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最強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競爭既是不可避免的，（多數情況下）也是有益的。甚至在中美兩國爭奪對日漸過氣的國際金融機構的控制權方面，這一點也同樣適用。
中國正努力創建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亞投行)，雖然美國予以反對，但這一努力卻越來越受歡迎。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亞投行能否滿足目前尚未滿足的需求，而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確保該銀行有利於亞洲的增長——而同樣重要的，是藉此讓中國更深地融入全球金融秩序。
目前，英國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已加入該銀行（意向創始成員國行列），幾乎可以肯定，澳洲和韓國等仍在觀望的國家也會加入其中，這是中國在軟實力上戰勝美國的一種表現——據報道，美國一直在遊說盟國不要加入。然而，美國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咎由自取。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呼籲中國遵循國際準則、加入國際金融機構，但卻沒有為中國騰出空間。美國國會固執地抵制任何淡化美國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主導地位的努力，以及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決權份額的努力。目前中國在IMF的表決權份額不到4%，而美國則接近17%。
這並不是說，英國和其他國家是出於利他主義才加入這家新銀行的。很明顯，倫敦正渴望確立其主要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地位。在世界銀行自身面臨某種存在危機、全球私人資本市場繁榮的這個時代，建立亞投行的經濟理由可能正日益趨弱，但亞洲開發銀行一項被廣為引用的研究指出，該地區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每年需求高達8000億美元。美國反對任何融資新來源的行為看起來既狹隘又虛偽。
有人擔心，由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金融機構可能導致貸款標準降低，這種擔憂有些誇張。如果中國想用不那麼光明正大的貸款收買支持，它可以在雙邊基礎上輕易做到。但是，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適得其反的。從緬甸、斯里蘭卡到烏克蘭，中國政府面臨很多出現問題的貸款。通過一個多邊機構來工作，其意義在於為中國的慷慨做法贏得全球層面上的合理性。
此時此刻，新銀行的治理和貸款操作方面還有許多待定之處，美國盟友的參與應該是有益的。首先，這些國家應共同努力，確保在共識和合作基礎上達成決策。鑒於中國有望為新銀行出資近50%，它無疑會希望自己擁有主導性的影響力，但是，如果該銀行支持與歐洲成員國意願相違背的項目，這些成員國將很快在國內面臨要求退出的壓力。
接下來的問題是，新銀行應採用哪些最佳操作規範？雖然現有的國際開發銀行也在對一些規範進行反思，但至少有兩條應該是不容妥協的：第一，新的銀行應採取由IMF和世界銀行提出的債務可持續性框架，以防止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可持續地借債。第二，新銀行應該採取競爭性招標和覆蓋面廣泛的採購原則，以避免被認為其貸款的發放旨在讓中國企業贏得業務。
這一切都不需要美國或日本的加入。（兩國的國內政治情況決定了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加入。）然而，如果這些國家擔心中國的影響力會日益擴大，它們可以在其已佔主導地位的機構中做出更多努力，使其更加強大。例如，美國官員應施加更大壓力，推動那些能加強亞洲開發銀行(ADB)放貸能力的金融改革。如果美國真的不希望其他國家跟隨中國的腳步，它就必須提供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亞投行不是「鴻門宴」，美國擔心啥？
外媒爆料出來說中國主動放棄亞投行的否決權，以吸引歐洲主要國家的加入。當時只是外媒的報道，中國官方並未予以回應。
剛一聽到這個消息，很多人覺得中國傻啊，這麼重要的權力要放棄，美國就是靠這個「一票否決權」牢牢把持住了亞行和世行的壟斷權。不過，26曰爆出來的新聞，說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中國放棄亞投行的否決權是一個偽命題。
中方說放棄否決權是個偽命題，這個意思很清楚，雖然亞投行的決策機制和股份分配還在磋商中，但可以明確的是，中國一開始就沒打算搞什麼美國式的「一票否決」。既然想都沒想，那何來放棄否決權的問題呢？所以說是個偽命題。
因為對中國來說，讓大家加入亞投行是為了搞好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目的是要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就這一點來說，與其靠否決來阻撓議案，不如協商一致更能把事情辦得讓大家心服口服。
啥叫否決權？
那中國為什麼在亞投行的設計之初，就沒打算設置「一票否決權」呢？
否決權（veto）從來都是「自保」的護身符，是在針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自衛的盔甲。你可以用它抵擋別人對你的傷害，但是你卻不能幫助事情往好的、積極的方向轉化。換句話說，你可以「讓事情做不成」，卻對讓事情做成沒有什麼幫助。
舉例來說，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可以阻礙一些議案的推動。但畢竟安理會涉及的都是戰爭、安全等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重大議題，一旦失誤對世界可能有毀滅性的災難，因而保守一些、擁有一票否決機制也無可厚非。
