民俗的改變，是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方式迅速演變、文化娛樂快速更新的必然結果。
儘管民俗之中，積澱著中華傳統文化的諸多精華，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人類社會的進步，必然要甩掉很多老傳統，即便它們很優秀。
我們所處的，就是一個變革的年代，根植於農業文明之上的民俗正在快速坍塌，依託於工業文明的民俗尚未完成構建。
或者說，只要社會形態的快速變革不終止，民俗的快速變革同樣不會終止。
這種失落，不單會影響我們這一代人，也許還會影響今後的好幾代人。
三、美食習以為常
對於校尉這一代人來說，兒時過年的樂趣，主要在於吃，尤其是年夜飯。
校尉印象最深的一頓年夜飯，是剛剛分田到戶的1982年。
這一年，湖南農村的日常飲食，普遍開始從吃飽向吃好蛻變。白米飯開始管夠，雖然依然以難吃的早稻米為主，但至少不再量米而炊，也不再拿紅薯當成備用主糧。條件好點的人家，隔三差五還能見到葷腥，偶爾甚至還能燉隻雞大吃一頓。
也是從這年開始，年夜飯成為了各家各戶比拼一年勞動果實的絕佳場合。
當時的年夜飯，離不了這幾道大菜。
一是燉褲提。
褲提也即豬大腿的上半截，通常還帶著一大塊豬肩肉，這是湘東方言的諧音，校尉也沒查到標準的寫法，有懂的朋友還請賜教。
沒見過的朋友，可以將其理解為超大號的豬肘子，一個就有五、六斤重。
這是八十年代校尉老家過年最硬的硬菜，再困難的家庭，過年的燉褲提絕對不能少，區別只在於大小。
二是燉全雞。
這是第二道硬菜，一隻幾斤重的老母雞，用黨參、當歸等當時堪稱名貴的中藥材燉好，裡面還要放上十幾個雞蛋，端出來也是好大一臉盤。
校尉小時候，最不願意吃的就是燉全雞，一股中藥味。
但在湘東農村，這卻被當成最滋補、最昂貴的一道大菜。
平時殺雞，都是炒著做菜，一隻雞要吃好幾天。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捨得弄一隻整雞燉上。
三是煎草魚。
就跟豬、雞是自家養的一樣，魚也是自家魚塘撈出來的。
分田到戶後，我們是四戶人家分到一口一畝大小的魚塘，幾家人輪流割草餵魚，年底再清塘平分。
魚塘歸自己，大家就跟瘋了似的打草。校尉印象很深，年底最大的一條草魚，差不多有十斤重，掛起來比當時的校尉還高。
不過湘東不煎整魚，再大的草魚，也是切成半斤左右的塊再用山茶油煎熟，無非就是過年時多煎兩塊。
順便提一嘴，南方的山茶油，乃是去腥神器，所有的水產品，以及羶味比較重的羊肉、狗肉，只要是用茶油煎過，就只有肉香而沒有腥味。
四是鵝頸丸子。
這也是湖南特有的菜品，其實就是肉丸子，不過用黃色的蛋皮包裹成長條形，好比粗大的鵝脖子，故名鵝頸丸子。
湖南的紅白喜事，鵝頸丸子就是頭碗，切成片擺在最上面。現在的湘菜館也有，一般叫做全家福。
這道菜是小孩的最愛，只要桌上有小孩，大人一般都會讓小孩多吃兩片。
尤其是剁丸子時要添加的桃酥，屬於奢侈品級別的點心，平時根本吃不到。
在大人咚咚剁肉的時候，圍在旁邊蹭塊桃酥餅吃，乃是校尉兒時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過年的規矩，要湊夠十道菜，並且幾乎都是肉菜。但就是這樣的大餐，在1982年的春節，我們家七口人居然一掃而光。
此後的春節，硬菜不再受到追捧，因為大家肚子里開始有了油水。
隨著時間推移，褲提、蒸雞逐漸退出年夜飯的菜單，豬肚燉墨魚、粉皮黑山羊、狗肉、滷雞爪、炒雞胗等味道更好、含肉量更低的菜品，逐漸登上各家各戶的餐桌，年夜飯的菜單也開始變得多樣化，不再有高度統一的模式。
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之後，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吃大餐不再是過年才有的饕餮行為，包括以前過年才能品嘗到的稀罕點心、糖果，以及從來沒有聽過、見過的海鮮、水果、乾果，現在應有盡有。
民以食為天，失去了美食的誘惑，年味自然也就淡了很多。
結語：
從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鄉村生活到工業社會的城市生活，才是年味變淡的大背景和底層邏輯。
這個過程，從晚清先賢實業救國的探索中開始啓動，在建國初期艱難的重工業建設中夯實基礎，到改革開放之後掀起了高潮。
我們這代人，有幸見證了中國工業化發展最為磅礡大氣、日新月異的歷史階段。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分田到戶釋放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沿海開放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再往後，忽然增速的經濟發展以及伴生的產業升級，助推了人類發展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進程。
最難得的是，這種流動，是純良性的經濟行為，既不是西方工業化初期圈地運動導致的強制性城市化，也不是西方殖民時代以戰爭和種族滅絕為標誌的全球大移民。
正是在這種時代變遷的大潮中，我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過年為代表的民俗，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儘管校尉也無比懷念兒時特有的年味，但大年初一爬起來碼字的校尉，卻絕對不願意回到從前。
苟日新、日日新。
校尉懷念舊時代的溫馨記憶，校尉更嚮往新時代的挑戰與機遇。
當我們重新站上人類文明發展巔峰的時候，當我們從農業文明的巔峰過渡到工業文明的巔峰之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明，自然會有新的銓敘方式，自然會誕生新的中華民俗。
校尉相信，那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就是天下大同，就是融合了更多全球文化因素的中華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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