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必有一戰中國沒有退路必須打贏

劉亞洲上將

「中日對立,絕非只因歷史舊怨。當今世界,各種爭鬥,爭的是國家、民族、政權的生存權。……從這個角度看,中日兩國遲早要發生一場對抗和危機,即使不在釣魚島,也會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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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不斷對抗會使中日雙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遠,向戰爭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軍事衝突,對中國而言只有一個選擇,必須打贏,沒有退路。對日本而言,有三種結果:贏了獲益極大,輸了損失不大,講和部分受益。對美國而言有更多選擇。日本不怕敗,中國不能輸。否則,就會引起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

從釣魚島問題看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既是周邊問題,又是大國關係。把釣魚島問題當成當前中日關係的重點和焦點問題,是戰略誤判。認為非重點問題就不會影響國家安全和改革開放進程,同樣也是戰略誤判。

大勢

不能孤立地看待釣魚島問題,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交惡問題,要把這一切放在國際格局的大視野中去看。

全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國崛起,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不適應、不包容,甚至不接受。新世紀以來,美國已視中國為其全球霸權的主要挑戰者。日本向來自詡為「亞洲領頭雁」,但GDP現已被中國超越。這一變化使日本備感失落,受到刺激。所以它一改在國際問題上不事張揚的套路,一反常態地跳出來,挑戰中國。

中國面對的一切國際問題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根據叢林法則,「老大」是不允許「老二」好好過日子的,因為,「老大」一直十分擔心「老二」時刻可能取代自己的地位。美國人很有戰略眼光,不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布局了日本這個戰略棋子,而且,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在我們周邊晃悠,尤其是最近。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這當然是日本造成的。與東盟關係因為南海糾紛和美國使用其影響力分化東盟而造成緊張;中美關係日趨轉向一種戰略性對抗關係。

中日對立,絕非只因歷史舊怨。當今世界,各種爭鬥,爭的是國家、民族、政權的生存權。美國跟我們爭的,是這個;日本跟我們爭的,也是這個。只不過日本的訴求、格局比美國小而已。從這個角度看,中日兩國遲早要發生一場對抗和危機,即使不在釣魚島,也會在其他方面。

兩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兩國基本是「強弱型」關係,從古代到近代是中國強日本弱,日本學習中國。1868年日本走上明治維新道路后,日本強中國弱,日本反過來侵略中國。而隨着中國崛起的步伐加快,中日將第一次面臨「強強型」關係。如何處理好這一全新的關係,兩國都不適應。過去二十年是日本衰落的二十年,卻是中國快速發展的二十年,日本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成為日本右翼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土壤。這就註定了兩國關係必然會出現較大的波折,當然也預示着調整和轉機的到來。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和舉措,既是其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識形態的必然。日本以釣魚島之事向中國發難,有日本與中國爭奪東北亞及太平洋主導權的戰略考量,更不能排除是利用外部壓力,促變中國國內思潮的政治設計。1986年,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就給日本官房長官建議說,中國的崛起擋不住,但有一個辦法可以暫時摁住,就是讓中國分裂。

冷戰時期中日友好,是對抗蘇聯的需要。冷戰後中日友好,有弱化美日同盟、牽制美國的考慮。兩個歷史階段中,美國都是重要角色。中、日為鄰,永遠無法改變。中、美兩國作為影響世界的大國地位,也永遠無法改變。能夠改變的是關係。目前,美國從歷史和自身利益出發,需要日本和中國斗,卻不允許日本勝,更不要說全勝。美日關係更複雜,對日本來說,美國既是對手,又是「恩人」。美國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衛者,又是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最大障礙。美國利用日本,日本也利用美國。歷史上給日本造成最大傷害的是美國,給美國造成最大傷害的也恰恰是日本。同時,美國主控着日本再軍事化的步幅,也決定着日本對中國強硬到什麼態度。日本國家戰略既受到美國的強烈影響,又有想擺脫這種影響的強烈傾向。單憑日本自身之力很難戰勝中國,美日同盟則有可能。中國崛起,是中國在尋求突破。日本挑事,也在尋求突破,它想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中、日都想破局,但都被美國限制着。中、日、美三國原有一個戰略平衡,這個戰略平衡被中國快速崛起打破了。

