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對的危機，是社會分歧造成的不和與製造分裂的力量，有凌駕其內聚力的凝聚性之勢。
人既然是自私自利，那為什麼社會不僅可能，最後還變成事實？這是因為人有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在撇清所有人與人的利益關係之後，人與人之間仍有「交流的慾望」，這是一種原始和純粹的慾望。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說，人有走在一起的衝動(impulse to sociability in man)。透過聯繫，我們將孤孤單單(solitariness) 溶化為親密無間(togetherness)。齊美爾認為，社會將本來各自為政的個人團結起來，形成一個「高等群體」(higher unity)。
可是，人雖然有走在一起的衝動，但什麼人跟什麼人走在一起，走在一起之後又能否建構出共同的身份，卻沒有其必然性。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國際關係學者本德森(Benedict Anderson)便指出，所謂民族，其實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一種人為建構出來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construct)；而民族主義則是「虛構的政治團體意識」(fictional political group consciousness)。
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是社會中有成員無法或拒絕將中國想像為一個他們屬於的政治共同體。他們的「imagined community」反而是一個獨立、有自主權和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香港。這也許是痴心妄想、脫離現實的願望和行不通的計劃，但「港人自決」的呼聲其實自中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它是覺得被狠狠出賣過的人防衛機能的運作，也是一種從痛苦經歷中學到的反應(learned response)。
社會存在差異和分歧本屬正常，因為差異和分歧根本就是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齊美爾相信衝突非但無可避免，更可以發揮維 繫社會的功能，因為只有在衝突之中，我們才會聽到別人的聲音。美國的開國元勳潘恩（Thomas Paine）說，社會是由很多狹隘、互相排斥的利益組成（A society is composed of petty opposed interests.）。它能夠屹立不搖，受到社會分化和階級對立的衝擊而依然健在、正常運作，因為它的內聚力強過它的分裂力（Its cohesions are stronger than its divisions.）。
社會的內聚力從何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的英國 史學家卡納迪（David Cannadine，又譯坎納丁）在《未被分裂的過去》(The Undivided Past)指出，古往今來，把社會的成員拉攏起來、給予他們身份和認同的六大集體團結力量（collective solidarities）分別是宗教、國籍、階級、性別、種族和特定時期和地區的社會文明(civilization)。於是，社會的成員往往有多重身 份，如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種族身份(racial identity)和階級身份(class identity)等。卡納迪同時提醒我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宗教、國籍、階級、性別、種族和社會文明可以令人同心協力、同仇敵愾，也可以令人互相猜 疑，甚至互相殺戮。
《未被分裂的過去》的絃外之音，是九一一之後的世界變得太過敵我分明。他呼籲世人目光要遠大一點，不要老是只看到彼此的對立和分歧。他說，人會因一種同是人的情感而團結在一起（Men are united by a sense of common humanity）。
香港目前面對的危機，是社會分歧造成的不和與製造分裂的力量，有凌駕其內聚力的凝聚性之勢。這跟回歸之後香港去中國化的發展不無關係。對本德森一類學者來說，中國也許只是一個抽象社群的符號；但無可否認，無數人受到中國的召喚，將自己「想像」為中國的一員，共享中國裏相同的文明、文字語言、共通文化和繼往開來的歷史。
歷史上曾經出現和仍然存在的中華政治實體包括一九一一年之前由帝國統治的中國 （Middle Kingdom）、國民黨統治共和時期的中國(Republican China)、一九四九年以後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Socialist China)和一九四九年以後先後由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倘若香港人只懷念一八四二年以後由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或者渴望一九九七年脫離殖民統治的 香港有一日也可以脫離中國，那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凝聚力將沒有可能在這裏發揮影響力。■
《亞洲週刊》2014年12月21日 第28卷 50期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