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有根本性不同，但日本在應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出現了三個失誤，中國應該引以為鑒。
出爾反爾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扣動了中美貿易戰的扳機。儘管兩國還有約一個月的時間避免兩敗俱傷，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這開啟了一個以再平衡為借口的大國衝突時代。
回顧歷史會發現，現在的局勢與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時高度相像。特朗普在1980年代針對美日貿易摩擦發表的觀點，在他當選美國總統后依然不斷重複。他所倚重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曾在列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因和日本的貿易戰而成名，迫使日本全面妥協。
美國在兩個時代針對兩個東亞國家的貿易摩擦，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即捍衛美國霸權。1980年代，日本從貿易、金融、技術等方面趕超美國， 造成美國舉國出現反日情緒；現在，中國也在各方面追趕美國，並在美國形成了不理性的反華氛圍。2016年，特朗普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成功入主白宮。
兩次貿易摩擦的邏輯起點都是同樣的，「日本（中國）經濟崛起破壞美國霸權經濟基礎，是以美國衰落為代價的」。因此，擁有全球經濟主導權的美國將結構性問題歸結為貿易夥伴的貿易壁壘問題。美國拒絕在多邊框架內解決貿易失衡，而是採取雙邊摩擦以及利用自身優勢進行「貿易管理」，強迫對方擴大國內市場，降低貿易壁壘，甚至要求對方限制出口，而不是約束本國的消費，也不願直面本國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事實。
兩次貿易摩擦都發生於美國剛剛走出一場持續的經濟危機之時，分別為滯脹危機與次貸危機，往往這個時候需要產業升級與技術革命來驅動新一輪增長周期。根據美國的經驗，在兩個周期交替之時，低迷的經濟會導致企業無力投入研發，而且新技術在最初商業化階段可能持續虧損，政府扶持在產業變革與技術革命階段顯得異常重要。美國需要在這一階段打壓競爭對手，通過政治手段阻止對方技術升級，尤其是反對政府參與，防止出現挑戰美國的技術力量。
1985年，通過簽訂《市場指導型分領域協議》，美國強迫日本開放醫療器械、超級計算機等市場；1986年兩國簽署《日美半導體協定》，日本承諾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場接受外國造半導體，這被認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走向沒落的原因之一；1989年，美國對日本發起了三起「301調查」，分別是關於衛星政府採購、超級計算機政府採購以及木材產品的技術歧視性使用等，日本不得不放棄自主開發衛星的計劃，航天事業發展陷入停滯。
現在，美國以貿易失衡為由對華發動貿易戰。實際上首批500億美元加徵關稅商品清單全部對準《中國製造2025》領域的高科技產品，打壓中國產業升級與技術革命的目的明確。不過，美國主要擔憂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在軍事上的應用）影響美國國家安全，而人工智能主要依靠大數據與算法，因此，美國對中國在大數據方面的一些先天優勢並不能依靠貿易壁壘進行干預。
在兩個時代，美國都對本國自由貿易理念與盟國責任提出了質疑。特朗普在1980年代針對美日貿易摩擦的一次電視專訪中，明確認為日本在佔美國的便宜。作為企業家，他認為貿易應該對等，否定全球化下的分工體系。當時美國承擔保衛歐洲和日本的責任，還投入大量資金對抗蘇聯的威脅，美國人認為領導權的成本高於收益，日益崛起的日本、德國免費搭車，美國得不償失。只是後來蘇聯消失和新經濟革命淡化了美國的「受損論」。現在特朗普以行動代替抱怨，在貿易領域和安全費用問題上向盟國發難。
在兩個時代，日本與中國都對貿易摩擦做出戰略性反應。1987年，在美日貿易摩擦加重的背景下，日本在亞洲推銷「雁型發展結構」。1988年日本制定五年計劃，想通過對外投資、對外援助以及進口政策建立一個由日本領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將亞太地區統一到日本領導之下，建立一個足可以對抗美國的亞洲區域「堡壘」。日本輿論廣泛探討這一戰略，引起了美國的不安和破壞，這也是後來美國阻止亞洲地區各種經濟一體化方案的源頭。不過在1997年，在美國強勢美元政策影響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日本的雁型結構計劃失敗。現在，中國則推出了「一帶一路」，同樣引起美國不安。在此情況下，中國應該對「一帶一路」倡議保持低調，並推動中日韓的經濟一體化。
在兩個時代，美國認為日本與中國都存在嚴重的重商主義和行政干預，通過制定一項精明的國家戰略扶持本國產業與企業。但是，與中國相比，1980年代的日本市場更加封閉，在運用政府權力促進國際競爭優勢等方面更加熟練。與此同時，日本改革派想利用貿易摩擦形成的外部壓力推進國內改革，引入競爭機制。現在，中國改革也面臨巨大的利益阻礙，中美貿易摩擦也形成了某種倒逼機制。
