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與21世紀的「民主十字軍東征」

歷史就是眾口一詞的謊言。——拿破侖

01：十字軍東征：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1095年，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表了激昂的演說（往事並不如煙：十字軍東征與文明的衝突）：

• 一群被異族和上帝拋棄的人，侵佔了屬於基督徒的土地，毀壞田地，劫掠人民，很多人被殘殺或淪為階下囚。
• 不是我，是上帝，要你們充當基督的先鋒，迅速將這個邪惡的族群趕出我們的土地。
• 無論是誰，只要踏上征途前往東方，就將獲得永恆的寬恕。

烏爾班二世僅通過一次演說，就煽動了15 萬人離開故土，設法長途跋涉近4800公里前往耶路撒冷。戰爭是殘酷的，十字軍只有不到1/3抵達耶路撒冷，不到1/10看到了聖城的城牆。

從1096年到1291年，持續近200年，十字軍東征前後進行了九次，主要影響有兩個：

• 現代的觀點普遍認為：東征影響了東西方的關係，讓穆斯林拿起了武器，引發了之後數個世紀的懷疑與怨恨。正如金庸小說所言：江湖冤冤相報何時了？
•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對君士坦丁堡的佔領，把基督教世界撕成了天主教和東正教兩半。1204 年以後，他們再也不認為對方是真正的基督徒了。因此，今天的俄烏戰爭背後，也有宗教的影子。
• 對十字軍東征的思想根源，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指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不易接受其他的神，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都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只要伊斯蘭仍是伊斯蘭，西方仍是西方，這兩個偉大文明之間的根本衝突將在未來繼續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

02：21世紀的民主十字軍東征

在教皇烏爾班二世演說1000多年後的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召開了「世界民主峰會」，拉開了一場21世紀的新十字軍東征（「全球民主峰會」：拜登之心，路人皆知）。

這場新十字軍東征的主題，不再是宗教對抗，而是所謂「民主」與「專制」的PK。但是請注意，魔鬼藏在細節之中。在美國政治精英集團看來：

民主 =「美國式民主」

「非美國式民主」= 專制

按照這一標準，不難理解為何「東正教俄羅斯」也會成為征討的對象。

拜登在總統競選時就聲言，當選後就修復美國的「燈塔」地位。「燈塔」這一詞彙，傳遞出濃郁的「傳教士精神」——凡沒有被美國感化的地方，皆為黑暗：

• 2020年，拜登在勝選演說中說，「今晚，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我相信，在我們最好的時候，美國是全球的燈塔」。
• 2021年，拜登在就職演說中說，「我們的美利堅，在國內捍衛自由，在世界上再次點亮燈塔。這是我們對祖先、彼此和後代的承諾。」
• G7峰會上，拜登宣稱：「我們要清楚地表明，美國回來了，民主國家正站在一起，應對最艱難的挑戰和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致力於用實力來領導，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拜登與英國首相約翰遜簽署了《新大西洋憲章》，聲稱「決心捍衛民主和開放社會的原則、價值觀和制度……當今世界面臨著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 在「世界民主峰會」上，拜登表示，「在我看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挑戰：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有時候是脆弱的，但它又是堅韌的。」

拜登的燈塔情懷並不令人意外。自誕生以來，美國就擁有強烈的信念——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們堅信，美國是「天選之國」。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獨一無二，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的國家，因此獨特優越，具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之處。清教徒領袖溫梭普（John Winthrop），將此理念表述於「山巔之城」（City on a Hill）的修辭隱喻中─即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社會須成為世上其他國家之模範社區。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指出：

「我們政府的原則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的原則更加特殊。它是英國憲法最自由的原則以及來源於天賦權利和天理的其他原則所合成的。」

在19世紀，「天定命運」作為一種擴張主義思想，在美國人開疆拓土的狂瀾中應運而生。在這一理論指引下，美國所有的擴張和侵略，都成瞭解放人類的正義事業。

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曾這樣描繪美國的「性格」：「 這個偉大的民族總是向新的邊疆前進，尋找新的土地、新的權力和完全自由的處女地，此種傾向猶如命運般支配著我們的事業並形塑了國家的政策。」

