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每一個時代都是前一個時代的延續，同時這個時代本身也會被後一個時代所延續。對中國來說，對「道路」和「制度」探索的一個最為關鍵的階段便是江澤民時代。本文詳細梳理了不同時代不同領導人對中國道路的探索，從毛澤東時代的「站起來」，到鄧小平時代的「富起來」，再到現在走向了「強起來」的道路。但無論從中國本身的歷程還是世界歷史進程來看，這個過程實屬不易。儘管不同代領導人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不同，但與時俱進、生生不息是中國文明的最大特色。
江澤民代表著一個時代，但他的逝世並不意味著他那個時代的結束；相反，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依然是那個時代的延續。如果不理解江澤民那個時代，就很難理解今天這個時代。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認識江澤民那個時代還是今天這個時代，人們都必須把中國置於國際環境的時空背景之下，否則很難理解在一個特定時代所做的事情及這些事情的歷史意義。每一個時代都是前一個時代的延續，同時這個時代本身也會被後一個時代所延續。
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先提出了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後，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又加上了「文化自信」，形成了今天的「四個自信」。但是，對「道路」和「制度」探索的一個最為關鍵的階段便是江澤民時代。
這也符合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脈絡。自晚清中國傳統國家被歐洲新崛起的近代國家打敗之後，中國就走上了一條漫長的道路探索和制度探索之路。各種政治力量的不同探索都離不開當時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國共產黨亦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本身又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產物，或者說，前者是作為後者的對立面登上歷史舞台的。
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的探索就受到三個大環境的影響：一是變化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是變化著的西方資本主義；三是中國本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三大背景下進行道路和制度探索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歐洲社會主義運動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都是作為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出現的，前者意圖取代原始資本主義制度，後者意圖為原始資本主義制度尋找一條出路。在世界範圍內，其崛起和發展衍生出兩條道路，即蘇聯道路和歐洲福利社會道路。
誠如英國作家狄更斯和法國作家雨果的文學作品所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悲慘世界。馬克思則科學地分析了原始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機制。市場和社會本來是一體的，市場是嵌入於社會的。但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崛起和發展，市場和社會脫離開來，成為「自主」的領域，市場不再是為社會服務的，而變成了相反，即人為市場服務了。這就導致了西方社會的「異化」（馬克思語）。
作為「反向運動」（波蘭尼語），社會主義運動登上歐洲歷史舞台。在歐洲思想史上，對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上的資本主義歷來有兩種相反的思路：在一端，以亞當·斯密和經濟自由主義為核心，認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確立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最核心制度要素，因此提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另一端，以盧梭和馬克思為核心，認為私有財產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因此提倡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
在實踐層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直接導致了蘇聯十月革命和之後的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消滅私有制，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實行計劃經濟。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則導致了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即福利社會。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當時的第三條道路，即既不是原來的原始資本主義模式，也非蘇聯模式。蘇聯模式發生在經濟較落後的國家，而福利社會模式發生在經濟較發達的國家。
人們可以把福利社會視為是原始資本主義制度和公有制制度的中間選擇，即「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又稱中間路線（Middle Way）。顧名思義，這是一種走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間的一種政治經濟理念的概稱。其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也不主張純粹的社會主義，主張在兩者之間取折衷方案。不過，人們不能把「第三條道路」簡單理解成為「中間路線」，因為它不單單是走在中間，或只是一種妥協或混合的東西，它的提倡者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不足之處，所以偏向哪一端都不好，它是努力揉合雙方主義的優點以互補不足。
在蘇聯革命之前，鑒於當時勃興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教宗庇護十一世在1900年代就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合適，希望找到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第三條道路」。蘇聯革命之後所實行的計劃經濟模式在早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發達的歐洲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知識界人人都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這導致了歐洲保守力量的反彈：他們一方面在意識形態層面打壓蘇聯模式，另一方面尋找有效方法來抵御蘇聯模式所產生的影響。1938年，英國保守黨代表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寫了一本名為《中間路線》（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後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國首相期間就用這個政治理念來管治英國。1950年代，德國秩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在這個基礎之上，發展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
在整個冷戰期間，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和蘇聯模式成為兩個平行的模式，但「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吸收了諸多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分。可以說，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歐洲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從而拯救了資本主義。
當代歐洲的第三條道路
1990年代，歐洲國家第二次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概念，西方社會面臨的是一個不同的環境。
二戰之後，包括美國在內幾乎所有西方主要國家開始實行自從大蕭條期間就形成的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實行干預。凱恩斯主義對西方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會的大擴張，而隨著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會的中產階層迅速擴大。但是，凱恩斯主義也導致了西方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及其相關聯的官僚機構的大擴張，政府深度干預經濟，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在1970年代初西方能源危機之後，西方社會普遍陷入經濟滯漲狀態，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這直接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