雖然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參照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的成功打壓，來判斷中美貿易戰中的利弊得失，將大錯特錯，而如果執意擴大中美經濟戰的範圍和深度，將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首先，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大國。日本與美國則屬於「主僕關係」，或者是日本文化中的「親子」關係。日本的安全、外交由美國指導，日本政治上受美國意見影響很大。因此，當美國提出一系列擴大內需與開放市場要求時，日本通常都會被迫同意。中美之間不存在這種上下級關係，中國也不可能忽略本國利益而滿足美國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中國要求在相互尊重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不想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因此，美國最好不要以處理與日本貿易摩擦的經驗來對付中國。
其次，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存在激烈的產業競爭關係，而且美國商品與金融服務在日本的封閉市場中存在感很低。中國與日本恰恰相反，兩國經貿關係是互補性的，而且中國市場龐大。
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美國經濟更依賴於中國，而不是中國經濟更依賴於美國，後者也是特朗普謬誤想法的源頭。在過去的20多年，中國市場與中國製造幫助美國企業強化了自身的全球競爭力，並繼續維持美國科技與經濟的領先地位。
中國是美國一系列跨國公司最大海外市場，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場。波音、通用、微軟、高通、蘋果，以及好萊塢電影、星巴克咖啡等等，美國品牌在中國人生活中無處不在。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統計，美在華子公司2015年銷售3558.4億美元，中國在美子公司銷售220.88億美元。在跨國公司層面，美對中實現順差3337.52億美元。這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巨額營收和利潤幫助其提升了研發投入能力，維持全球競爭力。
與此同時，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絕大部分來自外資公司的加工貿易，其中美國企業委託加工佔多數。中國低成本、高效率的生產製造為美國企業、零售商帶來更多利潤。美國商品中國製造不僅強化了美國產品的全球競爭力，還為美國企業創造超高利潤，支持它們的研發投入水平，降低美國消費者支出。
貿易戰將會讓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賺取巨大收益以及中國代工節省成本的好處逐步喪失，進而會影響其營收與研發投入能力，從長期角度看，必定削弱其全球競爭力，給歐洲和日本等國企業以更多的機會，即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其三，1980年代並不存在全球化，日本處於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陣營之中，必須服從於美國的安排。現在中美同處於一個成熟的全球化分工網絡之中，這個網絡以比較優勢進行安排。如果強行將製造業搬遷回美國，美國人工成本等因素並不具有優勢。如果美國以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破壞全球供應鏈，美國受到的影響將會最大。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近日公布的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的製造業廠商與二分之一的服務業廠商指出，中美大打貿易戰相互徵收懲罰性關稅的結果，勢必逼得他們調高售價，製造業預估均價會調漲5.4％，服務業預期漲幅破7％。製造業與服務業都有近六成受訪者預期，中美關稅大戰恐導致供應鏈交貨延遲甚至中斷。如果貿易戰引發美國通脹並且不得不加速提高利率，美國金融市場將受到貿易戰與貨幣緊縮影響。
在未來一段時間，恰恰是全球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關鍵時刻，美國企業可能因市場削弱、成本上漲以及供應鏈動蕩而遭受衝擊。
日本在應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出現了三個失誤，中國應該引以為鑒。
首先，日本在貿易談判中不願意開放國內市場以免衝擊就業，採取了替代性的方式，同意金融自由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減少順差，自主消化過剩產能，避免向美國傾銷，並積极參与到國際多邊金融政策協調中去。金融自由化與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配合，製造了泡沫經濟。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還在努力避免開放對已有的結構和產業形成的衝擊，尤其是保護夕陽產業，全力避免失業率上升。日本政府、日本企業就像呵護孩子一樣，不願意員工就業受到衝擊，迴避國際競爭，排斥外來資本和商品。中國不應該重蹈日本的覆轍，應避免在貿易戰過程中，在槓桿率已經處於歷史高位的背景下，繼續依靠金融和財政政策刺激內需，而應擴大開放，引入競爭，實現市場優勝劣汰。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剛剛執行去槓桿政策，市場就做出激烈的反應，以金融危機、失業、社會動蕩等理由要求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次，日本在談判過程中存在兩個誤判。
第一，擠牙膏式的談判過程讓貿易摩擦長期化。日本總是迫於美國國內政治壓力，選擇在某個領域讓步，雙方簽訂協議後，美國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國人看來，日本人通過拖延的方式，花最長的時間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來，美國總是一項接一項提出新要求，這又強化了日本人被動擠牙膏的方式。
