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難民的不幸並非中國造成的，中國在這一問題上沒有道德義務。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國大規模接受中東難民，足以形成綿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禍患。對中東難民的審慎態度，並非出自盲目的排外，而是以血淋淋的歷史事實做依據的。
20世紀大規模引入難民引發的悲劇
從1947年第一次中東戰爭開始，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之默許下，大量巴勒斯坦難民不斷越過約旦河進入約旦境內，形成了難民聚居區。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約旦政府逐漸失去對這些難民區的控制力，國內相當多的城鎮被難民組織支配，1970年6月，巴勒斯坦難民武裝突然對約旦政府發動襲擊，約旦國王險遭刺殺並被迫反擊，國家陷入了內戰。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難民區依然是約旦國內最為頭疼的政治問題。
上世紀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難民不斷從巴勒斯坦和約旦（1970年約旦內戰）流入黎巴嫩，然而這些難民聚居區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亂不堪的聖戰組織發源地。當時的以色列情報部門這樣評價黎巴嫩境內穆斯林難民區境況，「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無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實的『法塔赫區』。」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無可忍，與巴勒斯坦難民組織發生衝突，內戰爆發。從此，繁榮富裕的黎巴嫩變成了人間煉獄。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下令准許阿富汗難民大規模入境，這也是80年代被國際社會廣為稱頌的善舉（就像2015年默克爾准許中東難民無限進入歐盟）。然而，十幾年後大量的聖戰組織在該國難民營中滋生，阿富汗難民聚集的巴基斯坦土地也逐漸成為動蕩的溫床。今天的巴基斯坦混亂如斯，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80年代的善舉。
2007年2月，時任巴基斯坦總統的穆沙拉夫曾宣稱，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難民。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的代表穆尼爾·阿拉姆(MunirAkram)在寫給聯合國安理會的信中則說：「難民營經常窩藏塔利班殘餘分子，使得這些殘餘分子能不斷從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省進入阿富汗製造恐怖事件。2006年從難民營進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發動的多次襲擊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這種情況不僅對國際反恐戰爭的推進十分不利，而且還嚴重威脅了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
大規模接納難民為何容易形成持久的政治災難？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在難民問題上，善意往往不得善果。接納巴勒斯坦難民的約旦、黎巴嫩兩國先後爆發了內戰，留下了至今難以彌合的巨大傷痕，並不斷折磨兩國；而相當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難民後代成為了聖戰組織的後備軍團，反過來撕咬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友邦，使其淪為多災多難的失敗國家。那麼，難民為何會恩將仇報？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從難民的政治性質談起——難民相比於原住民，是天生的無產者和破落戶，心理落差決定了難民作為一個群體，本質上是偏激的不穩定階層。
無論難民在自己的祖國生活如何，當他們拋棄自己的家產流亡到異國他鄉之後，大多都會淪為不折不扣的無產者。在接受國中，難民們身為法理上的一時過客，大多既談不上自己的產業和的歸宿，也沒有自己的事業與希望，甚至沒有自己的家庭，當短暫的感激一閃而過之後，這樣的群體很難不成為犯罪和激進政治的溫床。
這一點，哪怕是優雅的貴族群體變成難民也不會例外。法國大革命時，法國貴族大量流亡到萊茵地區的科布倫茨，大多淪為劫掠當地農民的土匪（牛津版《法國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蘇聯建立之初，無數俄國貴族逃亡到中國的上海、新疆和東北等地，這些絕望之人變得一貧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進政治組織的後備隊。