到了1980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列根政府，提倡經濟私有化、放鬆管制、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稱供給側革命。撒切爾和里根革命給西方經濟注入了極強的發展動力。在國際層面，這場革命觸動了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形成了日後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到了1990年代也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失去經濟主權、收入差異擴大、社會分化加劇、環保惡化等等。
第二波「第三條道路」隨之而來。1990年代初，蘇聯已經解體，歐洲社會顯然已經沒有了外部的敵人。因此新的「第三條道路」企圖調和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三條道路的信仰者認為，單獨的凱恩斯主義不可行，單獨的新自由主義也不可行，因此，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融合兩者，形成一個中間路線。
在理論層面，「第三條道路」以時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1998年出版）為標誌；在實踐領域，則以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經濟政策為標誌。
吉登斯在書中強調提出了「平等、對弱者的保護、作為自主的自由、無責任即無權利、無民主即無權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學上的保守主義」等價值理念。可見，所有這些都是第一波「第三條道路」的主體，只不過是針對新時代的問題增加了一些新內容。
吉登斯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和右派已經不能解決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全球化、生態問題、家庭和工作性質的改變以及個人與文化特徵等。比如，人們對全球變暖應當如何作出反應？人們是否應該接受核能源？工作應當在多大程度上依舊是一種核心的生活價值？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不是一個明確的左派和右派之間爭論的問題。第三條道路是一種超越於老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和老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之上的政治理論，而不是夾在兩派之間的中間道路。
在實踐層面，托尼·布萊爾接受了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概念，在其任英國首相期間（1997－2007），放鬆對各種企業的監管，並為了鼓勵企業創新和降低成本，多次降低企業稅，包括對中小企業實行稅額減免等政策，大力鼓勵失業者接受各種職業培訓使和督促其重新就業，規定失業者領取社會補貼必須以「尋找工作」作為必要條件，並懲罰怠工者。另外一方面，布萊爾政府不斷加大對交通、通訊、社會服務等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通過改革金融機制提高服務效率。
在美國，比爾·克林頓在任美國總統期間（1993－2001），其領導下的民主黨由於在1994年的國會選舉中慘敗，克林頓政府希望在兩院得到共和黨溫和派的支持，從而通過民主黨主推的法案，並決定推行中間路線，強調政府在財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工作福利」的政策來替代舊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對於自由市場的維護功能。同時，克林頓也努力將自己的舉措和1980年代列根革命以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區別開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道路探索
國際背景變遷的討論有助於人們理解中國共產黨所作探索的世界定位和世界意義。今天所說的「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更應當放在國際背景來理解，因為這些都是和國際比較而言的。
總體上來說，就國際背景而言，毛澤東時代橫跨兩個時代，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代。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新國家，這是「站起來」的先決政治條件；其次是發展，這是「站起來」的物質條件。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部分，這本身表明中國和蘇聯的關聯。誠如前面所討論的，蘇聯模式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直接產物，也是落後國家尋求如何更快發展的模式。從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形成和發展的關係來看，並不難理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當西方圍堵中國的時候，為何中國選擇了「一邊倒」的政策，和蘇聯站在一邊。
應當強調的是，儘管建國之後，中國和蘇聯同屬一個體系，但毛澤東已經開始探索一條不同的道路。當毛澤東發現，蘇聯要求中國從屬於蘇聯的時候，毅然和蘇聯決裂。同時，也走上一條不同的計劃經濟道路。如果說「農村包圍城市」等學說的提出是毛澤東所進行的第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麼與蘇聯模式偏離開來，實行中國式的計劃經濟可以說是毛澤東時代第二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為當時世界範圍內，蘇聯被視為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產物。毛澤東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探索不是簡單地為了如今天一些人所說的「和蘇聯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而是為中國的文明和國情所決定的。這裡，「國情」指的是國家所面臨的實際問題，而「文明」則指向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考方法。
在實際層面，蘇聯的計劃經濟表現為消滅私有制、「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西方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直接相對。並且蘇聯的「公有財產」主要表現為中央官僚機構所有。蘇聯大部分的生產資料掌握在中央官僚機構手中，地方沒有實質性的「產權」。中國則不同，毛澤東實行的是分權式發展，各級地方政府掌握絕大部分生產資料，而中央官僚機構沒有實質性的「產權」。也就是說，在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下，全部產權集中在中央官僚機構手中，而在中國的計劃經濟下，各級地方政府可以和中央分享產權。不同形態的計劃經濟也決定日後兩個模式的不同發展方向。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演變成為「寡頭經濟」，而中國分散的計劃經濟賦權地方政府在改革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道路探索
鄧小平時代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來的。
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由兩層意思組成：一是社會主義，二是中國特色。當時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什麼是社會主義，二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
第一，社會主義是要實現共同富裕。貧困不應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資本主義一樣，社會主義也要追求財富和富裕，但和資本主義不一樣，社會主義追求的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共同富裕。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曾從不同角度作過許多闡述，集中到一點就是共同富裕。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他又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在南方談話中，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 第373頁）
第二，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傳統社會主義概念中是沒有市場經濟的概念的，鄧小平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聯繫起來，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進一步提出市場經濟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在談到改革時，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就市場經濟是不是必然姓「資」，以及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作了一個清楚明白、透徹精辟的總回答。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解決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之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不斷得到豐富和充實，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無疑是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重要內容。但也正是因為鄧小平提倡市場經濟，一些西方左派把鄧小平視為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這完全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但同時也說明瞭鄧小平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貢獻。