知日

1931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到日本訪問,回國后他說,六十年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識和心理,是「抗日」、「師日」、「親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其實到現在,「知日」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越是憤怒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險的對手,越要研究它,學習它。不吃透對手,不僅戰勝不了對手,相反會讓對手恥笑。中國對日本研究不夠,而日本從始至終一直密切關注中國這塊大陸,唯一不同的是:以往他們焦慮的是中國的衰弱會帶給日本什麼,現在則是對中國的強盛。因此,我才認為,把釣魚島問題當成是當前中日關係的重點和焦點問題,是戰略誤判。認為非重點問題就不會影響國家安全和改革開放進程,同樣也是戰略誤判。

甲午戰爭中,日本在黃海海戰中獲勝。1895年1月,日本內閣做出決定,在原屬清朝的釣魚島上建立國標,從此埋下了釣魚島問題的禍根。這次釣魚島爭端再起,中央正確應對,打破了日本單方面控制釣魚島的局面。有一種觀點認為,安倍政府上台後,在釣魚島問題上一圈圈擰螺絲,迫使中國不得不在他每一步舉措后做出強硬回應,而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中國越強硬,安倍越高興。有人認為,在有些問題上中國小題大做,使個別戰術級別的問題被搞成了戰略級別問題。其實,正是中方的「小題大做」,才一舉奪回了釣魚島的主動權。釣魚島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紀80年代那種日本單方面管控狀態。近代以來,日本曾兩次打斷了中國的發展進程,但前兩次都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過於孱弱。現在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我們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圖第三次對中國發展進程的干擾。如果再次被打斷,這將是中國的恥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日本是個島國。一個日本學者在答覆美國學者的質詢時說:「日本與貴國不同,貴國是建立在原野之上的,而日本是建立在一個群島之上的。」島嶼這一地理形態對日本國民性格的影響至為深遠。「島國根性」一般說來是心氣甚高,心眼甚小,偏執,堅忍不拔。歷史上島國與地理上接近的國家總是很容易變成世仇。英國和法國是這樣,日本和朝鮮也是這樣。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時,一定要關注其島民心態。即使中國想修復中日關係,日本卻未必真有這樣的願望。

日本一直渴望從一個「戰敗國家」走向「正常國家」。二戰結束已近七十年,它的這個願望還沒有實現。這是日本全民族的願望,人們可以延緩它,但無法阻止它。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勢力共存。日本今後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二者之間的角力,當然也取決於國際社會對它的影響。從現在看,日本右翼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那就是過於依賴美國。日本的這些做法恰好被美國利用和引導,從而使日本離「正常國家」越來越遠。日本的右翼其實是一群偽右翼。按照一般規律,在東方國家,左翼是民族主義者;在西方國家,右翼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都具有極出色的民族自尊心。而日本右翼恰恰相反,一點民族自尊心也沒有,全身心的投入美國懷抱,並毫不感到羞恥。

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衛隊,恢復了武裝。同樣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黨成立(此民主黨非今天的民主黨,而是右翼的「自民黨」的前身),三天後,安倍晉三出生。安倍曾說過:「我屬馬,我將像強有力的、輕鬆跨越障礙的駿馬一樣,不退縮,不膽怯,排除困難。」據外媒報道,他在2007年下台後,深感自己執政經驗和準備不足。為此,專門自費報名參加了多個政經補習班,惡補相關知識。他的目的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劍,意在修憲」。他想使日本自衛隊重新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隊,從而實現日本戰後九十多位首相夢寐以求卻未能如願的目標,從而也使自己成為戰後最偉大的日本首相。觀其言行,我倒覺得他還有另外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恢復日本民族的精神。二戰後,對中國來說,固然國家殘破,卻在烈火中重生;對日本而言,則是精神遭到重創,整個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無法恢復。在安倍的誘導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各種政治派別競相比試誰對中國的立場更強硬。日本政治右傾化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正朝極右化演變。這已經屬於精神層面的範疇,需要引起我們的格外關注。

現在預判安倍政權的長短,還為時尚早。安倍政權奉行的內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險性,但執政地位還比較穩固,與過去「八年七相」不同。對安倍失信、說話不算數等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品質,而應看到這是日本國家的問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70%的民眾支持;日本政府挑起釣魚島爭端,80%的民眾認為錯在中方。安倍作為日本20世紀50年代后出生的右翼精英,其思想代表了一代人。

衝突甚或戰爭

中日兩國「歷史問題現實化」和「現實問題歷史化」已形成惡性循環,如此發展下去,兩國間會發生衝突甚或戰爭嗎?

