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北大哲學資深教授、國學大家湯一介，9月9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作為繼季羨林仙逝之后，又一位學術界重量級學者，湯一介的遠去，讓學界乃至廣大社會人士，惋惜不已。歷史的橋梁或許隻有一座，這些學人架起的橋梁卻通向不同的世界。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秉承勉誡，砥礪前行，這也是我們對湯一介先生最好的紀念和傳承。
湯一介，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湯霖，是清光緒十六年（1891年）進士；父親湯用彤，是久負盛名的國學大師。湯用彤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哲學史和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魏晉玄學論稿》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晉玄學與佛學不可不讀的經典著作。湯一介從小深受父親的影響，對傳統文化接觸很早，並且有着比較深入的思考。 20世紀40年代，中國災難深重，人民顛沛流離，飽受戰亂之苦。面對這樣的現實，年輕的湯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抗戰時期發文批達官貴人 被罵「湯八蛋」
對於那一段充滿激憤和憂國憂民的歲月，湯一介是難忘的，他後來在回憶中是這樣說的：「1943年正是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我們經常批評當時的一些現象，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當時達官貴人們常常用汽車送孩子上學，可是在抗戰困難時期，汽油是非常貴重的東西，看到那些汽車招搖過市時，我就痛罵他們王八蛋，他們就回敬我，叫我湯八蛋。」
1949年以後，湯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種錯覺，他認為真理並不是太遙遠，他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49年5月，湯一介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那時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樣，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熱愛自己的理想事業」。
文革被打成黑幫 毛以後的時代才作為思想家存在
他的全部學術生涯可斷然劃分為兩個階段：毛的時代和毛以後的時代；而在毛的時代，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湯一介不存在。換句話說，湯老是在毛以後的時代才獲得了學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不論是從自我意識的層面抑或是從學術成就的層面來考察，情況似乎都是如此，並無二致。
從1949至1976年，湯老沒去別處，他在毛的時代整整度過了二十七年的光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黑幫」白天遭受批鬥，晚上被關在一座樓里寫檢查，沒有任何異於常人的逃避或擺脫的法子，像宋朝那位睡仙陳摶老祖，朝廷要他出來做官，他一睡就累月經年，弄得前來徵召的人難以復命。湯老就沒那麼靈便了，為著一家老小的生計性命，不僅不能躺倒睡下，而且還要大大表現一番才成。那些年月，湯老在《光明日報》、《新建設》等處發表了三十來篇批判文章，一是批馮友蘭、吳晗等學術權威，二是批老子、孔子、孟子、莊子這些往聖先哲。初讀湯老的坦然的自陳，你不禁要啞然失笑，你會覺得他老人家真逗，如今還說這些！許多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彷彿患了集體失憶症一般從不涉及此類話題，相反，他們仔仔細細地敲打、修補一番，好歹將這段惡劣、醜陋的經歷遮掩過去，大家光光鮮鮮地來個華麗轉身，早又開啟了一段新的人生歷程，誰願露了當年的老底。湯老就不，他偏要把這段往事悉數抖落出來，彷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當年的所謂知識界、思想界是沒有思想的，因為思想是由革命導師掌管着的，其他人至多只能對革命導師的思想進行詮釋或闡揚，除此而外便無事可做；倘若有誰敢於僭越，公然標舉自己的思想，那他是自找沒趣，離倒霉不遠了。說穿了，在當時的語境下，作為思想家的湯一介先生是不存在的，他寫文章是在「代聖人立言」，壓根兒就不是他自己在說，他只要聽革命導師怎麼說就行了。到了毛以後的時代就不行了，這一招不靈了。「我今後聽誰的？」這是一個最切近的、沒法迴避的問題。於是，湯老終於開始了自己的思考。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終於見着了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湯一介先生。是的，從此他開始思考哲學史上唯物、唯心的問題，思考文化方面中西、古今的問題，並進而思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命題的哲學理據。
湯一介談中國啟蒙運動：主政者常用救亡壓制啟蒙
當代中國學術界常常把16世紀明末發生的反對封建專制「存天理、滅人慾」禮教、抨擊禁欲主義、高揚個性、「獨抒性靈，不拘一格」的唯情主義看作是新價值觀和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並以啟蒙思潮、啟蒙文化、啟蒙思想等等來解釋這場社會運動。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有人提出這一啟蒙思想運動與後來五四運動是有關係的，也就是說他們在探討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淵源，明代思想已具有新的啟蒙特質。但是這一次帶有某種啟蒙性質的反封建禮教、張揚個性解，被清軍入關打斷。
