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

由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社會爭議，在經過幾次大型警民衝突之後，又再衍生、發酵出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值得社會探討、深思。眼下，當政府提出對話、聽取民意的意願時，有學生代表就提出「特赦」、「永不追究」示威者等前提條件，無可否認，這些訴求的確也代表著社會一部分人的想法，筆者今天聽電台節目也留意到，有聽眾更以上世紀70年代的警廉衝突、最終港英政府宣布特赦涉貪警察為例，提出為何今天的港府不能以同樣的方式來處理示威者，以平息紛爭。對此意見，恕筆者不敢苟同，若硬要把當年的特赦當成「有先例可依」，筆者必須說，這一「先例」，恐怕是香港廉政史上的恥辱；它所代表的，是香港歷史上一段法治不彰的年代，最黑暗而無奈的決定！ […]

香港社會經過幾次大型衝突之後，有關「特赦」的議論甚嚣塵上上、漸成各界焦點。筆者留意到，盲反派喉舌媒體《生果報》今天的社評也在鼓吹「全面特赦」，認為這才是讓香港得以「重新出發」的良藥。對於這樣的論調，筆者絕不苟同。大家必須想清楚一個問題：今次若是特赦了違法者，那麼下一次呢？當再有爭議議題出現，反對者們又靠暴力抗爭、製造衝突來要挾政府；年輕人又因為「有例在先」就以為違法無罪、更加有持無恐，試問當此情形出現，難道又要靠「特赦」息事寧人？一旦墮入此種惡性循環，莫講「重新出發」，香港只怕是萬劫不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