石原慎太郎製造的釣魚島收購鬧劇是出於個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綁架」。安倍上台後,巧妙地對此鬧劇加以利用及誘導,進一步擴大了事態。然而,釣魚島事件以來,從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後矛盾的應對舉措中,可以看出它還不是蓄意預謀。看上去動作頻頻,實則毫無章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為釣魚島不惜與中國一戰的準備。

戰爭,並非安倍政權的首要目標,但戰爭卻是其可以憑藉的政治手段。對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過營造戰爭氛圍,從中獲取其想得到的利益。保持目前這種態勢對日本而言至少有三點好處:其一,國內製造業相當部分進入軍備生產,刺激經濟;其二,聯合東盟和印度對抗中國的軍事壓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國家對日本侵略歷史的記憶;其三,向美國討價還價。而如果真的發生戰爭,對日本來說也不吃虧——和平憲法將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義者將如願以償。

海洋爭端在中日,戰與不戰在中美。在美國尚未完全對日本打開牢籠、鬆開韁繩的情況下,日本要做的並不是發動大規模戰爭,而是以持續不斷的小型衝突,逐步完善自身軍事體系,同時一步步突破美國的限制。其間,日本會像一頭捕食獵物的獅子一樣耐心而堅定地匍匐前行,一旦獵物出現懈怠或其他可乘之機,日本將一躍而起,突然咬斷對方喉管。

今後一段時間,釣魚島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現兩種衝突,一種是「偶發性衝突」,一種是預謀性衝突。我們特別要警惕后一種。日本人生性好鬥,有軍事冒險的天性。它最善於搞突然襲擊。回顧歷史,在面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三次決定國家命運的全面戰爭中,日本都是靠偷襲取得主動。這是它的文化所決定的。衝突形式將是「冷兵器」對抗,也就是艦船相互衝撞。這屬於心理戰範疇。日本是這方面的高手。對戰爭,前人有過精闢概括:小戰靠戰術武器,中戰靠國力,大戰靠戰略思想。中日如在釣魚島發生衝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戰爭,即小規模戰爭,主要靠戰術武器。

釣魚島如發生衝突,必靠海、空軍。西方媒體稱,日本海軍實力,世界第二,已經超過俄羅斯,僅次於美國,雖然它還叫自衛隊,其實只差航空母艦沒有造,是個標準的現代化海軍。日本海軍叫囂,一旦發生戰事,四個小時內「清空」中國東海艦隊。這不能只看作是一句笑話。從1981年起,美國、日本就開始針對中國海軍制定了名為「枷鎖」的秘密海洋軍事計劃並演練過多次。日本軍艦上都裝備有通過衛星定位顯示中國海軍艦艇位置,叫作「點心」的系統,可以自行運作50年以上。日本空軍的戰機保飛率始終維持在90%的水平,高於美國空軍的80%。有消息稱,日本可能引進F-22飛機。美國軍方號稱F-22可以在兩小時內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扔炸彈。起飛后直接進入平流層,在這個高度投彈,就算扔下一塊磚頭,由於重力加速,也能把一座大樓擊穿。

中日不斷對抗會使中日雙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遠,向戰爭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軍事衝突,對中國而言只有一個選擇,必須打贏,沒有退路。對日本而言,有三種結果:贏了獲益極大,輸了損失不大,講和部分受益。對美國而言有更多選擇。日本不怕敗,中國不能輸。否則,就會引起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

2014年又是一個甲午年。因對甲午榮耀的記憶和渴望,刺激日本軍國主義「迴光返照」,日本民間有不少叫囂「第二次甲午戰爭」的聲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開國」。中國國內也有高漲的民族情緒。中日兩國民族情緒是一種較量。日本領導人被這部分日本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在釣魚島,中國不主動打第一槍,但也要造成讓日本不敢打第一槍的態勢。毛主席講過,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打仗是軍人天職,怕打仗不是真軍人,真打必須真準備。

我們必須以不惜戰爭的決心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作為軍人,我們必須用「打仗的決心」爭取和平。既可以通過戰爭捍衛和平,也可以通過和平捍衛和平。軍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戰」,是我充分做好戰爭準備的敢戰、善戰、能戰下的「不戰」。力爭最好結果,準備最壞情況。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講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來。歷史早已證明,最靠得住的永遠都是自己。

