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現今世界局勢，從烏克蘭、中東地區、朝鮮半島到南海周邊國家，各戰亂地區的敵對勢力背後，都看得到強權國家競逐外交勢力。美國、俄羅斯、中國等經濟大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彼此結盟排擠對手陣營，動輒祭出經濟制裁、軍力恫嚇，不知自制的魯莽態度，就像一戰前國際政治氛圍，也讓和平前景蒙上陰影。
100年前一戰同盟國與協約國兩陣營成員，各自締結的軍事同盟，規定締約國家「全力」幫助盟國抵禦外來攻擊，才使得奧匈帝國、塞爾維亞兩國戰爭，迅速演變成歐陸國家分組對抗，所屬殖民地被迫加入後，即成所謂世界大戰。
重蹈1914年覆轍？
軍事同盟可說讓好戰當權者更加有恃無恐，若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沒有締結軍事同盟，俄羅斯帝國沒有取得法國（與之後英國）的支持，兩陣營就不會輕易做出「以戰止戰」的決定。
當年的軍事同盟今日並未消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北大西洋公約》的共同防禦條約、中國與北韓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以及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都屬於一類軍事結盟。
同樣是軍事同盟，1914年與2014年有何不同？劍橋大學皇家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認為：兩個時空相比最大不同，如今我們經歷2次世界大戰，進入核子時代，對於戰爭的體悟與一個世紀前迥然不同，大家都知道戰爭的可怕。
昔日德國 今日中國
然而相隔一個世紀的2個時空，也有些驚人的類似。首先，許多政治觀察家不約而同指出，今日中國與過去德意志帝國，無論國際處境、民族自尊或國家企圖心都十分接近。
當年普魯士統一日耳曼以後，國力日益強大，更常參與國際事物，開始與鄰國發生摩擦，讓競爭國家自然產生防禦對抗想法，很像目前軍力與經濟實力水漲船高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民族情節逐漸高漲，對於周邊領土爭議等國際事物的摩擦，變得不願容忍，還設法攫取更大影響力。
在此同時，中國還未推行民主，領導人獨斷空間很大，基本上不受人民監督，接近德意志帝國的寡頭政治，決策不透明更讓各國起疑心，就算積極說明也是越描越黑，無助於建立互信，其他強權還借機凸顯自身「更高一等」的自我形象。
沒完沒了的代理人戰爭
一戰導火線埋在巴爾幹半島，它本由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統治，帝國日益衰弱後，鄰近的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都想染指。為了擴大自身影響力，奧匈與俄國與其同盟國，各自潛入土耳其崩落版圖，扶植不同政治訴求的團體，德奧緊抓，相互抗爭打起「代理人戰爭」（Proxy war）。
幕後主使強權只要小心操作，便可避免血腥肉搏。一戰是奧匈帝國、俄國代理人戰爭擦槍走火，火勢反撲己身，反而造成帝國滅亡，只是強權操控的代理人戰爭，卻沒有跟著結束。
今天的朝鮮半島對立、敘利亞內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要推翻伊拉克什葉派政權、烏克蘭親俄羅斯與親歐洲的路線之爭、南海爭議等等，不管台面上衝突原因為何?宗教、種族、政權、資源掌控，仍可說是一類形式的代理人戰爭。
無論韓戰、越戰、兩伊戰爭與國共戰爭，落後國家為了解決政治紛爭，尋求外援的結果，就是被迫打起代理人戰爭。殘破國家難以平息的戰火背後，都看得到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沙烏地阿拉伯等列強，為了不同目的合縱連橫卻互不相讓。這些機及參攪國際局勢的強國，都擁有強大核子武器，勉強維持恐怖平衡，一旦擦槍走火，誰都難僥倖全身而退。
敘利亞內戰為例，歐美與阿拉伯多數國家雖討厭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想要扶植新的政治勢力，中國與俄羅斯卻有不同意見，導致和平之日遙遙無期。2013年8月傳出敘國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殺害平民的消息後，西方國家總算有理由出兵討伐，怎之俄羅斯「以和平為念」緊急斡旋，阿塞德同意交出化學武器保住大位，不下台跟上不了台的，只能繼續打下去。
中國學者看法
伊朗、北韓、巴基斯坦的核武問題背後，一樣是中俄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對奕。遍地展開的代理人戰爭，可說是世界和平最大隱憂。不過，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朱明權教授卻不認為，可能因此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首先，中國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即便面對美國壓力，也不會選擇跟俄羅斯結盟。
其次，即便與許多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的美國，面對「共同防禦」的盟邦義務，立場也非無條件全力投入。
以《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規定來說，同盟國受攻擊時，締約國得「採取派兵等必要行動」，至於何謂「必要行動」（deems necessary），則由援助方自行判斷，相當不同於1892年年《法俄軍事同盟條約》（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Military Convention）所規定－－締約國必須「全力回擊」（employ all her available forces）盟邦遭受的攻擊。
軍事同盟 有所保留
而美國1951 年簽訂的《美澳新同盟條約》（The ANZUS Treaty）、《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締約國僅需採取必要措施（measures necessary）恢復國際安全於穩定，同年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則無涉任何真對第三方的軍事行動。
也就是說，美方自行判斷援助方式，不限派兵、動武或特定結果，不保證全力軍事援助。尤其軍事強國幾乎都擁有毀滅性核子武器，一旦開戰互轟保證玉石俱焚，各國領導人應該都有一定認知，不至於為了外國，冒然與其他擁核（俄羅斯、中國）開戰。
朱明權的觀點聽來有道理，但追求的仍是恐怖平衡，也未考慮其他國家所需要的和平。其實，強國互相牽制未必保障世界和平，就像是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地位雖廣獲認同，卻因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的矛盾，幾乎癱瘓的仲裁功能，更檔不了美國、以色列、俄羅斯等強國主動開戰。
國際仲裁 不如 反戰民意
那麼和平希望何在？答案也許必須回歸草根，人民反戰的意志，或才是扭轉國家走向戰爭的最大力量。
100年前，參戰國民情普遍小看戰爭或心存不真實、只贏不輸的浪漫想像，就如一部德國小說形容的1914年8月社會氛圍：「生命再次恢復理想性，人性偉大情操……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犧牲生命的理念，超越一般市井買賣的心思……戰爭能清洗人類一切不潔。」
著名英國小說家瓦謝爾（Horace Annesley Vachell）1905年作品《The Hill》寫道：「健康生命為了拯救他人，熾熱而潔淨地早早死亡，還是苟活於世？……帶著沒有玷汙的盼望到來世，沒有苦毒記憶，如同清新的五月天，這樣真的遺憾嗎？」那時的戰爭，是歐洲社會逃避沉悶絕望的出口，把無法解決的現實困境，簡化為更光榮的版本，希望能像上流社會的決鬥一樣，簡單解決國家的外交外貿困境、以及社會經濟問題。
所幸100年後，戰爭公認乃解決問題的最下策，現代民主國家領導人，面對開戰或參戰決策，也必須接受民意制肘，人民對於戰爭的認識，能夠督促政府記取先人參戰教訓，這可能才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最關鍵基礎。■
文章來源：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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