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到美國觀察中期選舉，感覺和兩年前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各界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隨便看一下媒體和出版業：拯救民主、民主已死嗎？民主如何死亡的？
發生如此明顯變化的根源自然是特朗普。這樣一個素質人品欠優、煽動仇恨和恐懼的民粹政治素人竟然能成為有着兩百多年民主歷史國家的總統！而且他上任以來攻擊媒體，把它們視作「人民公敵」，還蔑視法律，動輒就發推文對司法部發號稱令，甚至要求叫停針對他的調查。因為他，《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的作者認為美國已處於向威權國家演變的第一階段。
在剛剛結束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輸掉了掌控了八年的眾議院。面對這個結果，整個西方似乎鬆了一口氣，彷彿特朗普上台帶給它們民主制度的危機已經化解。正如即將出任眾議院議長的民主黨人佩洛西所表示：「明天美國將迎來嶄新的一天……選舉關乎恢復憲法對特朗普政府的制衡。」
然而，據我在美國的觀察，特朗普雖然輸了，但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事實上，特朗普上台、民粹主義崛起都只是表面現象，是這個制度失靈的果而不是因。假如這個體系運作良好，能夠積極回應民意，有效解決民眾急迫的難題，怎麼可能還會有今天？
西方民主制度系統性地出現問題是在冷戰之後。這和西方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失去了外部壓力而固步自封有關，但真正的內因則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現在回過頭來看，20世紀人類一共進行過兩次烏托邦試驗：
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絕對平等，即絕對公有制，結果失敗了。中國後來也將之拋棄，走向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從原理上講，人只有經濟上平等了，政治上也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論在現實中卻被撞了個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絕對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國1965年才真正實行，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早了13年；瑞士1971年才給女性以投票權，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早了七年。儘管時間不長，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這兩個烏托邦試驗有一個共性：都無視人與人的差異，但卻賦予他們同樣的權利。就如同規定馬雲必須和一個非經濟領域的普通人擁有同樣的經濟資源，非常荒謬。這個邏輯放到政治上也同樣如此。
任何權利都和責任相對應。但在一人一票時代，每一個人雖然有了相同的權利，但其責任卻並不對應。比如當一個人擁有決定一個國家政治命運的選票，他應該去關心和了解國內外政治，從而慎重投出這一票。但現實卻是，大量的選民根本無視這個責任。他們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國家整體，更不會關心國際問題和長遠問題。但他們就決定着誰來領導這個國家。
所以，出現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是政治權力臣服於大眾和資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
在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舉，必須擁有政治資金和選票，必須討好、迎合這兩大力量的需要，從而令民眾和資本擁有了壓服政治權力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左派上台往往就增加福利卻不敢增稅，右派上台常常減稅卻不敢減少福利，都是一味討好。國家長期以往自然債務累累，難以持續。
所以當問題即使已經出現，也不敢予以及時處理，非要等到成為全國性危機，紙里抱不住火。比如次貸危機很早就已被政府相關部門所覺察，但由於「不能讓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讓銀行破產」（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語），而人人無視。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只有全面危機來臨才能進行改革的原因。早在二十多年前，法國總統希拉克就想對法國進行改革，但遇到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最後不得不偃旗息鼓。
正是由於普通大眾一人一票決定誰是領導人，導致西方長期以來難以產生優秀的政治人物。他們常常做出十分錯誤且後果極為嚴重的決策。比如小布殊時代的反恐戰爭、法國薩科奇總統推翻卡扎菲釀成二戰以後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奧朗德突然決定對“伊斯蘭國“動武，引發連串恐怖襲擊、英國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議制的情況下非要舉辦脫歐公投，釀成難以挽回的後果、默克爾突然決定無限制無條件地接納難民，對國家未來造成巨大威脅……
此外，由於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慮任期之後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更由於政黨輪替，政策缺乏可持續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殊、奧巴馬和特朗普，三者是互相否定。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小布殊是共和黨，提議要搞重返月球計劃，任內也投入80多億美元，結果奧巴馬一上台就給廢除了。等到八年後特朗普上台，又重新恢復。這期間的時間浪費、人才浪費、資金浪費難以計數。
低效率除了受資本和大眾的影響，還與權力的制衡設計有關。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以及能源集團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在今天的美國，許多眾大決策都面臨類似的困境。