第二，日本沒有意識到，美國反對談判中的結果取向，即，日本認為美國是追求利益，只要增加進口美國產品減少順差就會讓美國國會滿意。事實上，美國更重視公平的規則、市場開放與透明度，並不單純是為了本國貿易利益，而是要求給予競爭機會平等。因此，中國應該在市場開放與規則建設方面逐漸並加速與國際接軌，這也是提高本國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必然要求。
其三，日本經濟轉型升級在19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強調技術創新與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並未重視分配，過度重視就業與等級制，逐步喪失活力。在1986年《廣場協議》簽署之後，日本企業廣泛而積極地參與到金融投機活動中去，影響了技術創新的投入。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企業出現很多「泡沫技術」，即只是給產品增加某些討人喜歡的特徵，而不是實際新功能的技術，這也是日本錯失信息產業革命的原因之一。中國當前的創新存在較大的「泡沫技術」而無原創性技術升級，比如以零售模式創新的小米製造，所謂的共享單車，等等。低門檻的「泡沫技術」商業傳奇往往錯誤地引導資源向所謂「模式創新」、「跨界」、「生態」等方向錯誤配置，而忽略了技術創新的重要性。
與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不同的是，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僅是國家競爭，也是雙方各自國內巨大失衡造成的必然產物。
兩國國內失衡造成了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失衡。現在，兩國經濟再平衡（貿易）以及兩國競爭（技術）關係增強，共存於同一個結構之中。兩國經濟再平衡需要兩國共同努力與配合，否則只會加速各自內部的失衡，兩國競爭則強調對立和衝突，因此，這個結構註定是不穩定的。突然爆發的貿易摩擦雖然有助於推動再平衡，但也會促進惡性競爭，即以破壞全球產業鏈與產業分工的方式，並會引起政治衝擊和全球化倒退。
美國治理國內失衡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這是因為，1975年後，美國進入了一個政治極化時代。民主黨（自由派）要求增加支出，共和黨（保守派）要求降低稅收，在其他問題上越來越接近的兩黨，稅收和支出問題成為最大的矛盾。一旦掌握了政權，共和黨如果減稅，其財政支出應該是降低，還是維持高水平？民主黨如果支持高水平的支出，它需要增加稅收還是降低稅收？這些問題在國會幹預下，產生一個規律性結果：既不能大幅增稅，也不能削減支出，這種極化政治製造了美國持續的財政失衡現象。到今年初，美國財政赤字高達21萬億美元，赤字惡化是美國貿易逆差持續上升的重要原因。
財政失衡是美國不可持續的危機，但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美國社會束手無策。就像福山所預言，除非美國陷入一種系統性危機，否則，美國很難出現兩黨達成共識，實現集體決策。2016年，美國人選擇了一個幾乎沒有黨派色彩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他試圖打破華盛頓的政治規則，解決美國面臨的困境。
在共和黨掌握參眾兩院的支持下，特朗普選擇了大規模減稅以刺激經濟，但他減少支出的做法受到阻力，甚至擴大了支出，同時美聯儲持續加息，這是危險的政策組合。雖然看上去，他試圖通過擴大出口以及增加本土製造業減少貿易逆差，以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以組合拳實現再平衡。
但是，由於中美經濟早已經形成難分彼此的「共同體」，迫於再平衡壓力與競爭關係，兩國若要實行「再分配」，會對兩國經濟結構產生嚴重衝擊，加劇各自國內的「失衡」，產生新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甚至是危機。這種危險的前景以及一個不可預測的總統，讓人擔心是否會形成惡性循環。
中美兩國之間應該以再平衡為主要目標，降低競爭的烈度，尤其是美國不能追求雙重目標。競爭以敵意為基礎，再平衡強調合作，兩個相互衝突的訴求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而會相互破壞。在再平衡方面，美國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將調整的成本轉移給其他國家，尤其是解決好政治極化的難題，減少財政赤字。中國則應該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建立基於公平規則基礎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也是以公平規則降低中美競爭衝突的必然之路。
與此同時，中國還要推動分配正義。過去的發展模式中，政府得到太多，而居民的分配差距又太大，泡沫化的住房價格又壓制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與生育意願，再加上即將降臨的人口老齡化，使得中國當前面臨日本1970年代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1980年代的經濟泡沫化以及現代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挑戰的集合。考慮到這些難題，美國人實際上集體非理性地誇大了中國的競爭力，忽略了中國面臨的困難。但是，中日在經濟崛起過程中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低估了自身的不足，高調製定在一些領域趕超美國的戰略，引起美國人警覺並團結一致應對威脅，這是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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