但是像世界銀行、IMF等多邊援助開發機構是否應當有否決權就值得討論了。畢竟它們更需要的是推動一些建設，產生積極的成果，而不是總在考慮如何阻撓「事情的推進」。
在世界銀行及IMF中，雖然沒有明文指出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但是由於兩者的議事規則均規定，只有贊同票權重達到85%以上時，重大決議才能通過。而美國在兩者中佔有的投票權重分別為15.9%與16.8%，事實上具有一票否決的能力。
美國的「小心思」
所以，儘管這些年來，新興國家有意增加出資額來緩解世行及IMF的資金問題，但美國始終有自己的「小九九」，因為「增加出資就要給這些國家提高投票權重」，這會嚴重威脅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即便美國提出了改革方案，核心仍是通過減少歐洲、日本這些盟友的權重來「補償」新興國家，而自己的一票否決能力絲毫不受影響。
因此這些年來，不論是世行還是IMF，機構改革和項目推動方面都顯得「停滯不前」，以至於在2014年底，IMF總裁拉加德就急了，說要推進投票機制改革，今年6月為限！
而對於中國來說，如果像美國一樣為了在多邊機構中一味使用「否決權」來維護所謂的霸主地位，那麼「亞投行」很可能會一事無成。
中國的新思路
事實上，從「亞投行」的醞釀到籌備，中國一直在努力讓「亞投行」擁有全新的運行機制，是一個大家合作共贏的機制，而不是淪為自己國家「稱霸世界」的工具。所以，在中國的推動下，創始國們在努力讓「亞投行」在借鑒其他多邊發展機構成功做法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具體表現在哪呢？
比如「亞投行」在初創階段，為了能夠使它如期開張，中國出資額最高能達到50%。但未來如果能夠吸引美日歐等大國的加入，中國的出資份額會得到稀釋。按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的話說，「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擔當。作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不會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隨着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稀釋自己的股份 」。
金立群也說了，亞洲地區並不缺乏資金，而是缺少融資的機制，因而需要成立「亞投行」這樣一個專門的基礎設施融資平台。所以「當我們邀請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參與進來的時候，我們主要不是希望他們多出錢，而是希望歐洲國家的加入能夠在公司治理、技術支持等方面貢獻經驗和智慧，促進這個機構的發展。」
這些話足以說明，中國牽頭設立亞投行，並不是用強制的權力讓其他成員國服從自己的意志。說白了，「亞投行」作為平台還是希望兄弟們一起湊點子、想辦法，能做事、做好事。所以，靠壟斷所謂的「一票否決權」，那怎麼拉得起隊伍，聚得攏人心呢？
所以，亞投行需要一個新的議事機制：「有事兒好商量」，以平等協商的方式來作決定。按金立群的話說，就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
對於國際社會來說，要改變過去的「零和思維」，結束「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國倡導的「協商一致」、「合作共贏」無疑是一種新的嘗試。怎樣做到既尊重各國意見，又能達到「決策民主」和「決策效率」的平衡，做起來並不容易，但中國願意嘗試。
當然，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和投票權肯定要照顧到各自的出資比例和GDP總量排名，不可能不具有差異。但可以肯定的時，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投行」，就要創造一個新的更民主也更有效率的國際金融合作方式，而設立所謂的「一票否決權」搞變相的壟斷，無疑是遺人口實。今天，加拿大也表示了申請入會的意願，而美日的口風也慢慢在鬆動。不管他們最後會不會入伙，「亞投行」的大門是敞開的，如果覺得這是中國擺設的「鴻門宴」，那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美國反對亞投行只能影響其在發展中國家形象
連日來，國際輿論針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議論頗多。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25日文章稱，發展中國家在北京主導的亞投行中看到希望，美國反對成立亞投行對其在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形象造成打擊。
文章引述越南著名經濟學家黎登營的觀點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一個「聰明的主意」。對於西方大國在加入亞投行的問題上與美國「分開站隊」，黎登營表示讚賞。隨着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相繼加入亞投行后，中國主動提出放棄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的否決權。黎登營稱，「這是一種溫和的方法——非常靈活，非常理智」。
文章認為，在反對亞投行上，美國不僅將自己置身於與其最親密的西方盟友處於外交分裂的狀態，還讓美國在諸如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形象遭到打擊。
《華爾街日報》文章指出，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獲得支持，而中國在這一領域恰巧能夠提供支持，但新興經濟體擔心由此深陷中國的「軌道」。即便有像黎登營這樣的專家表示北京正在努力平息這些對於亞投行的擔憂，但美國卻在堅持其陳舊的思維方式。
在文章看來，目前北京發出的信號都是正確的，而美國似乎正在打一場錯誤的戰爭。
亞投行的中國立場
