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的出現，反而讓北京的強硬派找到了一個反對香港民主與普選的藉口，損害了香港的利益，也損害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在美國生活多年，重返香港， 約了友人去尖沙咀吃飯，從天星碼頭出來，路過泛民政黨宣傳普選的桌子，路過法輪功宣傳九評共產黨的印刷板，突然被人群擋住去路，才發現我們正好遇上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整個尖沙咀碼頭外，文化中心外的紅毯區，被舉著相機的人群圍得水洩不通。高出地面一層的觀景台雖則封閉出入口，但竟然也站滿了人，那個時候才黃昏六點不到。
從人群中擠過去，耳畔傳來一陣陣普通話，我聽見他們在興奮的互相打聽哪個明星要來，哪個明星要獲獎。我問朋友，誰說香港的娛樂產業在衰敗？這些內地人對香港明星的熱愛，依舊飽含著七分敬意。朋友笑答，你這麼講，一些香港人會對你說，承蒙錯愛，全錯的愛。
我明白他在說甚麼。實際上不久前我路過香港時，就親眼目睹戴著醜陋面具舉著五星紅旗拖著行李箱的港獨人士，示威遊行，公然舉起中指，驅趕中國大陸遊客，說他們是“蝗蟲”。這在世界其他地區樞紐城市都是絕無僅有的，誰能想像在紐約的街頭，紐約人抗議其他美國人來購物呢？一個國際都會突然變得“部落化”胸襟狹隘，不僅是形象自殺，用美國的標準，是“仇恨犯罪”（Hate Crime）。檢方可以立刻起訴。我總還是不能相信，這是我生活過幾十年的、我所熱愛的香港。
中國大陸和香港正處在相當敏感的時刻。經濟上的互融越來越緊密，文化娛樂的互融也越來越深入，金像獎最佳影片《一代宗師》就是香港與大陸合璧的例子，鄧紫棋在湖南衛視的一夜爆紅更是中港文化產業深度互融的標誌性事件。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又瀰漫著對融合的焦慮，對自由行的瘋狂掃貨、奶粉搶購、旅行社糾紛、北區學額、食品安全等等議題，還有占中行動、普選問題……從資源的爭奪到擔心核心價值被擠壓，擔心優勢地位不再，這些擔憂已經足夠讓一批港人生活和精神壓力加大，充滿對未來的恐懼。
就有限的社會生活資源被擠壓而言，我理解那些恐懼和抱怨，也認為北京和香港當局應該好好規劃管控，考慮彈丸之地的承受能力。但“港獨”？不僅是病急亂投醫，甚至是弄巧反拙，事與願違了。
港獨正是這樣一種恐懼，是一群自我意識和無意識產生巨大矛盾的人在政治上的精神症候群。這種症候群在表面上容易顯得悲情和自鳴正義，具有傳染性，尤其容易傳給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如果泛民力量繼續對此姑息，甚至在幕後收割政治利益，那就是香港悲劇的開始。
但香港一些主流媒體似乎都在鼓勵這種極端的力量。從過去的民主抗共，到今天的港獨抗共，其實是一種大倒退。政治人物不懂得體察矛盾的根源，不試圖解決矛盾的所在，不努力凝聚各方共識，反而被一些極端派牽著鼻子走，這種恐懼症候群會以極快的速度，把社會拉進族群分裂、失去理性的泥淖，就像台灣最近學潮那樣，成為變相的文革，包圍警察局，甚至掉進了泰國式政治的漩渦。
夜晚的維多利亞港涼風習習。這些風和19世紀的風一樣，帶著鹹鹹的味道，掠過對面流光溢彩的樓廈。八面來風，香港從沒有恐懼過，總能夠找到一條自己的路。
從香港到北京，影響香江的政治家們是否足夠有誠意有能力，改變港獨的深深恐懼和病態發作呢？恐怕各方的權力的傲慢是死路一條。
港獨的出現，反而讓北京的強硬派找到了一個反對香港民主與普選的藉口，說搞民主化搞到最後，變成了分裂主義。 這也使這兩派的力量客觀上變成了“殊途同歸”，都損害了香港的利益，也損害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因為香港走向普選和民主化，其實可以“倒逼”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但那些所謂“本土派”與港獨，就等於是將自己擺到和十三億人的反面，也無法爭取到中國大陸的改革派的支持。
因而香港政治的民主化走向了港獨，就等於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夢魘，也讓那些反對變革的力量，祭出了“民主化就是分裂主義”的說法，讓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受到傷害 ，甚至因此停滯不前。
也許在今夜，獲得香港金像獎的王家衛《一代宗師》帶來了啟示。無論是葉問還是宮二，都超越了自己的門派之見，在時代的紛亂中，尋找一個新的力量。 中國的武術大師們，在各派爭執不下的時候，反而不受自己門派所限，時而凌波微步，時而放低身段，反躬自省，才會突破困境，超越爭辯，發現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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