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在去年11月香港社會運動期間，決定要把國安法拿到香港實施的。這象徵著第一階段回歸的結束，非另闢途徑不可。原因是97後的頭22年裏，北京對香港所作的折衷，不但沒有換到港人認祖歸宗，反而被反對派利用來散播分離主義；以致新一代的香港人，不但反共，而且抗中。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全面排斥中國。連內地人來港購物，這類非政治性的行為也不接受。若香港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香港勢將從中國的母體撕裂出去。北京不可能容許香港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這導致北京非搞第二次回歸不可。 […]
西方民主，是一個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礎上，從下往上組成的分權政治體制。以美國為例，聯邦，州，地方三級。各自有各自的責任和權力。中國從秦以來，就是由上到下的中央集權制，地方官員做為中央派駐地方的代表，代表中央行使管制權。中國皇帝的權力之大，是西方國家任何一個君主所完全無法想象的。 […]
從古至今，中國的政治總離不開一對對的二元關係，比如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人治與法治。其中每一面向的取捨輕重，都關乎着國家層面的穩定狀態與發展走向。 […]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這樣認為：西方人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及民族特性，誤以為引入民主會對中國有好處；但回顧中國的歷史，每逢中央政府強大，權力集中的時候，人民才有安穩的日子過；若果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勢力就會冒起，割據一方，互相討伐，人民亦會被利用作政治籌碼，導致生靈塗炭，悲劇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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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修憲，撤銷了國家主席只能任兩屆的上限，本欄對此曾表示有所保留。因為毛澤東晚年的專橫獨斷，確令國家與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若果當年有任期的限制，就可以避免很多悲劇的發生。所以我至今仍認為，即使覺得做兩任不足以完成強國宏願，那就增至三任或四任吧，但總得設個上限，這樣才可避免有人戀棧權力，最後變成獨裁者。 […]
表面上看來，中國現時以有組織、有計劃、有謀略、有部署的從上而下式的推動經濟的方式，成效的確比西方的各自為政的、自由散漫的、各有打算的、各適其適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好得多。 […]
所謂中國模式，起初連是否存在也備受質疑。有不少論者皆認為，這只不過是新時代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翻版吧了；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將很快墮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如今，中國經濟已持續發展了近四十年，並很快已追貼了領跑超過百年的西方諸國。以整體國力而言，若以同等購買力計算，中國已不亞於美國。這樣高速的發展是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若果中國的發展，沒有自己的獨特模式，這樣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於是：人們不得不重新把中國模式拿出來研究。 […]
中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鄢一龍於《觀察者網》刊載一篇題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平台企業》的評論，指出地方政府應該效法淘寶、微信等成功企業的平台經濟模式，根據各省各地特色創新、招商，成為中國經濟永不停歇的馬達。這不禁讓人聯想這是中國扶植第二代企業的大戰略，臆測這是在為習近平接下來的行動鋪路、搧風，以學術為政治正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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