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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所說的香港，是包括新界、九龍半島、香港島及約260個大大小小離岸的島嶼岩礁的。
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漢化的越人。從出土文物看，越、楚、漢文化在秦漢年代已在這個地區有所交流。唐朝曾在今日屯門設鎮駐軍，而宋朝曾在此建立最後帝都，這些都不說了。
香港最早的書院是鄧符協在錦田建的力瀛書院,，建於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設立的書院、書室計有40多所。這一點已很好的說明香港雖處於大陸的最南端，卻並非中華文化的化外之地。
單說香港島，那又是什麼狀況？穿鼻草約後，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義律率眾在1841年1月佔領香港島。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很生氣，他本來叫義律在舟山群島搶一個島，但義律卻自作主張拿了香港島，一個在巴麥尊眼中是「幾乎了無一屋的荒島」。這句話後來被不斷引用，但我們不要把這句話當真，這是一個英國人用來罵另一個英國人的氣話，並不是對事實的描述。
英人佔領香港島後，義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
為什麼要安民？因為當時香港島已經有5000至7000居民，並不是荒島。
另外一個常見的說法是香港在鴉片戰爭前只是個漁村。這說法也稍有誤導，因為不是只有一條村，而是有很多個村或定居點如石排灣、黃泥涌、鶴嘴、柴灣、大潭、田灣，灣仔、大潭篤、掃杆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不一定是漁村，更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點已經是有相當規模的，譬如在石挂灣即現在的香港仔一帶約有200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將該地改個他們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國傳教士發現赤柱有580居民，分本地﹝廣府﹞、客家、鶴佬﹝福佬、潮州﹞三系，另有商戶145家。
當時，香港島還有蜑家艇民。不過島上居民除有捕漁為業者外，很多是務農的，說不定還有植香樹及制香出口的手工業，更有已形成市集的鎮頭和貿易港口如赤柱、筲箕灣、石排灣。我們以前常以「開埠」來說殖民地的開始，這個說法是有點用了英國殖民者的眼光來看香港的，其實在鴉片戰爭前，香港已經是個中式的埠。這包括水域裡的海盜。
當時一些在赤柱、石排灣、鴨利洲、銅鑼灣等地的廟宇，都藏有18世紀的鐘鼎，顯示它們的成立已有一段日子。
1838年，在離島大嶼山的大澳有119家商戶捐款重修天后廟，1841年又有98家捐助洪勝廟。可見離島在鴉片戰爭前也不是化外之地。
更有英人在1841年4月記載說，他們在石排灣發現一家學校，讓他們想起老家的村校。稍後的記載說該校校長除留了辮子外，神態舉止都像英國學校的校長。原來香港島在英國人來到前也有書室。其實，1841年香港島已有9間私塾。
從本文的主旨而言，我這裡想建立的是香港包括香港島在成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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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律的檄文很有預言意義，他說島上居民及華人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除了一條：不准使用酷刑。
另外，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
不久後，因為英廷包括維多利亞女皇的不滿，義律被調走，但他的想法雖然沒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香港的現實。這裡必須說明一下英國式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就是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納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在印度用的是所謂間接統治，而英人從18世紀中開始控制印度卻要到19世紀中以後才承認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亞，英國殖民者把一塊超過250個部族的土地劃為一個殖民地。在西非的加納，當地的阿山提王朝已不是我們一般想象中的部落社會，而是接近當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組織，故此當英人入侵時，有組織的反抗也特別激烈，後來英國人不只把阿山提王朝巔覆掉，並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華比美同期歐洲城市的庫麻西城整個毀滅。
不過，對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爾太、賽普路斯、海峽定居點﹝檳城、馬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有的也是做貿易轉口的自由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或掠奪資源，本身既不是重點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產地，或英國工業制成品的消費終站。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而它的同化–英化當地人–的意願，不如法國式甚至荷蘭式殖民主義強。故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多文化主義局面。
當然，這些港口殖民地後來的發展並不相同，譬如賽普路斯至今還有龐大的英軍基地，而且在二戰後受英國人的蓄意挑撥而出現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沖突。故此，這裡不存在替英國殖民主義說好話的問題，而是想如實理解一些歷史。
英廷在香港用總督制，如同在牙買加、毛裡求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修改了義律的完全依中國法律來管治在港華人居民的承諾，認為如果在港華人不遵從英國法律，香港便無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後香港以英國法律治理，卻同時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檢察長休姆說，香港華人最大的特權是公平享受英國法律。這是香港式法治的開始。
其實並不是完全公平，華人判刑一般比歐人重，另外打藤體罰的笞刑一般也只及華人。
不過，相對於當時的中國，香港的法治還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外國的名臣如劉錫鴻、張德彝、郭嵩燾都到過香港，見証殖民地法治，並特別贊揚香港的監獄–不用說，以今天的眼光，當時的法治、當時的監獄，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維斯說，殖民地靠著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跡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他這話將逐漸應驗，尤其到了20世紀。
法治的自由港，這個傳統可以說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一個早期定下來的政策影響深遠，就是華人可以自由的進出香港與大陸，不管他是否香港原居民。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漲潮退潮–多少大陸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離香港–拉上關系。
至於華人的社會，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單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反而搞了點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南區不准華人進住，並在1888年訂出歐人住區保護法和1910年的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著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而後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游等福利，加上部份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見步行步的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而不會在政策上一成不變。