與約旦、黎巴嫩、香港（越南船民）的難民營一樣，歐洲的難民營大多都是強姦、賣淫、殺人、搶劫和販毒等犯罪活動的多發地。
因此，無論接受國如何款待難民，都不可能讓這些沒有希望和目標的群體在該國真正穩定下來，這是群體政治的本質決定的。即「失意者寧可追隨販賣希望的騙子，也不會效忠於施予救濟之人。」（《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
其次，難民一旦大規模入境，接納國就一定會面臨巨大的遣返難題。
根據過去的經驗，難民們一旦離開發生戰亂的故鄉，其家產很難在混亂中保住，即便戰後難民的祖國恢復秩序，其原有財產大多已被瓜分。因此，當難民返鄉之時，不但比流亡時更加貧窮，還很可能面臨一個更有敵意的生活環境。
實際上，多年來負責巴基斯坦阿富汗難民遣返工作的國際移民組織（IOM），對於這一點就深有體會。大多數阿富汗難民返回故鄉之後，其生活狀況遠比流亡期間惡劣，2017年3月，IOM駐阿富汗代表團發言人格雷頓（MatthewGraydon）就曾表示：「我們在邊界等待他們（被遣返的難民）到來，但（對於阿富汗難民來說）之後才是困難的開始。」
據2004年2月巴基斯坦聯邦人口普查組織的調查顯示，305萬難民中有近252萬人表示不願意返回阿富汗。造成這些難民不願回國的主要原因有：80％的人認為回國后將會失去經濟收入；60％的人表示回國后居無住所。
是以，對於大多數難民來說，遣返往往是一條比流亡更令人絕望的道路。接納國政府遣返這些一貧如洗之人，不僅僅面臨著道義和法律上的障礙，也往往容易激起民變甚至暴力抗爭。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多年來所在國政府無力遣返，其居住區也順理成章地變成了秩序的盲區。
最重要的是，難民的融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中東的穆斯林難民由於宗文化觀念與世俗國家迥異，讓其真正適應新的生活就顯得更加困難，這進一步加劇了難民的政治性質困境。
對於難民來說，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真正融入其中，不僅僅要熟悉當地的語言習慣，更要擁有穩定的收入、家庭和財產。無論是流亡中國的沙俄貴族，還是逃到香港的國民黨官員，以及居住在約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難民群體對當地的適應從來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即便同文同種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中東穆斯林難民的融合則會更加困難，或者說很可能就不存在。獨特的飲食禁忌（清真飲食）和宗教生活習慣（一天五次禮拜），使得穆斯林群體遠比其他族群更熱衷於聚居，並與其他群體隔膜甚深，這使得其很難與世俗國家實現有效融合。而這種融合對難民真正在接納國穩定下來是至關重要的。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千百年前開始散居在中國的穆斯林信徒，還是奧斯曼帝國遺留在歐洲巴爾幹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遺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強大異質文化的重重包圍下頑強的保持着對宗教的虔誠。而在法國、瑞典、英國，當地的穆斯林幾代人堅守着自己的宗教，他們不但能夠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還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德國總理默克爾2015年對難民的大規模引入，僅僅為德國人製造了一場長遠的災難。考慮到巴勒斯坦難民在約旦和黎巴嫩造成的災難，阿富汗難民給巴基斯坦構成的創傷，今天的德國難民問題僅僅只是一個開始，這種嚴重後果隨着時間的推移將不斷顯現，並逐漸加重（約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難民問題，大約都接受之後20多年激發內戰或者大規模動蕩）。
不過，如果回溯歷史，就會發現中東難民對歐洲的危害將遠不及於此。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由於皇帝瓦倫斯引入西哥特難民（公元376年）；中原帝王將匈奴、氐族難民安置在中原腹地，引發了五胡亂華；唐太宗將突厥難民遷入幽冀等地，成為安史之亂的禍根；而唐末朝廷遷移置慶州（今甘肅慶陽）地區、逃避吐蕃壓迫的難民——党項人，僅僅播下了日後河西動蕩（西夏獨立）的種子。
馬基雅維利說過，「盲目的慈悲是危險的，膚淺的愛足以滅國。」拒絕中東難民入境，從來不是冷血排外之人的夢中囈語，而是基於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尊重，越了解歷史，越認知事實，就越能夠預見到大規模引入中東難民可能引發的惡果。
因此，作為人類，我們不僅僅要追求美好，更要剋制危險的道德衝動，須知，很多真正的災難往往源於一個愚蠢的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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