眼看申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最後期限日近，「要不要參加由中國發起的亞投行」成為近期不少國家首腦要考慮的問題。於是，有的國家繼續觀望，而多個國家則果斷前來。近日，隨着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紛紛提交加入申請，亞投行籌建問題再度升溫。對於外界關注的問題，昨日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也首度做出回應，毫無疑問，雖然中國多次強調無意左右亞投行，但在亞投行中卻充滿了中國立場。
亞投行總部敲定北京
在亞投行的籌建過程中，總部所在地絕對算是亟待落實的重要事項。特別是不久前印尼宣布欲爭奪亞投行總部后，讓選址一事變得更受關注。對此，史耀斌明確，據去年10月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各方已一致同意將總部設在北京。關於是否在其他國家設立區域中心以及未來高管設置等問題，各方將根據未來亞投行業務的開展情況協商確定。
作為一個以黑馬姿態闖進國際金融體系的多邊銀行，亞投行的每一步都被放在聚光燈下。此前，倡議建立亞投行是中國將自己經濟發展硬實力升華為更多地區話語權軟實力的嘗試，而總部敲定北京，則顯示出中國也將逐步承擔與其國力相稱的更多國際責任的決心。
「眾所周知，亞投行的很多決策不僅着眼商業，也要兼顧政治，未來各國領導人將常常相聚研討。而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定位為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非常適合成為亞投行的總部。」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勛也認為，亞投行促進了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並帶來了直觀的效益。有錢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把錢借出去，收取利潤；需要錢的地區可以用這筆錢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形成雙贏。此次，總部落戶北京，對於京津冀區域發展來說更是個好消息。
否決權是個偽命題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面對英法等多國密集申請加入亞投行，有媒體報道中國放棄在亞投行的一票否決權以換取歐洲國家支持。針對這一說法，史耀斌回應稱，亞投行決策機制和股份分配是亞投行章程的內容，目前各方正在進行磋商。亞投行是互利共贏的倡議，是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有益補充，將遵循公開、透明、高效的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的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將按域內和域外劃分其成員，隨着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所謂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是一個不成立的命題。
史耀斌還強調，在籌建亞投行的過程中，中國與澳洲、韓國、日本、美國相關部門一直保持溝通。中方歡迎域內外國家積极參与亞投行籌建，同時也將尊重他們是否加入以及何時加入亞投行的決定。
同時，無論相關國家是否加入亞投行，中方都願繼續和相關各方在一些多雙邊經濟對話機制下加強溝通以及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機構開展合作。
王雍君也認為，亞投行從籌建之初就提出面向全球，故該銀行帶有明顯的全球銀行色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一方獨大，反而會影響其發展。所以按照股份享受權利承擔義務與亞投行的角色更為相符。
無最佳可言
對於亞投行的發展，史耀斌還表示，在數十年的發展進程中，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不斷完善自身建設，積累了很多經驗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結構、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政策要求。國際上將此統稱為「最佳」實踐。但實際上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關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因此，嚴格地講沒有最好的標準，只有更好的標準。
「作為一家新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和多邊發展體系的新夥伴、新成員，亞投行力求在治理結構、保障政策等方面將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通行的經驗和好的做法，不走同樣的彎路，尋求更好的標準，」史耀斌說，「中國也多次表態將和其他意向創始成員國一道，將亞投行打造成一個實現各方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台。」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分析，其實，亞投行的主要優勢在於定位鮮明，毫無疑問，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增長的平台，「中國人很早就知道要想富先修路，英國經濟學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大推動理論，可見，良好的基礎設施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並可帶來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這符合各國利益。而獨特的定位和優勢也決定亞投行自誕生之日起，就不可能去複製別人的最佳標準，而註定要走一條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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