殖民地在1871年立法除賭馬外禁賭，但並不太有效。
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制，從19世紀80年代拉扯到1929年才立法，並要到1950年代才能有效杜絕妹仔買賣。
殖民地為了管治也曾訂立一些違反英國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擔保，集會要取得政府許可，後來更有政策限制工會活動。
不過總的來說殖民地沒有使勁改造華人社會，故此鄉規民約仍被遵從，如至今特區的鄉鎮，原居民土地仍然是傳子不傳女，豁免於其它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大陸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則要到1971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涉入辦西式學堂，如從馬六甲搬來香港的英華書院，從廣州來的摩裡臣書院，及聖保祿書院、聖保羅書院、聖約瑟書院、嘉諾撒聖心書院、拔萃女校、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等，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同時，殖民地政府在1847年已開始選擇性的資助一些本地華人學校，另外華人私校也迅速發展，到20世紀初有300多家私校。中國語文教育在香港並沒有中斷過。
在19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13種語文的刊物，包括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
這裡要說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後，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一個亞系統嶺南或廣東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式殖民地文化。當然還小規模出現過其它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1920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中國國學。
當時的中國大陸，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傳統、引進西學–部份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等多次罷工事件。這時候殖民地政府卻想與前代的遺老遺少，連手反對白話文，並提倡振興國粹、整理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魯迅1927在香港島的青年會的一次演講及其後在一篇《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裡都對此加以諷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國老調子。
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陳特說：「五四運動從沒有到過廣東，尤其香港」。
自從1920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至小說都少有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1929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
現居香港的大陸學者黃子平做過總結：香港的「文言寫作未如內地一般受到新文藝毀滅性打擊」。黃子平並指出：香港文人的舊體文藝唱和之風延續到1950年代以後。
香港大學中文系創辦之初，也是請前朝太史秀才講經，要到1935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等南來掌系後才有所改變。
我年輕時看香港的武俠小說或楊天成的色情小說，學到很多成語及文言文風，另外也能毫無障礙、很過癮的看高雄﹝三蘇﹞的「三及第」都市小說及趣怪評論。三及第者，文言、白話、廣東方言撈埋一碟之謂也。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書面語的寫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跡仍明顯多過同代大陸人的寫作。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這裡想突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及1949年前後由國家帶動的大力清洗。
後來因為市場的驅動、英語教育的普及、社會的勢利及年輕人旨趣的轉變，加上一直要到1973年中文才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中國傳統文化出現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
在此期間，一個新生品種還是無可阻擋的在香港茁壯生長，就是包括民族主義等西方文化在內的民國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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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簡單的談一下曾經參與共構當代中國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會問：香港有思想嗎？下文是一種解答。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跡就不用說了。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至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香港大學。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
1925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匯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GCD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GCD員只有10名及青年團員30名。
全港725000人口中，約有250000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16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佣也參加罷工，以至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取走糞便。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它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裡程碑，但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19世紀中至1925年前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到40年代，中國出現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既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但當年也有思想家向往蘇式計劃經濟。他們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沒有機會去走的一條路。
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1947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份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1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短暫受到禮遇，被譽為共和國的催生者，賦予新生的共和國很大的正當性。
但是也有第三勢力的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在50年代初辦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58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GCD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維持到今天。