以上問題還僅限於單一民族國家，如果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則有更致命的挑戰：民主不能解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問題。
今天西方多個國家面臨國家解體的威脅：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北愛爾蘭和蘇格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法國的科西嘉、比利時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
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個災難往往是國家解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蘇丹都是如此。
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方面不但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助長了民族和國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決；二是不斷舉行的選舉一而再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這也是為什麼民主往往在少數單一民族國家更為穩定。
可以說，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實行西式民主，要麼國家已經解體，要麼正在解體。
西方民主制度這一內在性、致命性特點，使它的適用範圍大幅縮小。一個多民族國家實行民主，即使勉強維持統一，其治理的代價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讓步後也往往於事無補。
第三則是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西方民主制度正面臨覆滅的危險。這包括中產階級萎縮、種族危機。這個問題我談過多次，就不再贅言。
然而在這兩個危機的前提下，整個西方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並在英國脫歐、美國大選、意大利大選獲勝。民粹主義偏離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價值觀，採取排外、仇外、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措施。目前民粹主義在整個西方仍然處於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義通過民主全面獲勝，也就是民主終結之時。
西方民主因為無法解決問題才導致民粹民義崛起，同時由於制度設計問題，又給了民粹發展、壯大和掌握權力的通道。西方民主號稱言論自由，於是民粹主義的觀點和理念就可以暢所無阻地在全社會傳播，對現實不滿而又不真正關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眾很容易被俘虜，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他們獲得廣泛支持之後，又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選票贏得權力，統治國家。意大利、美國、巴西、墨西哥、菲律賓等都是如此。英國脫歐也是一例。
除了制度問題，西方民主還面臨著技術進步引發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即互聯網。當互聯網剛剛出現時，西方認為中國的制度將因面臨網絡的衝擊而崩潰。結果卻是中國日益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網絡時代有崩潰之虞。
一是互聯網大大減少了政治參與的成本。一個普通人可以因為個人特質而崛起成為國家領導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網絡崛起的政治素人。從現實看，越是極端越是激進，越容易在網絡上引起關注和共鳴，越能獲得支持者。這也是互聯網時代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技術原因。
二是互聯網時代一方面信息傳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閉：同一群體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動過濾。這自然令國家不同立場之間更加對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動，這強化了國家的分裂和對立。
三是互聯網大大減少了一個國家干涉另一個國家政治的成本。美國這麼強大和現代的國家，2016年的選舉就認為被俄羅斯所操縱。
當然，第三世界效仿西方制度的國家有的也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論為由斷網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最後要說的是，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美國的制度設計有先天不足。它過於強調製衡和分權，製造了國內政治對立和分裂，也極大地影響了效率。歐洲多是議會制國家，往往採取議行合一：行政權和立法權都歸於一個黨。
法國是半總統制，曾出現過兩次左右共治現象：既總統和國會分屬不同政黨。實踐表明，這必然帶來效率低下、國內政治的分裂和對立。於是法國進行了制度變革，總統選舉之後一個月就立即進行國會選舉，確保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控制在同一個政黨手中。
中國台灣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立法」機構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同時舉行，中期選舉只是地方縣市選舉而已。應該說這才是西方政治演變的趨勢——分權和制衡雖然很美好，但現實卻行不通。
然而美國則不然，依然沿襲兩百多年前的制度設計，特別是中期選舉，往往導致國會權力與行政權力對抗。如果說過去精英民主時代，在野黨都是忠誠的反對黨，不會為反對而反對，這個弊端還不明顯；但在大眾民主時代，兩黨日益對立，妥協極其困難。國內研究美國的學者刁大明幾個月前曾對我講：過去兩黨議員還能會後坐在一起輕鬆地喝個咖啡聊個天，現在絕無可能。
可以說，西方民主的先天設計缺陷和時代挑戰令其陷入當前無法解決的困境，歐洲和美國均不例外。而且這種困境還只是剛剛開始。特朗普的崛起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短期現象，他們極有可能成為西方民主的終結者。
應該說，西方制度模式在我們這一代人成為歷史日益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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