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國安處7月3日宣佈，通緝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許智峯、羅冠聰；律師任建峰、商人袁弓夷，以及曾經發起眾籌推動外國政府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劉祖廸、郭鳳儀，以及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等八人。上述個案的內容，在各大媒體均已有詳細報導，在此不再重複；今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警方高調公佈通緝「賣國賣港八大寇」，到底有沒有實際意義呢？到底是一如某美國代理人媒體所指，只是單純一種用以令人噤聲的姿態，還是真的有其作用，可以真切起到維護國家安全的效果呢？
有法必執 有罪必究
首先，在法律後果方面，不少媒體在警方公佈通緝名單後都指出，通緝這八名疑犯及懸紅的目的，主要是針對這批人在港的黨羽，例如協助教唆他們潛逃、包庇、提供協助或匯款等行為的人士，公佈通緝令後，國安處在拘捕相關人士時便「出師有名」。那麼，除了法律後果之外，今次的通緝名單又是否有其他作用呢？我認為，警方今次的安排，不單「有用」，而且是「非常有用」，在此就讓我為大家分析幾點個人的觀察。
第一，有法必執，有罪必究。「賣國賣港八大寇」現身處境外，香港警察又不像美國般視國際法如無物，當然不會跨境執法；然而，公佈通緝名單事實上可以釋出一個重要信息：香港政府一定會承擔執行《港區國安法》的主體責任，即使現階段未能將通緝犯繩之以法，但國安處亦不會就此放棄，會繼續蒐集相關證據。這一點看似無關痛癢，實則非常重要。《港區國安法》不是一紙空文，任何人干犯相關罪行，終身究責，絕無例外。
八大寇是通緝犯 絕不是「英雄」
第二，將通緝犯「正名」。「賣國賣港八大寇」不是抗爭者，更加不是什麼英雄，國安處成功向裁判法院申請到通緝令，代表這班人往後的身份只有一個「逃犯」。「正名」是相當重要的，在社會教育上，將八大寇「正名」為「逃犯」，同時公佈這些人涉嫌干犯的罪行，可以令公眾知所行止；而對年輕人而言，「正名」亦可以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令到他們明白這批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是正義，而是邪惡，這在急需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推動國安教育。《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已經實施三年，至今共拘捕260人，當中有161人和5家公司已被檢控。事實已經證明，國安法只針對香港內非常少數的極端分子，對絕大部知法守法的香港市民而言，根本不構成任何影響；然而，由於國安法在香港始終都算是「新法」，相信仍然有不少市民對其存在誤解或不解，為讓香港市民自覺遵守國安法中的各項規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好好利用案例，為公眾解說。這裡所指的案例，不限於已由法庭裁決的案件，獲裁判法院簽發通緝令的個案，同樣可以用作國安教育的素材。
通緝令就是要令逃犯有壓力
第四，讓逃犯們感到壓力。「賣國賣港八大寇」之一的羅冠聰，在通緝令的相關消息公佈後，隨即在個人社交媒體表示，消息令人緊張，因自己再次「被中共盯上」，始終有無形壓力，會更慎重選擇出訪、外遊地點及保障個人私隱，強調不會自首，又呼籲警方公開相關證據雲雲。
羅冠聰今次說得非常好，通緝令就是要令八大寇有一定的壓力。當然，他呼籲警方公開證據的說法，亦盡顯其無賴及天真的一面；國安處向裁判法院申請通緝令，這是實質及認真的行為，絕不是「做做樣，走過場」，他朝一日若羅冠聰「良心發現」回港自首，警方手上的證據就要作呈堂之用，故此現階段當然不能公開。
最後，對於有聲音質疑，國安處懸紅通緝八大寇的做法，是否「擺姿態要人噤聲」或製造「白色恐怖」。對此，要分開兩個部分回應；第一，懸紅是警方緝拿罪犯常用的手法，常見用於嚴重罪行的疑犯身上；違反《港區國安法》是極之嚴重的罪行，部分情況下更可被判無期徒刑，在此前提下，提供高額懸紅讓警方有更大機會將這些人緝捕歸案，根本就是正常中的正常。
通緝令有實際效用 刻意淡化居心叵測
至於所謂「擺姿態要人噤聲」，這更是無中生有的指控。持這種論調的人，明顯只是想淡化通緝令的作用，蠱惑不知就裡的人繼續從事危害國安的行為。隨舉一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僱員斯諾登因在2013年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監聽項目機密而被美國政府通緝，縱使明知循正常途徑是沒可能將斯諾登拘捕，難得美國政府就會放棄通緝斯諾登嗎？若果不會，那麼質疑國安處今次做法的人，又會否同樣質疑美國政府持續通緝斯諾登是在「擺姿態要人噤聲」呢？不可能吧！
總括而言，國安處成功申請通緝令，除了是象徵意義外，亦有實際需要。今日向「賣國賣港八大寇」發出警示，他日就是將他們仍然留在香港的羽翼全部翦除，上演一齣真真正正的「蕩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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