49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在大陸都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觀所遮蔽，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殖民地，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象著挽狂瀾於既倒。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韜模式一再重現：不容於大陸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大陸。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從王韜模式到省港大罷工，我們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現代化及國族訴求之外還有兩條常被忽略的脈絡，一是響應世界潮流如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二是針對本土狀況的改良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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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頭一百年，香港是廣東人的城市。但是在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沒有太大動蕩的情況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大陸與香港之間，廣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後，早年人口增長不算快，1847年才23000多人。1854年太平天國逼近廣州，香港人口才跳躍，到1860年為90000人，1856年九龍半島被英國人佔據後納入了當地的120000人，而到了1901年連新界在內人口才只有281000人。
不過從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000，大概是跟那20年間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一再出現不穩定局面有關。
當時廣東以外地區的華人似還沒有考慮大規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個數據，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實行入境管制，各國人士都要有簽証才能入境，但是華人依然可以免簽自由進出香港與大陸。
到1937年，香港已是個一百萬人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19世紀起步，到1930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土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出口至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
就在這時候，1937年，大陸出現了比前30年更大的動蕩，就是抗日戰爭爆發，廣東地區淪陷，由1937年至1941年四年間，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萬人。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國范圍內大增。作家薩空了寫道：上海人到港十幾萬。
香港第一次有這麼多廣東以外的「外省人」。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裡，徐太太對住在上海租界孤島的白家所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當時在香港的作家穆時英宣稱，香港是「全國惟一的、最安全的現代城市」。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香港，應是與上海孤島、大後方的重慶、昆明、淪陷區的北平和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同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級的文化中心城市，雖然在37年前它已經跟廣州一起是廣東文化的兩大中心。
薩空了甚至說：「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他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這個文化中心，應更較上海為輝煌，因為它將是上海舊有文化和華南文化的合流，兩種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會濺出奇異的浪花」。
可惜這次合流的時間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們會談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異的文化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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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國人佔領。1841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港島，1856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九龍半島，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離島但用了10個月才佔領。1941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佔香港，到1945年英國人可以說又是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體一般稱日治的結束為香港的「重光」，這真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恭維，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殖民者比日本軍國主義者好。
不過那時候差一點香港就已經回歸中國了–這點對香港之後的幾十年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1941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曾取得英國丘吉爾首相的同意，戰後將香港交還給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斗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是丘吉爾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丘吉爾為此鬧得不愉快。開羅會議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定論，但中英雙方的意圖卻明確了。後來丘吉爾還說了重話：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得在我的尸體上踩過去。
日本宣布投降後，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很自覺，立即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也在日本投降當日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即中國戰區的日方，要向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投降。
當時，蔣介石裝備精良的新一軍，及第二方面軍的第13軍，也到了廣東的寶安縣﹝現深圳市﹞。如果國軍比英軍更早登陸香港島，歷史大概要改寫。
可是，最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羅斯福總統已去世，杜魯門總統改為支持英軍佔領香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還告訴蔣介石，英軍是不惜一戰的。蔣介石終於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為是形勢比人強，而他要顧慮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東北被蘇聯軍隊所佔領這種影響中國大局的事。