清末，中國知識分子和一些官員，在被動挨打的情況下，開始接受西方啟蒙運動，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試圖政治改良，最終走向革命，但中國社會的問題並沒有解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著作大多有了中文譯本，比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哲學、倫理學等方面，啟蒙思想家提出來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概念逐漸引入中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官員，開始自覺的向西方學習，無不從西方啟蒙運動中吸取思想的營養，試圖改變中國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局面，以求平等地位，自立於世界之林。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取得暫時的勝利，但中國社會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對外仍然受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在內則有兩次封建專制的復辟以及強大的舊勢力抵制，中國何去何從仍是留給人民的問題。
有人把新文化運動看成一場反傳統的思想啟蒙運動，而把五四運動看成是一場救亡的愛國運動，提出救亡壓倒啟蒙或者啟蒙壓倒救亡，我覺得這都是不對的，不應該把啟蒙與救亡看成是相互矛盾的。正因為有新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才促使中國知識分子用新眼光看中國為什麼落後，本身就包含了希望中國富強的愛國內涵，正是因為有五四運動才深化了啟蒙思想的現實意義，並喚起中國人在實際行動上實踐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因此，只有不斷的進行思想文化啟蒙，提高中國人自生、自立、自強的覺醒，才可以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同樣，只有喚起千百萬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才能使他們在實踐中得到思想文化的啟蒙，因此救亡和啟蒙本應該是沒有矛盾的。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主政者把兩者對立起來，用所謂救亡壓制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訴求。
「中西古今」之爭：儒家文化以和諧的理念貢獻於人類社會
我們常說，當今中華民族正處在民族復興的前夜，儒學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在這過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正是這個衝擊，使國人得到一個自我反省的機會。近年來，中外學術界提出「新軸心時代」這個概念。「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來的。他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希臘、印度、中國、以色列以及波斯等地區，同時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對人類的終極問題，都提出獨到的見解。雖然，他們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互相影響，但在以後兩千多年中，卻成為了人類最重要的精神財富。「新軸心時代」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古代先哲的思想智慧，不斷加以溫習和發掘，以影響世界文化的新格局。當今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作為「軸心文明」的重要一支——儒家文化，在經歷西方文化100多年的衝擊后，正得以復興，並以和諧的理念貢獻於人類社會。《禮記·禮運》提出「大同」的理念，實際上是儒家和諧社會的藍圖；《論語》中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實際上是處理人和人之間關係的禮儀制度，它的作用也是追求和諧。孔子講「和而不同」，就是說思想觀念、文化傳統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諧相處，而不能因為「不同」發生衝突。特別是《易經》中「泰和」的觀念，包含了四個層面的和諧：自然界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和人之間的和諧、人自己身心內外的和諧。這些思想和智慧，都是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寶貴資源。
在這一文化轉型期中，文化討論的內容無疑是「中西古今」之爭，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這樣三個相互聯繫的問題：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接受外來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創建適應世界文化發展形勢的中國新文化。在文化轉型時期對傳統文化往往並存著三種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義派、文化的自由主義派和文化的激進主義派。這三種力量並存於同一框架中，它們之間的張力和摶擊正是推動文化以及社會前進的重要契機。而這三種力量歸根結底都與如何對待「傳統」有關。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在不同歷史情況下，它們對文化的發展有着不同的意義。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許多人往往認為文化轉型時期只有「激進主義」對文化的發展才有推動作用，而「自由主義」特別是「保守主義」則是阻礙文化向前發展的。
在中國已經產生較大影響的國學熱和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兩股思潮的有機結合，如果能在中國社會深入開展並得到新的發展，也許中國可以比較順利的完成第一次啟蒙的任務，實現現代化，而且會較快地進入以「第二次啟蒙」為標幟的後現代社會。如果真能如此，當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取得的成果，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將是有特別的重大意義。
湯一介編著了《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和而不同》《中國儒學史》等著作。
2002年，湯一介提出編纂《儒藏》的建議，認為「有自己文化傳統的國家，而且珍惜自己傳統的國家，才是有希望的國家”。他的建議也得到了張岱年、季羨林的鼓勵和支持，已76歲的湯一介成為國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學家、總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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