江澤民時代的中國道路探索
江澤民卸任後曾回顧他主要完成的三件事：一是提出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三是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歷史地看，江澤民時代開啓了中國內政外交的三大轉型。
這三件事中，第二件涉及到黨建，也就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後，確立了鄧小平理論。這為之後執政黨思想的連續性確立了一個傳統。在國際層面，這裡所說的第一件事和第三件事更具有理論實踐意義，分別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作出了轉折性或者里程牌式的貢獻。
就社會主義理論而言，在傳統社會主義那裡，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處於一個對立面。不管怎麼說，傳統馬克思主義把所有罪惡都歸咎於私有財產，因此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市場經濟。在實踐層面，這一理論直接導致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而鄧小平和其後的江澤民徹底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知。
如前所述，鄧小平開啓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但真正上升為中國官方的經濟理論和意識形態則是江澤民時代的事情。
在官方話語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經歷了一段相當困難的過程。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但1989年後，不少人對「市場取向」的改革產生懷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計劃經濟體制。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應當堅持「市場取向」改革。到了1990和1991年，爭論趨於激烈。根據參與者的回憶，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1991年組織了11次專家座談會，廣泛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為預定在次年召開的十四大需要提出什麼樣的經濟體製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應作何表述，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現實可行的方案與構想。
十四大報告圍繞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而展開，表明這一概念已經成為官方經濟理論的核心。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理論」被提出並寫入黨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無疑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這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性理論。
1990年代初，東歐蘇聯共產主義解體，這被西方普遍解讀為「歷史的終結」：傳統共產主義終結了，同時也是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的終結，西方自由民主最終勝利了，西方自由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後的政治制度。蘇聯和東歐解體之後，整個西方對中國共產主義並不看好，很多人當時預測中國共產黨會像蘇東政權一樣解體。在這個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具有重大的國際和國內意義。
第一，在國際層面，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方向；第二，在國內層面，為中國的發展注入和提供了無限的動力。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但無論是在內部高速的發展和在外部與世界的接軌，都發生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後。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很難想象1990年代中國會有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鄧小平生前一再強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然是思想解放的產物，而這一新思想，在江澤民時代發揮出巨大的發展動能。
總書記在江澤民追悼大會上強調指出，江澤民「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財富，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無論從中國共產黨本身發展還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角度看，的確如此。如果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乎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那麼「三個代表」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江澤民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從全面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和如何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發，首次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提出：總結中國共產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鬥。人類又來到一個新的世紀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如何更好地做到這「三個代表」，是一個需要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課題。
近代以來，無論東西方，任何一個政治制度的核心在於「利益代表」。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而言，利益代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構成了任何一個執政黨合法性基礎的核心。蘇聯東歐共產主義之所以解體，是因為那裡的執政黨不能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走出了一條「第三條道路」，就是因為其把利益代表作為其政治制度的核心。
在漫長的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工農階級，依靠工農階級奪取政權。但在成為執政黨後，應該轉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為全體人民服務。在西方，「代表」僅僅存在於「選舉」領域，即人們選出自己的代表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利益。但「三個代表」的利益代表存在於經濟、文化和政治各個領域。這種表述表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現代性（modernity），與世界其他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是最追求現代性的政黨。「三個代表」思想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來說，「三個代表」思想無疑是執政黨政治理論的一大創新；而從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來看，「三個代表」思想解決了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問題，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確立怎樣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這是江澤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大貢獻。
今天的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站起來」，鄧小平時代的「富起來」，到現在走向了「強起來」的道路。但無論從中國本身的歷程還是世界歷史進程來看，這個過程實屬不易。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這一直是執政黨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不同代領導人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不同，但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與時俱進，生生不息，這是中國文明的最大特色。這個特色在當代中國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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