那個時候，中國GCD是什麼態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GCD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遞解出境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太平洋戰爭期間，GCD的東江縱隊曾英勇抗日，在戰爭結束那刻，應是日方之外在香港及東江地區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不過當時GCD尚未成為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夾在英軍與國軍之間，中共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還是要再交出去。當時，中共選擇了跟英方談判。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這等於說接受英國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這個默契後，毛澤東1946年在延安對英國記者說中共現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48年中共在大陸已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可以看到，中共這個決定，的確並不是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才訂下的。
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
在49年至51年，中共領導人還要多次向港共人員解釋為什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戰略想法，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
英國在二戰後的國策仍是很堅定的要重佔殖民地，蔣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而中共則沒有急著要消除殖民地，這才成就了45年至97年的香港，真正體現了長期居港的新聞工作者理察?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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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說1941年香港人口已到了160萬，但經過了三年另八個月的日治，到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萬人。
不過，下一個人口的漲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進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過220萬人，光是49年就來了超過80萬人。
這是個事實：歷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而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故此，說法治、自由、安定、繁榮為香港人主觀上最核心的傳統價值是可以成立的。
這一輪移民潮的另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大陸政權的易手，或者說白一點是為了逃GCD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為了避共逃到香港來，49年之前的土改還不見得太多地主富農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故此較接近同期遷台灣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因為大陸人大量涌至，殖民地政府放棄了實行超過一百年的政策，即華人不管是大陸人還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與大陸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設立了邊界，沒有合法簽証的大陸人不得進入香港。
不過殖民地還留了一條，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陸人，只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過關。因此，很多大陸人偷渡來港，有些冒險從廣東游泳到香港。
62年大陸三年災害後期，大批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陸人，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涌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著干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這個心態不到20年後已經改變。大陸文革結束後，在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萬大陸人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80年取消抵壘政策，以後不管他們到了香港的甚麼地方都將是即捕即解回大陸。
自此在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陸來客再不是難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給了大陸來的新移民一個別稱叫阿燦–阿燦是當時一出收視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裡，一名行為好笑的大陸客的名字。
這時期香港人口500多萬，居民的分別心和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別於大陸人及其它地方的人。下文會再談到這點。
在70年代末有一個移民群體，在香港的論述中常被忽略。他們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紐的華僑，50年代為了愛國回了中國參加建設或求學，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容許他們帶著家人離開中國，先到香港，等待簽証，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部份發覺原居國家不讓他們回去，惟有在香港定居。他們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只好屈就，進入工廠，擔任技工或中層管理，充實了香港工業的技術含量。到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有一部份憑多年在大陸建立的關系，轉營中國貿易。這個群體對香港8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過，我們比較多談到49年前後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較少突出62年難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體對香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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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49年後香港文化和社會心態的新發展前，我想先簡單的說一下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這是時運，也是因為它所佔的微妙位置，讓它竟能在冷戰期間左右逢源。
二戰結束，香港與英國一樣，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由布雷頓森林協議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復的是中介中國與世界貿易的轉口港角色。
但朝鮮戰爭爆發，冷戰加劇，中國遭禁運，香港轉口貿易亦受沖擊。幸好，二戰後制造業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剛好開動，香港得以分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出來的部份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因為當時香港有的是廉價勞工，幾年間的人口暴升成了優勢。
