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周，歐洲麻煩不斷。先是希臘左翼新政府威脅對債務減記，並停止強加給希臘身上的緊縮政策；之後，西班牙又發生了10多萬人的大游行，他們的政治訴求，同樣是減免債務和停止政治緊縮政策。盡管以德國等國為首的歐盟多國政府領導人，對希臘新政府不滿，但也有不少學者對停止緊縮政策表示支持，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日前，斯蒂格利茨還與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裡斯·皮薩里德斯等18名經濟學家，聯名給英國《金融時報》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反對經濟緊縮政策，並提出包括債務削減在內的重組希臘債務方案。斯蒂格利茨還稱，目前全球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沼中，「不過一切都無關乎經濟，政治干預與錯誤的政策才是罪魁禍首。」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18位經濟學家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閣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者們最近指出，債務減免是希臘經濟恢復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吉裡連·戴特，1月17日； Wolfgang Munchau，《金融時報》專欄作者，1月5日；彼得·施皮格爾，1月7日）。只有減免債務，希臘才能發展經濟，才能充分利用民眾的各項技能，助力發展一個統一民主的歐洲。
在債務決議這項棘手的問題上，作者們認為值得慶幸的是站在了道德的立場，采取了務實的態度。道德立場是不管社會和政治後果，拒絕教條式地堅持全額償還貸款，這一教條已經將歐洲分裂。務實的態度是指，意識到債務減免將給予希臘政府喘息的空間，從而有動力追求國內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打擊具有挑戰性的腐敗和逃稅問題，提高生產率，而不是僅依靠緊縮政策本身。我們將在這種實用主義基礎上，進一步建議財務重組的三種形式，每一種都有實踐先例。
首先，進一步有條件地延長債務寬限期，比如未來5年希臘不用償還任何債務，或者只有當希臘的經濟增速達到3%或以上，或2008年以來希臘損失的GDP的50%得以恢復，才需要償還債務。這種形式的先例，包括英國向美國貸款時採用的修正條款（貸款協定中的一項條款，它授權借款人在國際收支出現困難時，在一定時限內推遲還本付息），該條款在二戰之後由凱恩斯談判拿下。根據條款，英國在經濟達到約定條件前，不必還款。
其次，對一些債務進行削減，特別是雙邊官方債務，進一步增加可利用的財政空間。
第三，大筆資金用於有效投資項目，特別是出口方面。容克計劃可以為此類投資提供一個不錯的框架，即由歐洲投資銀行、歐盟結構基金和德國復興銀行提供資助。此外，增加總需求，通過減稅來刺激生產和投資，也將推動未來經濟的增長。
債務減免不是促進經濟良性動態發展的充分條件，希臘自身也必須實施改革。我們認為，有必要區分緊縮政策和改革，譴責緊縮政策並不是反對改革。宏觀經濟的穩定，可以通過提高稅收或增加征稅效率來實現。削減公共支出並不是一個好辦法，此舉會減少收入基礎，反而增加債務比例。
我們認為，希臘獲得一個全新的開始，整個歐洲都將從中獲益。畢竟就像戴特女士提醒我們的一樣，1950年代，德國經濟也是在經過大幅債務減免後才得以增長，德國的改革也是在那時候得以實施。
除了發表公開信，斯蒂格利茨還在Project-syndicate上發表專欄文章，稱目前全球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沼中，不過一切都無關乎經濟，政治干預與錯誤的政策才是罪魁禍首。斯蒂格利茨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的專欄文章原文如下：
2014年，世界經濟仍然停滯不前，尚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恢復。盡管歐盟和美國政府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但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仍然飽受著深遠而冗長的低迷期。假如金融危機沒有發生，世界經濟的發展早已不會是這般田地，歐洲經濟的衰退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年。
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會好一點，但形勢仍然嚴峻。其中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無外乎將經濟增長建立在出口之上。即使出口市場已經十分不景氣，他們仍在金融危機之後持續擴大出口。不過，由於大環境所致，2014年這些國家的出口也在急速減少。
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時，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口號：「經濟才是重點，笨蛋。」然而和今天相比，當時的經濟似乎並不那麼糟糕，要知道現在典型美國家庭的收入比當時低得多。但是我們可以從克林頓的口號中獲取靈感，也用兩個簡單的口號來反映目前全球經濟萎靡的原因：「政治才是重點，笨蛋」和「需求、需求、需求」。
事實上，2014年全球經濟停滯源自人為因素，是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在政治和政策上干預的結果，這些政治干預和政策實施阻塞了需求。道理很簡單，沒有需求，投資和就業都無法施行。
這一點在歐盟體現得最為明顯，歐盟實施了緊縮的財政政策，削減政府開支，消費支出減少。歐盟這一結構調整，部分原因是想應對並緩衝經濟危機帶來的衝擊。由於缺少銀行聯盟，出現歐洲資金逃離經濟危機最嚴重的國家、金融系統削弱、貸款和投資受限等一系列問題不足為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重振日本經濟提出了「安倍經濟學」，可是三箭皆脫靶心，射向了錯誤的方向。2014年4月份日本上調消費稅後，GDP迅速下跌，這一現像進一步支持了凱恩斯經濟學。
美國采取了小劑量的緊縮政策，取得了最好的經濟效果。但即使在美國，公共部門雇員也比危機前銳減了65萬人。正常情況下，預期還會減少200萬人。因此，美國也出現了經濟增長乏力、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的問題。
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範圍的經濟減速，自然也包括中國經濟放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僅從購買力平價來看），而且一直以來都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但是中國經濟驚人的成功也伴隨著自身的問題，應該盡早解決。
中國經濟有必要從「以數量取勝」轉向「以質量取勝」。盡管習近平主席打擊腐敗可能造成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但是沒有理由任由腐敗猖獗。相反，其他破壞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如廣泛的環境污染，高水平和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私營企業欺詐等問題，應該像打擊腐敗一樣被有力地解決。
總之，世界不該期待中國支撐起2015年的全球總需求。如果這樣的話，將會有一個更大的洞需要被填充。
此外，我們希望西方能減弱對俄羅斯的制裁，此舉已經給疲弱的歐洲帶來負面影響。（這不是主張反對制裁：世界各國應該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所回應，西方那些試圖保護自己資產的CEO們已經證明，他們缺乏原則讓人多麼不安。）
過去六年間，西方認為貨幣政策可以轉危為安。金融危機引發巨額的預算赤字和不斷上漲的債務，因此有必要去杠杆化，基於這樣的考慮，財政政策必須被仍在一旁。
問題是如果生產的產品沒有市場需求的話，低利率不會激勵企業投資。同樣，低利率也不會激發個人借錢消費，因為人們對未來憂心忡忡。貨幣政策可以做的是創造資產價格泡沫，甚至有可能支撐歐洲各國政府債券的價格，從而阻止主權債務危機。但是很顯然，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讓全球恢復繁榮，可能性是零。
讓我們回到政治和政策上來。當前世界最需要的是需求，沒有需求，私營企業盡管有貨幣當局的慷慨支持，也無法供應產品。但是財政政策可以。我們在公共投資方面有充足的選擇，這些投資將帶來高回報，遠高於資本的實際成本，而且這些公共投資將加強投資國家的資產負債表。
2015年最大的問題無關乎經濟，我們知道如何逃避當前的困境。愚蠢的政治行為是罪魁禍首。■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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