1845年John L.O’Sullivan在《紐約早新聞》寫道：「我們對俄勒岡的要求依然是最為強烈的。這個要求是基於我們不斷擴張和佔有整個大陸的天定命運的權利，這個大陸已經由上帝賜予我們，托付給我們自由和聯邦自治政府的偉大試驗。」

隨即，「天定命運」一詞被馬薩諸塞州眾議員Robert C.Winthrop首次帶入國會：「新顯現的權利被指定為擴展至整個大陸的天定命運的權利……英國即使擁有所謂的其他各種權利，在它面前都一文不值。」

隨著二戰後，美國成為無可爭議的霸主，並建立了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IMF、美元為國際貨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的自信心不斷膨脹。

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著美國模式的高光時刻。亨廷頓的徒弟日裔學者福山在1989年寫的那篇全球刷屏的「歷史的終結？」一文成為美國的「燈塔宣言」：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 Liberal Democracy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政治制度的終極模式，儘管中間會經歷波折，甚至可能會有倒退，但在冷戰結束後已經沒有了明顯的替代方案。人類的歷史發展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人們尋求「承認」的需要來推動的，而自由民主制的社會滿足了人們對於尋求「承認」的需要，由此，歷史終結於此。

應該說，「歷史終結論」為美國的全球擴張提供了堅硬的理論自信。

北約的擴張，表面上看是區域性軍事聯盟，但其本質是美國式民主的「十字軍東征」。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一語道破天機：「實際上西方政策有三個方面：將烏克蘭納入北約、將烏克蘭納入歐盟將烏克蘭轉變為親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這三個戰略方面都是為了讓烏克蘭成為一個親西方的國家、一個被納入西方軌道的俄羅斯鄰國。」

王陽明說得深刻，「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西方文明很難理解「求同存異」，而「求同存異」的哲學基礎在於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推己及人思想。

03：美國的「心中賊」

筆者認為，拋開美國式民主的優劣不論，這一模式的應用離不開三個重要條件：

• ·經濟發展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
• ·貧富差距較小
• ·法治和契約精神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這麼簡單的道理卻被很多政治家忘記。不要說發展中國家，即使美國本身，最近幾年也因為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民粹泛起，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民主已經是「泥菩薩過河」。

從前蘇聯，到拉美，到阿拉伯之春，再到眼前的緬甸、烏克蘭，那些「抄美國作業」的國家紛紛吃藥，結局只有一種可能性：政治經濟社會陷入動蕩，甚至國家四分五裂。亨廷頓非常深刻地指出：對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如果社會動員超過政治機構發展，可能導致社會動蕩（「緬甸之花」再凋零，暴露民主選舉制的命門）。

從《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到《文明的衝突》作者亨廷頓，都已語重心長地指出：美國式民主難以脫離美國的歷史、文化、宗教傳統，其他國家簡單抄襲美國民主是非常愚蠢的。這種簡單的道理美國精英集團並非不懂。原因正如法國《大晚報》所指出的：「民主」在美國手中早已成為對異見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犀利指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人來說就是帝國主義。

美國以「普世價值」的名義，正在發動一場21世紀的十字軍東征。

戈爾巴喬夫跌入了「美國民主陷阱」，導致國破山河在，至今仍未醒悟。

托克維爾在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深入考察後總結道：我一直認為，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下列三項：第一，上帝為美國人安排的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習慣和民情。

普京顯然比戈爾巴喬夫更懂得俄羅斯的「民情」。普京之所以能長期得到俄羅斯人民的支持，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大多數時間用來閱讀俄羅斯歷史和人物傳記。普京說：「俄羅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超級中央集權國家,這一點已深深地根植於俄羅斯的遺傳密碼、傳統及其民眾的思想之中。」