這裡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全世界擁有豐富廉價勞工資源的發展中地區很多，但大多數地區並沒有擠上頭班車，只有極少數地區能靠著這個二戰後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價制成品出口而脫貧。這裡面原因太復雜，我想說的是香港雖然碰上這個機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當時全球分工和世界貿易的規模遠沒有現在大，僧多粥少，訂單很可能過門而不入，誰都不會無故施舍給香港人。這時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緊了現在看起來是當時惟一能讓這樣的地方在一代內集體脫貧的機會。
香港不像其它一些未發展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採，，也不能依賴農作物的種植出口業，只能靠勞動密集而且帶競爭性的小制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扶助工業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而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開工搵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二戰前的工商業基礎、華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工夫、移民資本家的資金，在艱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can-do﹝搞掂﹞精神大概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同時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及澳門的一些走私客，將禁運物資偷運回大陸，參與走私者除了現在知名的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49年前後為了避共剛從大陸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香港在冷戰期間，雖然總的來說站在美國為首的一方，不過，隔在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方面並沒有因此懲罰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應日常必需品，而且價格相對於其它進口貨是低廉的。如果沒有大陸的低廉食品和後來的飲用水供應，香港是無以為繼的。就算在內地最困難和動亂的時期中國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對香港的工作，在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的領導下，一路以來都很務實，不單不嘗試收回香港，還盡量不生事或替殖民地政府添亂，並以福利主義的工會舒緩工人的階級訴求，甚至中共在港的宣傳口，宣傳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愛國，而不是反殖或階級斗爭，好讓香港自尋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致富之路–在讓香港先富起來這一點上，當時的大陸只能幫上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這都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大背景，雖然香港人太習以為常反而往往遺忘了。設想如果大陸對港政策是由四人幫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導，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算在回歸後，67年的社會騷動，即香港左派所說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該受肯定的。騷動雖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民怨，但為什麼之前及之後的這麼多次重大工潮，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級，而只有在67年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作誓不兩立的對抗？因為那是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層受文革鼓動，在港領導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中央文革小組暫奪了周、陳、廖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用長期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中共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面的事，香港左派實在不宜用前者來替67年的極端路線開脫。
現在大陸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他們因此也會試圖肯定67年的「反英抗暴」。不過，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老一代GCD人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的長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49年至回歸前對殖民地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就不能同時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這個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的是要維系大多數港人–本來部份港人是避共而來，恐共之心可以理解，不過仍要努力爭取大部份人，因為從大陸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系祖國的，至少是心系在大陸的家鄉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面事件抵消掉，導至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及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尸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加上67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份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歷史轉折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97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漸靠近內地，八十年代末又來一次慘案，硬生生把港人推開。可以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希望中央政府今後不再做損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在這個背景下–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與92年前的中國之間–我們可以體諒到，跟心系祖國的上一代不一樣，在49年後出生、成長於50至80年代的香港年輕人，除了少數外，為什麼往往不那麼認同大陸–不見得是積極反對，更多是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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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後，各省來香港的人多了，由山東威海的警察到跑單幫的台灣客，在本地廣東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為矚目。
當然，香港人所說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據1950年上海本身的人口調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蘇人，26%是浙江人，還有各省的人，包括廣東人。
廣義的上海人讓香港的文化氛圍產生變化。他們私下可能操各種方言，但他們的文化產品是用國語的–國語顧名思義在民國時期已經是全國的普通話，而上海在49年前是民國的、國族的、國語的文化生產的獨大中心。
