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蓋五大洲，囊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 新興經濟體的亞投行炙手可熱，首任行長將由誰擔任？這是目前圍繞亞投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香港《南華早報》上周報道，亞投行多邊臨時處秘書長金立群是最可能的亞投行行長人選。 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根據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通行做法以及公開、透明、擇優的原則，亞投行將在正式成立後召開部長級理事會任命首任行長。
早前有報道指，中方或表示慷慨讓印度出任行長，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認為，中方出任首任行長才是「名至實歸，理所當然」。金透露，英、德等歐洲大國加入亞投行，都是有要求的，「至少要給一個副行長，但副行長沒那麼多，這就要平衡」。他坦言以前中國跟美國走，不用操心，「現在自己當老大，確實很難，每個國家都有要求，擺平不容易。」亞投行高管職位將有一番爭奪。
《南華早報》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高級研究員王軍稱，現年66歲的金立群是亞投行首任行長的頭號人選。王軍表示，金立群擁有「北京的強力支持，許多方面都對他相當肯定」。中國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也認為，現任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長、亞投行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較有可能。金曾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長、財政部副部長、世界銀行副執行董事、亞洲開發銀行（ADB）副行長，後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作為中方推薦的亞投行負責人，將來如果行長是中國人，他就是行長強有力的競爭者。」
《南華早報》文章指出，若金立群成為亞投行行長，他的職責將是提升北京在國際經濟和金融規則制定的影響力，以制衡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和美國牽頭的世界銀行。分析人士還認為，如今已有57個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行長必須謹慎在東西方成員國的利益中取得平衡，這意味着在提升中國影響力的同時，避免製造亞投行是受到中方利益所支配的印象。《南華早報》援引王軍稱，金立群是幹練的調節紛爭能手，應付上述挑戰遊刃有餘。「金立群願意直面問題，從未逃避，總是盡全力去解決。」
非政府研究機構「中國戰略思想庫」的研究員趙昌會對《南華早報》表示，金立群肯定是亞投行行長候選人。他認為，一個優秀的候選人需要符合多項條件，包括熟悉政治議題和國際局勢，出色的管理技能、與多國領導人對話的能力，以及建立穩定的融資機制的能力。
金立群何許人也？
出生於1949年的金立群是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文學碩士。趙昌會透露，金立群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最早在較高的學術層次攻讀國際事務者之一，非常了解中國的需求。「他的英語流利，通過工作獲取經驗，不像其他人只是夸夸其談。」 金立群法語也不錯。用數名與他打過交道的人士對他們的描述，金立群是一位絕佳的「與蠻夷人打交道之人」。英國BBC指，金立群是少見的人才，具有國際視野。
據悉，金立群是一位親英派，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橋段；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麼迷戀法國的文化；而他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財經》雜誌在介紹金立群時寫道，金立群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后師從英語大師王佐良和許國璋，攻讀英美文學。1980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財政部工作。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何帆在其「何帆研究札記」中發表文章稱，由於金立群當年醉心於英語和文學，在前往財政部前很是猶豫，但許國璋認為「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因此金立群最終進入財政部。儘管如此，金立群仍將翻譯作為業餘愛好，曾校譯美國作者徹諾（Ron Chernow)所著的《摩根財團》一書。
《財經》介紹稱，金立群一到財政部報道就被派往美國的世界銀行總部，進入中國執行董事辦公室工作，自此與國際金融事務結下不解之緣。1987年至1988年間，金立群曾赴波士頓大學經濟學研究生院就讀。1988年起先後擔任財政部外事財務司副司長、財政部世界銀行斯副司長、司長。文章指出，金立群的國際金融經驗和能力在這一時期得到很大的鍛煉和提高。2003年，金立群成為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是該行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高管。
《南華早報》引述曾經與金立群共事的一名官員稱，比起中國許多政府官員，金立群沒有什麼官僚作風。該名官員對金立群在與同事相處時表現出的靈活態度印象深刻。「有些人在不喜歡某些事物時可能會提出反對，但金立群並不那麼主觀或固執。即使是他不喜歡的事，他也會說:我們就這麼做，只要把傷害減至最小即可。」
這名官員表示，金立群非常有毅力，總是全力以赴直到達成目標。但他也認為，金立群缺乏做出成功投資決定的記錄，若金立群如外傳成為亞投行行長，這將對他構成相當大的挑戰。
金立群的自白
