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臨走前大派「民主糖果」。事實上，英國殖民政府一百五十多年只送給香港四個字中的兩個：自由。香港成為華人社會享受最高度自由的地區。可它並沒有民主。
台灣島上李登輝努力推動民主化，一時之間，台灣反倒成為亞洲民主的領頭羊。
二十年多前，台灣作家龍應台寫了《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數落我們，認為新加坡是「大家長政府」，相信其論述在港台不乏諸多共鳴者。
港台為民主遊戲忙得團團轉，眾多政治人物天天落力表演，真正的政治工作卻歸零。
政治工作是處理和解決重大民生課題的前提，往往要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意志去幹。
今天香港青年動不動上街抗議、宣洩不滿，什麼法案、修例，都只是借題發揮的導火線，真正的內因是他們看不到明天。比如長期困擾香港人的住房問題。
這些問題無法單靠經濟手段來解決，需要通過政治決策來另闢蹊徑、尋求方案。好比台灣的統獨問題，同樣需要政治決策，「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只是權宜之計。
但是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下，政治往往無法保持穩定，甚至寸步難行。政治上的多元，往往等同於混亂。民主自由，更強化多元。若再缺乏法制，那麼社會大亂就無可避免。
政治上的問題解決不了，國家和地方的問題、民生的問題就只會積累成災。枱面上的領導成為眾矢之的。這是很多「民主社會」的真實寫實。
比如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政治決策，至今依然乏善可陳。因為歐洲各國各自面對本國民主的制約。甚至搞到一半，有人就去公投脫歐了。
在香港，住房問題是最嚴重的社會課題。對這個問題亡羊補牢需要「亂世用重典」，需要的不是一般官僚機制所能提供的政治解決方案。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經說，「治理國家不難，最困難是如何說服人民接受不討好，但是對國家長期有利的政策」。
這才是最大的政治！
民主需要討人歡心。誰不知道多分糖果、多給福利，自然會得民心、有民意。而真正的政治工作往往是吃力不討好。但要處理和解決重大或長期無法解決的民生課題，可能需要的恰恰是不討好的政治決策。
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同屬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城市。港英殖民政府150年沒做的，新加坡第一代政府僅用30年就基本做到了，那就是解決大眾住房問題。
新加坡早期土地徵用，有很多屬於濫用權力、劫民濟國的情況，不像現在徵用土地，有業主甚至提出高價賠償。然而當年，在為大眾謀福利、為國家長遠發展考慮的前提下，第一代領導人敢做敢為，很快完成了任務。
兩個同樣奉行自由市場的城市經濟體，在姓資姓社課題上，新加坡採用了社會主義模式來處理大眾住房問題。新加坡人超過80%住進了由政府建造的公共房屋——組屋。
香港則完全以資本主義模式發展房地產，結果是養肥了房地產發展商。香港今天的局面，難道不是在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城市，靠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房地產的必然結果嗎？
如果港府50年前就成立類似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HDB），今天李嘉誠的財富或許只剩幾成，但他還是會很有錢。但香港人的住房問題或許會像新加坡一樣，得到徹底解決。
如今，香港青年面對的最大困境，是他們永遠追不上房價。年輕人自覺沒希望、沒前途，那麼特首和港府就會成為出氣筒。
但香港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一個敢做敢為，甚至膽大妄為的強勢政治家，他必須以非一般的領導力，通過非一般的手段，改變一些現行制度（忘記50年不變吧）。這樣才能為香港青年創造美好的未來。
可是回歸22年來，正是香港的民主派讓特首成為最艱難的職務，政治工作無法施展，甚至民生工作也負重難行，真可謂常使英雄淚滿襟。
高明的政治，必須做到深謀遠慮、未雨綢繆。配合中國經濟崛起、市場開放，香港若能加強本身固有的優勢和基礎，依然可以有自己的發展空間。
香港不應該比新加坡差。東方之珠應該風采依然。
可是今天，香港政治紛亂，香港青年已淪為憤青，成為隨時可以被點燃的火藥桶，民主成了他們上街的理由，成為他們付諸暴力的擋箭牌。
這樣能解決問題嗎？如果給他們更多民主，能解決問題嗎？
港青動則示威、動則佔中、動則暴力衝擊警察、衝擊立法會，外資怎麼會願意留在香港？香港的經濟要怎樣保持競爭力？港青豈不是更沒前途？社會怎麼可能有和諧？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一句名言：「笨蛋，問題是經濟。」
這句話應該送給香港年青人。而要搞好香港經濟，關鍵在政治穩定，讓政府能夠正常施政。當然，香港的政治人物也要有擔當，要未雨綢繆，要敢於做出不受歡迎的政治決策。否則香港要怎麼走出困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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