一時間國語文化在香港所佔的份額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國語電影及國語「時代曲」甚至在勢頭上蓋過本地的粵語電影、粵語流行曲，雖然在人口數上操粵語者佔絕大多數。在70年代前，台灣的書和國語電影在香港亦甚受歡迎，甚至從台灣輸入的新國語歌也曾風行一時。大陸普通話電影由劉三姐到大鬧天宮動畫到樣板戲，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線上映。至於左派人士及曾在培僑、香島、漢華、勞工子弟等左派學校受教育的年輕人，大概也更會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間的大陸流行文藝。
就是說，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過二十多年的國語文化流行期。
49年後第一波香港原創文化的異彩，往往也是用國語的。
當時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統稱南來文人，他們有滿肚子的話要說的同時也為了謀生而變得多產，報刊評論、武俠小說、歷史小說以至實驗小說都看到他們的筆跡。香港報章副刊具有特色的專欄–每日更新的方塊短文–熱鬧非凡，南來文人與本土文人各領風騷。
我們從報刊出版可以看到當年的盛況。
香港左派承辦了搬到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還創辦了新晚報、正午報，走大眾路線的香港商報，為統戰而辦的晶報，還有外圍友軍的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等。為了吸引讀者，多份左報都設有馬經版。
國民黨也辦了香港時報。
另外，本土的中文報章–有不少當年報頭挂中華民國年號–還有星島日晚報、華僑日晚報、工商時報晚報、成報、紅綠日報、新生晚報、真報、新報、天天日報、快報等等，以至著名的明報、東方日報、信報。
當時還有每天出版的娛樂新聞報、連環圖報、馬經報和情色報。在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報和4家英文報。
左派還辦文化刊物，如文藝世紀、文藝伴侶、海洋文藝、海光文藝、青年樂園、小朋友。另有各種圖書出版社包括商務三聯中華。
美國政府也通過在港的美國新聞處、亞洲基金會等渠道洒美元營造軟實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亞洲畫報、人人文學、祖國、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聯出版社等。
另外民間也辦文化雜志，當然更多是通俗雜志–文藝新潮、詩朵、熱風、當代文藝、西點、伴侶、星島周報、良友、青年知識、家庭生活、婦女與家庭、無線電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創世紀、大人、大成、南國電影、娛樂畫報、銀色畫報、香港影畫、藍皮書、香港青年周報、明報周刊等，及明報月刊、展望、盤古、萬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這只數到60年代。在1979年，香港有近300種刊物。
我這裡不厭其煩的寫了一堆當年的報刊名，是想說明香港在70年代前書報刊出版業的蓬勃及其光譜之寬，可以說是百花齊放。這些都是以後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資源。
這裡補談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上文說到魯迅在1927年來港演講，共作了兩講，當時在場有一名香港教師叫劉隨，本身也是詩人兼書法家，把演講筆錄下來，留存至今。五十四年後，即1981年，劉隨寫了一篇演講回憶錄，裡面說到文化沙漠：「我們曾向魯迅談及香港這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並且還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
可見沙漠一說，在1927年已出現，是那個時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魯迅雖然對香港殖民地的印象並不佳，可是他在當年已對文化沙漠這說法不以為然。不過，正如說香港開埠前是個荒島、是條漁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調子事隔多年後還是會煞有介事的被一再覆述，反映著說話者對香港的認知，其中說這話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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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歡迎，都已不是限於此時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戰後美國流行文化更見強勢。對當時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過一點英語教育的年輕人來說，向時尚的英美文化傾斜也是可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個在香港有象徵意義的英美文化事件，我會挑1964年，英國披頭四樂隊第一次出國在美國表演後途經香港演出一場，把藉藉無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時尚文化地圖上。當時真的在現場看過演出的人不會很多，而且一大部份是駐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過卻引起華人衛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視之為洪水猛獸，中文商業電台甚至禁播披頭四歌曲。誰知一發不可收拾，本土年輕人紛組樂隊，唱搖滾民謠，男孩甚至留「長發」蓋著半邊耳朵，這樣一來，離穿迷你裙、牛仔褲的日子也不遠了。這事件突顯了香港兩代之間的代溝，文化話語權世代之爭的揭幕，年輕人不要土氣要洋氣，而香港開始自命是可以跟上英美時尚的城市。
誰是這些新一代，為什麼聲浪這麼大？他們是二戰後特別是49年後在香港出生或稚齡來港的一代。因為當時人口膨脹，所以實質新生人數也特別多，這個現象由1945年一直維持到60年代後期，以20年一算的話，是香港人數最多的一個團塊，所以叫嬰兒潮。
到1960年代末，超過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歲以下的。到19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佔總人口六成以上。
因為人多勢眾，他們的文化取向，就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的移動。
首先，他們生長於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大陸情懷，而且他們長於楚河漢界的冷戰年代，也即大陸令人不安、運動不綴的50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數外，大多對大陸不但沒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負面印象。
第二，他們長大的年代，香港漸漸富起來，財富水平與大陸越拉越開。
第三，富起來的香港讓他們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第四、67年的左派騷動引起社會動蕩，不得人心，驅使大多數港人接受當時惟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正當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67年騷動後也更加重視親民，並開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經過71年至82年的11年麥理浩總督的勵精圖治後，香港幾可說脫胎換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份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第七，連嬰兒潮一代的父母輩的心態也改變了。香港從一個過客、僑居者、移民為主的城市，變成一個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無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嬰兒潮一代普遍受過英語訓練，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60、70年代的新英美文化。那時候，可以說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種英美新文化。故此，因為冷戰宣傳、英語教育、財富水平、消費習慣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們跟同代大陸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差異很大。
