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馬英九

通常，這是一篇小學生的作文題目，不過，在學運發生至今，很多大人可能也在想這個題目，因此，今天我就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首先，如果我是中華民國總統，碰到任何壓力時，絕不會變得沒有原則。

第一天就驅離學生

我是中華民國選民直接選出來的，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神聖的付託，我的任期有4年，這是我和選民簽署的契約，目的是捍衛中華民主憲政，實行法治。我會清楚告訴學運團體，民主和法治是一體的，但我絕對不會只說不做，而是說到做到。因此，在激進學生衝進立法院的第一天，我就會指示行政院長貫徹法治，立刻驅離。國會不是憲政架構內的獨立王國，學生或者是社會團隊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議士，無關於代議士開會的內規，他們闖入立院，在法律的標準下跟小偷盜賊破門而入有什麼兩樣？別人可以道德勸說他們不要這麼做，但唯獨我沒有資格，我的第一要務是保障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國民，支持維護社會正常運作的公務人員，如果有任何違法的行為，我還要去考慮到國會議長的面子，以及我和國會議長的關係等等，而不能夠立刻貫徹法治，我如何對得起絕大多數守法的公民？

有人可能會辯說，第一天就驅離就會引發政治衝突，從而撕裂社會。我的看法是，這就是典型的鄉愿!正是這種愚蠢的猶豫，犧牲了法治，傷害了民主，並讓社會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讓我們看看如果不立刻處理違法行為的後果：學生頭頭和激進社會團體成功占領了立院，信心和膽量都受到了鼓舞，於是立刻又想到攻占行政院，而且他們也這麼做了，在他們被驅離的悲情姿態中，自然又引發了更多學生和民眾的同情。這時候，立院已經充滿了占領的學生，驅離變得困難。由於我未能立刻處置非法行為，等於默認了非法，也等於否定了自己憲政地位和體制的正當性。這時候最可怕的情況出現了，非法變成合法了，合法反而變成非法了。

於是，所有的政治正當性和社會道德會立刻180度翻轉過來，學生頭頭成了英雄，他們可以宣稱「和平地衝破大門」、「理性地敲破窗戶」、「勇敢地偷吃太陽餅」，受到媒體的吹捧。社會上就原本不滿現狀的眾多聲音，立刻蜂擁而上，一時之間彷彿大江大海，而且都成為新權力的社會後盾。由於我自己都變成非法的，我領導的行政院也變成非法的，我的政黨也變成非法的，我的政策，我的一切也變成非法的，難怪我可憐的內閣部長到處演講服貿時，怎麼會有人聽得下呢？

接下來，學生頭頭自己感覺權力頂峰，他們由原本單純的服貿逐條審查，變成退回服貿，重新談判，制訂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後審查，公民憲政會議等等。他們不但要指揮我，也要指揮國民黨和民進黨。他們批評中華民國的代議民主，但他們又有什麼代議機制呢？他們的頭頭有經過公開競選和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嗎？他們的政策有公開討論嗎？他們的運作符合他們主張民主標準嗎？在立法院內外，學生頭頭設定決策系統，約束內部紀律，組織糾察隊，檢查出入人員，他們的追隨者羞辱不同意見的媒體人員，包圍不同意見立法委員和媒體辦公室。學生頭頭雖然批評獨裁，但他們在立院所建立的小小法西斯偽政權，卻擁有獨裁政治的一切特質。

同一時間，由於我的無作為，公務人員疲於奔命，受影響的普通百姓忍氣吞聲，看不慣的人組織反制的示威，雙方衝突擴大。請問，在迅速處理違法和不斷忍讓違法之間，哪一個衝突性更大？付出的社會代價更大？如果我要使用鐵沙掌，一定只需要劈一次，絕對不會劈兩、三次，如此處置對象反而縮小。

要對得起奉公守法者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如果我第一天就立刻驅離的結果：由於進入立法院學生一開始並不多，所以驅離所產生的傷害是有限的，受到法辦人數相對的少，不會形成怵目驚心的象徵畫面。但我清楚地以行動向激進團體證明，一旦你違法，會立刻受到制止和處罰，絕不要有任何的僥倖的心理。同時，我也會向民眾解釋，如果我們不斷然處理，我們如何對得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人民呢？在這種情況下，激進團體絕不敢妄想攻占行政院了，也不會有後來的大規模驅離的需要，學生也只會停留在逐條審查的訴求。由於一開始我就以明確的行動確立彼此的合法和非法的地位，輿論會立刻站到我所代表的合法體制，我的閣員宣傳服貿，自然變得理直氣壯。此時，國會議長只能跟著大勢走。如果反對者要擴大抗爭，只要是合法行為，我不但不反對，還要加以維護。

學生頭頭都有26歲了，我們那個年代都當完兵，回來工作兩年了，早就是社會人士了，眼前的學生頭頭不需要讀書，成天街頭運動，揮舞拳頭，推翻這個推翻那個，那何不真正從政呢？何必假裝成單純的學生呢？既然有信心獲得民眾的支持，那就請在民選制度中證明自己的代表性。組織你們的同伴參加選舉，取得政權和國會多數，照你們的辦法制定法律，推動政策，既然有信心代表民意，那麼為什麼不走一條康莊的憲政民主大道呢？如果要單純要從事文化和思想傳播運動，那也很好，那就合法申請一塊空地，舉行大型的演唱會、作詩、畫畫、拍紀錄片、掉眼淚等等，都沒關係！只要是合法，就像美國Woodstock那樣，成為反戰年代的文化象徵，美國的社會記憶。但民主法治的運作還是有基本的準則的，如果我是中華民國總統，堅守這項原則是我基本的責任。（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原刊載於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