新浪財經2013年2頁曾刊登一篇金立群專訪。金立群在介紹自己在文學和財經領域等成就時表示：
「很多人對我有誤解，認為我只是讀外語出身的，但你看我這裡的書，除了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書籍，其他全是中國的古典文學以及哲學。紅樓夢所有的版本我都有。我奉行兩條，第一個就是讀書。我認為現在很多人不讀書，至少不是認真讀書。我讀書是絕對不會什麼書拿來都看，像我家裡的書架，這本書必須具有永久的價值，否則不會上我書架；第二個，要以批判的眼光來讀書。唯書、唯上，這是中國人很容易犯的錯誤，我是不斷挑戰，不斷提出問題。」
「我當年在美國波斯頓大學讀經濟，要想留在那裡攻讀博士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沒有在美國讀完博士，國家要我回來，我就回來了。經濟學基本的東西我都讀了，但是我沒有一頭扎到學術領域的深海裡，沒有時間去搞過分理論性的東西。作為我來講，需要經濟學方面比較全面的知識，但並不需要過分的學術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問題的視角。」
「我最高學位是碩士，是在北外拿的，而且是在畢業以後補的，因為我們畢業時，學位制度還未頒布。此後，為了拿到學位，我又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是研究語言學的。學校給我碩士學位，這是我真正貨真價實的，全日制拿到的學位，不是混日子拿到的，那種混日子拿到的博士我不要。我不求虛名，我碩士就是碩士。當然，財科所也請我當博導啊，河南大學請我當英國文學的博導，為什麼我沒帶一個學生呢？我現在沒有時間，我要對學生負責，我帶學生我就要全力去帶這些學生，如果我退了能空出時間來我可以帶。我寫的東西都是我自己寫的，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的。」
「讀書、工作，都需要時間。時間怎麼來的，第一個，要看你整個人生中間怎麼利用這個時間。在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的範圍裡，每個人能挖掘出來的時間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是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跨度來看人們所能挖掘的時間，那麼人跟人的時間差別就大了。我有一次到杭州去，等飛機起飛，飛機在跑道上延誤時間，人們都是非常煩躁，整整六個小時。在這個時間裡，我寫完了一篇文章，這個就是一個例子，時間哪來的？很多文章，我是怎麼寫的呢？飛機上、火車、酒店，只要坐在那兒，我不是看書，就是寫文章。所以說，當你看一天，時間差別不大，當你看十年，時間差別是很大的。時間就是這麼來的，每一天都會過得比較有意思。 」
金立群的觀點
中國企業在國外一定要遵紀守法，一定要把事情做好，讓人家能信任你。如果有一件事做不好，會影響整個中國企業的形象。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並努力往價值鏈上游移動，而不僅僅是追求短期的利益，這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如果中國可以提供相應的商品給國際經濟，這些產品不可替代，或者像稀土一樣，短期內不易替代，就不用擔心他們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了。
我認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就要強調商業考慮，尤其是一些民營企業，談什麼戰略啊，把人家嚇得半死。應該表明我們有資金，有產能，到你們那裡去開廠辦企業，減少貿易方面的摩擦，到你們那裡去創造就業機會，不是很好的事嗎？就是要在商言商，不要去增加人家的顧慮。其實我們的企業出去沒有那麼多目的，卻說得人家很害怕。還不如直說：「我們出來就想賺點錢麼！」
要淡化國企和民企的界限。我們似乎一直在強調這種意識形態，彷彿兩者一個正出一個庶出。現在不能像以前那樣「劃成分」，我們都是中國人，講到企業，都是中國企業，不要說什麼國企、民企。中國對外宣傳的水平要實現真正的提高。
現在中國有一個習慣，中國政府有兩個手，是兩手抓兩手硬，一個是無形的手，一個是有形的手，這兩只手都很強，我覺得應該讓企業、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一定要意識到，轉型必然對中國經濟增長要素的配比和調整提出挑戰。政府不要太多地直接捲入其中。
中國現在並不缺少資本，但是所謂大家手裡有錢，在銀行裡有存款，但是，錢不是資本，這個概念一定要搞清楚。錢一定要經過一定的形式，才能讓它轉變成資本，真正起到作用。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這些錢轉變成資本之後投放到哪兒去？是不是再去搞很多的基礎設施項目？經濟的發展要平衡。如果只是基礎設施一頭獨進，而其他部門的發展跟不上來，這些投資就不能產生良好的效益，會是很大的浪費。
加強資金分配的市場導向作用，鼓勵創新，鼓勵研發，保護知識產權。不保護知識產權，中國的轉型是做不到的。中國人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喬布斯？喬布斯代表的是一種市場的力量，代表的是創新。這個問題表明了人們對中國缺乏創新的憂慮。
我認為中國的喬布斯是有的，只是名氣沒有那麼大而已，我們有些民營的企業也是叱嗟風雲，做得也不錯。但是，確實是沒有喬布斯那麼大的影響。喬布斯死了，為什麼喬布斯死了？因為蘋果機給地球上的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福利，上帝有點兒嫉妒，天堂裡的電訊都沒有那麼發達，請你到天堂來吧。
喬布斯走是好事還是壞事？當然對蘋果來說不是好事。但是我相信喬布斯活100歲、200歲，也不可能讓蘋果永遠取得這麼大的輝煌業績，一定會被別人所取代，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魅力。我們關心的不是喬布斯是不是死了，關心的是不是能夠做到一個喬布斯倒下去，千萬個喬布斯站起來，這是中國需要考慮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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