第九、他們開始出國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紐等英語發達國家留學，但大部份去不成，去了畢業後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後往往是回流，發覺香港反而是個可以給他們有機會發揮的地方。
第十、沒錯，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大陸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以為是大陸人，故此也不自稱中國人。沒選擇下，他們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這是「香港人」的出現，不是很遙遠的事。
「香港人」是被發明出來的、被想象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對港政策敏銳的反映了新現實，不是宗主國派總督來直接統治香港，而是用一種創新型的間接統治，即回歸中國後一國兩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舉一個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覺意識濫觴的象徵事件，我會選在1967年騷動期間的9月創刊的《香港青年周報》。創辦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個前衛作家，當時還是個青年，卻已創辦過好幾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識也不是嬰兒潮的專利，每個大潮之前總是有先行的弄潮兒﹞，他在創刊號明言：「我和盧昭靈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而出版《香港青年周報》的：為什麼是中國學生，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麼？」香港成了主體。
大致來說，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方面卻同時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說的本土化。他們對中國的興趣較弱，但他們的香港意識更強，因為香港是他們惟一理解、也是惟一無條件接受他們居留的生存空間。他們別無選擇。
經過50至70年代的醞釀發酵，80、90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識、香港認同最旺盛的年代。
不過也在此同時，這種心態開始受到新挑戰。
因為97回歸問題，在80、90年代香港出現幾十萬人的離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嬰兒潮中產者，他們為了政治保險加上子女教育、清新空氣、居住空間等自選的理由，帶著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去加澳紐。他們之中，有些為了事業不斷往返香港與移民地，如空中飛人。回歸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份港人的眼界，而總的來說並沒有減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在97前至今天，部份移民加澳紐者回流到香港或大陸發展。但不管在大陸哪裡，香港人都會被認出是香港人，可見港人與大陸人有差異，偶然他們會被誤認為是台灣人或新加坡人，不過他們會立即矯正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過總的來說，大陸的改革開放及回歸的安排，開始逆轉150年以來邊界由鬆到緊的總趨勢–由49年以前的鬆，到50年代後的緊，到80年代的極緊，到回歸後緊中帶選擇性的鬆，到今後慢慢往鬆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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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佔人口百分九十五以上，而其中廣東人又佔絕大多數，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皆必須學會說流利粵語。除英語系的文化外，其它少數民族的文化在香港是存在卻不在主流社會的視野裡的。這個粵語族群的獨大性有兩個效果：一、大部份港人對族群問題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興趣，不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台灣；二、獲大多數人認同的本土文化主體性較容易冒現。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這裡做個小總結，就是到了1950年代，香港至少已並存著八個可識辨的文化系統或亞系統，是一個多文化而不是單文化的局面，也可說都是當時香港的本土文化資源：
一、中國傳統文化。
二、廣東地方傳統文化。
三、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
四、民國新文化，包括各種已經由中國人過濾後的現代性思想，以及民國時期國民的新生活形態、新價值觀和新文藝，不過在49年後的香港，豐盛的民國新文化往往被偏頗的體會成上海都會摩登文化。
五、中共的黨國文化，當時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觸不多。回歸後這方面的認知會加深。
六、英國殖民地文化，特別是在體制、法律、精英的心態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向英語系國家傾斜，二戰後以美國馬首是瞻，意識形態跟隨美英主流，消費和流行文化方面後來旁及法意德日等發達國家。另外還有南洋、南亞(包括尼泊爾)、俄羅斯等少數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變身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節點，許多精英份子成了企業管理人，並接受了列根戴卓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加上國際化的消費及大都會生活方法，在許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識中，香港的資本主義性格、企業性格、國際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雜種的本土文化。這已超過了上述文化的多元並列或淺度觀摩交流，而是帶著創造性毀滅的、混血的、自主創新的新品種、新傳承。雜種本土化是以香港為主體，把上述七個系統的文化拿來揉雜的一個創新生產過程。
60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個文化系統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們招手。他們文化的胃口已經很混雜，只差一個可依傍的主體性。他們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費上要與歐美新潮同步，然後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費者，更想成為生產者，於是自己動手動腦，那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為土法煉鋼般加入了本土元素，一個雜種的本土產品就出現了，就算一時間不能登大雅之堂，卻引起心態相近的年輕人的競相加入生產行列，強化了本土特色，持續發展下竟形成市場，並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應，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認同，本身成為一支可識辨的、有主體性的雜種本土文化系統，被稱為港式、港味、港產，或直稱為香港文化。
這一波的在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粵語。
所謂港式粵語，口語包括港腔廣府方言，新的俚語流行語，以及夾在粵語句法裡的英語單詞斷句。書面語則由舊三及第﹝白話文、文言文、粵語方言﹞轉向新三及第﹝仍帶文言風的白話文為主構，加上粵語詞句，偶然出現英文﹞。
49年後香港在英美文化與國語文化的沖擊下，粵語的文化產業一度頗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出粵語片，72年完全停拍，73年也只有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是粵語的，誰知道該片成為票房冠軍，粵語片一下子復活，港產片在原產地香港從此是說粵語的。
類似情況發生在流行樂壇，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國語歌壓倒粵語歌，但到70年代幾年間港式粵語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產國語歌，並在流行程度上遠超過英美流行曲。電視方面，60年代有中文電視之初，港人愛看配了粵語的美日影集，70年代初還看台灣進口的古裝連續劇，但到76年後，中文台黃金時段大都是粵語的港產節目，特別是粵語連續劇。