克林頓曾經對葉利欽說：「你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也是真正的改革家。但我不確定普京身上有這些東西。你還是多多關注一下普京吧，不要讓他誤入歧途。」

葉利欽已經被「休克療法」害慘了，所以這次沒有上克林頓的當。2006年葉利欽說：「我很高興選了普京，我的眼光沒錯。普京按照自己的計劃行動，他內心有獨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因為這一特質，我才選他為接班人。」

從1978年以來，中國之所以創造經濟奇跡，關鍵原因就是頭腦特別清醒，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的道路，避免了蘇聯等國家的「顛覆式錯誤」。對中國特色道路的堅持，來自歷史上的血淚教訓。紅軍歷史上，曾因為蘇聯顧問李德的教條主義指揮，讓紅軍在湘江戰役幾乎遭遇滅頂之災。痛定思痛，以遵義會議為開端，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的路線。可以說，從中國國情出發，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基因（中國共產黨做對了什麼？）。

對於美國式民主，可以借鑒，但決不能照抄照搬。最高領導人說得很到位（習近平：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結果如何呢？很多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頭腦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堅定。

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並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

04：西方文明的傲慢

對於21世紀的民主十字軍東征，亨廷頓一席話點明了要害所在：

• 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相互作用下發生。
• 中心問題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全球推廣西方文化的努力與其能力下降之間的不協調。
•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人來說就是帝國主義。

自1776年獨立建國以來的240多年歷史中，美國沒有參與戰爭的時間只有16年。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了248次武裝衝突，其中美國發起的就有201場，約佔81%。

肯尼迪總統曾經說：「美國強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重擔。」

特朗普曾經說：「我們正在研發大量的新型武器，是那種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武器系統，其中一部分會向外界展示，一部分則會保密，到關鍵時候才會使用！上帝保佑美國永遠不會使用這些武器系統，但是我們必須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這些武器將保護我們和盟友的安全」。

在俄烏戰爭上，「西方文明的傲慢」體現的淋灕盡致。蘇聯解體後，經濟社會陷入崩潰，美國搞掉了這個對手，按理說就應該慈悲為懷，高抬貴手。但不然，美國步步緊逼，不顧俄羅斯的一再警告、毫不顧及烏克蘭人民的生命安全，北約五次東擴，悍然越過俄羅斯亮明的紅線，最終導致俄烏戰爭的悲劇（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拜登須學習凱恩斯）。

俄羅斯雖然經濟上已經跌出大國之列，但美國不要忘記，俄羅斯擁有比美國更多的核彈頭。拜登最好再去讀讀《普京傳》，以免做出歷史性的誤判。

普京不是當年赫魯曉夫，80歲的拜登也不是當年46歲的肯尼迪。

沒有跡象表明，西方文明從俄烏戰爭中汲取了教訓。相反，美國正決心把這一套打法複製到台灣問題（台灣，台灣，台灣）。俄烏戰爭打響後，「人類公敵蓬佩奧」第一時間竄訪台灣。歷史不會忘記，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曾經公開承認：「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這在美國歷史上尚屬首次。這是美國第一次面臨一個強大的非高加索人種的競爭對手。」

俄羅斯呢？雖然俄羅斯人是歐洲斯拉夫人的後裔（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凱爾特人被古羅馬人稱為歐洲三大蠻族），但歐洲人卻認為，俄羅斯人是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突厥人的混血，並不是真正的歐洲人，甚至有時被看做是野蠻民族。雖然在東方人看來，俄羅斯文化和宗教是西方文化的一支，但是天主教和東正教早已分道揚鑣。

2021年，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發出警告：美國倡議舉辦所謂「民主峰會」是冷戰思維，是對那些不認同美國理念的國家發動的「新十字軍東征」。

中國外長王毅在2022年兩會上說：當今世界確實很不太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一幕幕向我們展開。

「歷史是公正的，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無論是非功過，歷史都要記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