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老師認為，這一次疫情還是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上的「層層上報」，導致了最佳防治時機的延誤。
而這個教訓不僅僅對這次抗擊病毒有意義，其實是凸顯了在這種機制下，我們面對自然災害的反應能力不足，更不要說如果面對反應時間更短的核戰爭……
陳老師本期節目內容整理如下：
現在網上有一個追查責任的輿論，表面看來，疫情的發現和判斷是有延誤的。第一次醫生在湖北發現了一個病人跟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史，但是這個肺炎是不熟悉的，就報告了江漢區的衛生部門。然後到武漢市報給中央，中央的衛生部門已經確定，這是一種新型的病毒肺炎。但同時武漢的公安部門還在追查八個人是否謠傳，你就會發現中央的決策和地方部門的決策互相矛盾，真正最後拍板還要等到李克強總理1月20號才決定這是一個新型的病毒，然後專家公開對外發布新型的冠狀病毒的肺炎有傳染的可能。然後再到武漢封城，這過程耽誤了多少時間？
我就算了一下，這個教訓比較嚴重，從一線的醫生12月26號發現不明原因的病毒，到政府公開宣布這種病毒有傳染可能，經過25天，然後如果加上封城是28天，而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病毒的潛伏期是14天，所以這個過程如此之長。
如果我們能夠採取美國的辦法，美國的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是直接接受地方報告，他們可以獨立發布的。那這個時間的話，我想可以縮短20多天。而中國現在體制是從區到市，市到中央，中央的專業部門還要到國務院，一共耽誤了25天。我覺得這個是體制問題，不是責任問題。
這反映了中國一個我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因為中國歷史上地方的發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所以中央地方層層分權，分權層級太多。對於像地震、火災、流行病或者將來的戰爭襲擊，這樣的突發事件，處理是需要跨學科團隊協作的，還採用這種層層上報的模式，就會耽誤戰機造成重大損失。
如果我們的敵人發動核戰爭襲擊或者生物戰爭襲擊，預警時間大概只有幾分鐘，最多也就半個小時。然後地震預報或者火災預報，如果能提前幾分鐘十幾分鐘，就可以減少重大傷亡。所以這件事情上，我建議中央要進行一個及時的改革，而且現在就要改，不是等到輿情控制完了以後改。
什麼改革呢？要授予地方的醫院，無論是哪一級發現重大病情，要同時直報中央的疫情防控部門和地方部門，但是地方部門，無論是黨的部門還是行政部門，還是公安部門，沒有權利阻斷醫院直報中央的重大的信息，而且報中央首先是要報專業部門，而不是報行政部門，不是報國務院，就是報衛生部門。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央要授權，譬如說海嘯來了，中國中央氣象局立刻就有權利發表意見，發布預警，地震有先兆來了，地震局有權利不經過國務院的批准，直接發布地震的預報，當然,發布的地域範圍，你地域的話應該是地震區附近，海嘯的話應該海嘯區附近，所以區域是要有所控制的。
流行病也是一樣，但是不能等到地方和中央層層批准，然後每一個地方都要成立應急的指揮部，就和我們中央軍隊成立戰區指揮部一樣，就必須條塊結合。然後每一個地區都應該有應急指揮部，而這個應急指揮部是應該各個部門協同作戰。
我覺得這個經驗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的科學技術越發展，然後跨學科的協同越是重要，然後單靠以前的黨委書記負責制或者是行政首長負責制是對應不了的。
現在戰爭沒有結束，就應該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邊打仗邊改革邊總結經驗，而且這一次的改革絕對不是原來市場派所主張的什麼市場化的改革，恰恰是要準備戰備的訓練。
包括現在金融部門，我原來就警告過投機資本可能有做空中國經濟的危險。然後美國股市一開就已經大跌了，看見中國的疫情就已經跌了很大的幅度了，中國股市照樣開又繼續跌。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金融管理部門，中國的證監會，真的是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你們的主導思想。金融市場、期貨市場哪裡有什麼發現價格的功能，反而是有傳播恐慌的功能，追漲殺跌，鼓勵投機，放大的槓桿的效應，比我們金融機構搞的防範金融風險還要大。
我覺得這一次防範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對我們全民包括金融和經濟部門的主管人員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訓，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那就必須要同時兼顧市場經濟和戰備經濟這兩個方面。
當然我也提醒大家，封城的經濟代價是很大的，很多中小企業因為封城有可能大片倒閉的危險。所以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在全民備戰的同時，要吸取英國和美國當年在二次大戰中實行戰時經濟管控的經驗，所以凱恩斯經濟學是實戰裡面出來的，戰時經濟學絕對不是中國自由派經濟學家所宣傳的，凱恩斯經濟學就是大政府經濟學，拿了不切實際的耶克經濟學來攻擊凱恩斯經濟學，抽象的講金融危機，抽象的講中國的債務風險，導致這一次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如果我們不明白如何學習美國英國當年戰時經濟的經驗，包括價格管制，包括物資的調配，包括打擊囤積居奇各種措施，現在還在像香港的動亂分子一樣，抽象的講保護人權、保護產權，對不起，在危機情況底下，所有的產權人權都是有限保護。
不是說不保護，也不是說無限保護，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鼓吹不能為了多數的利益，犧牲少數人利益，現在我認為你們該閉嘴了。為什麼？沒有國強，沒有國穩，哪來民富？所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錯誤，製造了一個幻夢，說是只有民富才能國強，沒有這回事。歷史上再強再富的國家，比如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荷蘭，一旦戰爭輸給英國，輸給法國，哪裡還有國富，其他國家的盛衰也是一樣。
在這一次防範管控新型冠狀肺炎的時候，我看到中國很多有良性的、愛國的企業家、學者出來捐款，採取果斷的行動，這就是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個人主義，講究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有鮮然不同。正因為如此，我對我們中國能夠戰勝這次危機，能夠使得中國經濟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我有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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