80年代的粵語流行曲很能說明情況。當時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編的是居港的外籍編曲家，樂手混音師是菲律賓音樂人，中文歌詞的填詞者故然是香港華人，但他們除部份作品純以方言俚語入詞外，更多是用較雅的三及第書面語填詞，而歌手以華人佔多數，其中不少是從唱英文歌、國語歌轉到唱粵語歌的。這是典型的雜種本土產品，多方挪用混合，卻有很強的主體性，成就了本土的文化身份。現在世人一般所說的香港文化，可說是這一輪雜種本土化的結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進口強勢文化的消費地，但光是消費是建立不了自己鮮明的特色文化的，一個消費城市要跨越成為創新型生產﹝不是加工﹞城市，它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個後發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創新型文化產業，就免不了一場雜種化加上本土化的過程，或叫自主創新。
香港的雜種本土化由來已久，見諸大排檔奶茶和30年代的西裝粵劇。49年後，香港也是國際和國語文化的消費城市，然後才出現本土化或應該說是再度本土化的現象。因為有了嬰兒潮這股本土生力大軍，這次再度本土化大潮規模比以前任何階段更大。
無可避免的是，後發大城市的再度本土化，一定是要混雜多方文化的，故稱之為雜種，意思是這些新本土品種是不能還原為源頭的「純種」的，還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損，也是這個新文化品種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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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安排，決定性的影響了近20多年的香港發展，而回歸前後的情況，本書另有多篇文章談到，大家也比較熟悉，這裡不談了。
只說一點文化狀況。
由嬰兒潮到今天，香港又多了兩代土生土長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土性更強，更認同香港，更有當家作主的意願及行動力，對本土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對大陸更開放，所以普通話日趨普及，並對說普通話人士的態度比前友善。80年代及以後來到香港的大陸移民，再次豐富充實了香港文化內的大陸成份，有點像回到國語佔一席位的50年代情況。
回顧上文我們談到，香港民間因為沒有受到民國新文化運動和49年後唯物史觀以至文革的強力沖擊，某些方面比大陸保留了更多中國傳統的元素，特別是社會習俗、語文及民間「小傳統」。譬如說，香港的黑社會就比大陸更有傳承。
49年後，由於實質和心理邊界的出現，香港年輕人對大陸的風土歷史地理的認識，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齡的大陸人。
同時，大陸的黨國文化，回歸前也不是多數港人熟悉的。
黨國文化在中國GCD接受斯大林第三國際指導的一刻就開始了，並在各革命根據地發酵，到延安整風後又更成型，到49年後，通過政權成為全國性的普及文化，大陸人將黨國文化的制度化實現簡稱為體制、又稱它的衍生狀況為國情，裡面有制式化的行為模式、自成一套的話語套句、不容挑戰的近代史論述、不可逾越的意識形態禁區，和大量的潛規則。這文化雖深受蘇聯影響，後來也發展了中國的特色，可說是一種由官方推動的大陸新雜種本土文化，不能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新文化。黨國文化有很強的持續性，到改革開放後30年的今天並沒有中斷，但確也在不斷的演變。
這個大陸黨國文化曾經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歸後獲得更大的伸展空間，在特區的政界、商界與專業界如律師界已看到比較明顯的體現。
回歸後–特別是曾蔭權當特首後，大陸政府對香港政府的影響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來沒有過的。
近年，特區政府也像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動宣揚中國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學習大陸風土歷史地理常識，還是想讓香港人接受大陸的黨國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來也不缺的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到底是指魯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評的中國老調子，還是具當代甚至普世意義的中華價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養生術、生活藝術，抑或是強調中國特殊論的文明沙文主義？
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國國故，是為了抗衡民國新文化新風氣，故此是帶著愚民性質的。現在特區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國文化的時候，要有更大的氣度，既學習也批判傳統文化及黨國文化，同時包納大陸民間的各種新思維、新文化，這樣才對得起這個有一百多年自由傳統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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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的論述，大家或許會對香港的發展多了一些想法。我比較多說了一些歷史轉折點、一些影響深遠的政治決策及人口的變遷，為了讓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並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歸屬感、香港意識、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說法是這幾十年才有的，可以說是帶著歷史的偶然性的。
不過，「香港人」這個身份一旦出現後，以後的香港發展就必須正視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願。
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個身份，國族的﹝中國人﹞、省籍的﹝廣東人﹞、地籍的﹝佛山人﹞，甚至鄉籍的，並有宗親氏族的身份、行業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階級身份、政黨身份等等。
他們進出香港大陸，往往反而並不以香港人自居。
49年後，很多人把國與族拆開，不認國籍(中國人)，只認族籍(中華民族、華人、華裔)，其他身份照認不誤。
他們在香港留下來，並漸漸以香港人自居。
回歸後，國與族再歸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的存在。
這是事實，不是問題。
在復雜的當代世界，身份不應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榮之道，即英國政治學家戴維?赫德所說的「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個西歐城市人，既有所屬城區的選舉權、市的選舉權、省的選舉權、國會與國家首長的選舉權，並有跨國歐洲議會的選舉權，而她所屬的社會黨本身是國際社會黨組織的成員，可以通過影響自己的黨去影響國際事務，另外她還是本國律師工會成員，也是總部在比利時的無國界律師組織的義工，正在替剛果內戰的婦女受害者提集體訴訟，而她自己正職則是替一家外資企業打工，常出差BRIC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
並不是只只有城邦才有公民，這在古希臘已有人提出，而有國家才有公民的觀念則更是後來才建構出來的。現在的趨勢是公民身份同時往更微觀的身份及更宏觀的身份擴展，每個現代人都會有很多身份，多層次多方向的分屬多個社群，公民身份不應被任何一個社群所壟斷，反而應在每個社群內發揚公民權、履行公民義務。
身份問題曾給香港人帶來困擾，但大家都應有足夠智慧，拒絕有你沒我、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讓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榮。這次我的很選擇性的香港社會文化史論述，就在這裡打上句號。■
本文选自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信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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