破局

蔡鍔曾說過:「中國要圖強,必須越過日本這道坎。」中日這場鬥爭是戰略競爭,決勝的關鍵不僅取決於硬實力的比拼,也要看軟實力,看誰在戰略指導上更勝一籌,看誰在實現國家目標的道路上走得更穩,看誰在戰略判斷、戰略指導上更少犯錯誤。從這個意義上看,中日對抗是一場綜合國力的較量。

自清朝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列強一直懷有艷羨心理,再加一點自卑。孫中山改變了這種心態,在對外交往中變得堅定、自信。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稱得上大體健康。他曾留學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諱言日本的強盛,也不怕日本的強盛。起初他堅決不抵抗,後來抵抗起來也夠堅決。抗戰勝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為敵,不向日本報復,並不要日本戰爭賠款。至今日本人還感激他,稱他「以德報怨」。其實這表現了蔣介石的一種自信。蔣介石的對日態度後來為毛澤東所發揮。毛澤東比蔣介石還要自信,在日本賠款上也一筆勾銷。最自信的人要屬鄧小平。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訪日,中日兩國互換《中日和平友好協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國神社接收了14個甲級戰犯的牌位。10月18日,時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還參拜了靖國神社。鄧對此並不理會。鄧的不理會是最大的理會。日本人知道他們永遠不是鄧小平的對手。從1979年開始,日本開始對華貸款,截至2010年底,累計向中國提供貸款27884億日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出了相當的氣力。今天,中日兩國領導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都是50后,從履歷上看,我們的領導人無論在知識、情懷、歷練、吃苦等方面,都遠遠高於日本領導人。新生代領導的博弈,充滿了歷史責任感。這不僅是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的博弈,更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

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或崇拜一個民族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對待歷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國道歉誠懇與否上,是沒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現。這一點,美國做得比較好。夏威夷曾經遭受日本轟炸,留下過恥辱的記憶,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經成為一座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經變成了今天的和諧。美國作為戰勝國,對日本有天然的心理優勢。在美國人看來,歷史當然不能遺忘,但可以寬恕。戰後的日本,在對待其發動侵略戰爭的態度上的確無恥,它既不誠懇向中國道歉認罪,又喋喋不休地說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意在反訴美國,這是戰敗國小兒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國人必須在心理上清醒和強大起來。我們的自信和強大,是最終戰勝敵人的法寶。僅在經濟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國人建立對日本的信心。真誠的道歉從來不是求來的,譬如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歷史性的一跪,正因為並非出自他國的要求,才顯其真正認罪悔過的誠意和價值。中國人民如果能把歷史變成「鏡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來,開闢未來,就真正超越了歷史。

對待日本這樣的國家,領袖個人的力量顯得特別巨大。20世紀70年代初,中日開始交往,國與國之間無法溝通,只有田中角榮和毛澤東、周恩來這些第一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使兩國關係步步推進。中日關係從田中角榮開始,很大程度上是靠個人之間的關係來維護的,周恩來、郭沫若、廖承志等人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既符合東方的傳統,又符合兩國的利益。韓國儘管強烈批評日本領導人參拜——強度超過中國——但從未中斷和日本的高層交流。日韓間因為獨島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但根本沒有武裝衝突的跡象。

中日關係越是困難,中美關係越是重要。釣魚島緊張局勢是否進一步升級,幕後最重要的因素來自美國。美、日兩國雖是平等結盟,但實質是美主日仆。中日關係背後真正的操控者和決定者仍是美國。從美國的角度看,下一場戰爭最好不是由美國參加的戰爭,而就像歷史上的代理人戰爭一樣,由美國提供軍火來消耗可能成為對手的大國國力。那麼選擇哪兩個國家呢?有人說是中國和日本,也有人說是中國和印度。從反面看,這就是中國的假想敵是誰的問題。當前,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對美關係,就不能對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們應清點並打好手中每一張可能影響美國的牌。

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國內有着巨大的右翼勢力,另一方面,日本還有強大的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憲的關鍵因素還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若真的死灰復燃,首先要通過的就是國內民意這道檻。這道門檻不易跨越。從日本反右翼勢力的一些表現中,可以感覺和觸摸到這股力量。自從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合祀14名甲級戰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戰後,很多首相參拜了靖國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沒有參拜。

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台灣方面對於釣魚島主權特別關注。最早的「保釣」運動,也是從台灣開始的。日本的經濟兩頭在外,其能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過台灣海峽。如果在新世紀的釣魚島衝突中,兩岸建立互商互聯機制,共同禦敵,日本將腹背受敵,首尾難顧。釣魚島問題也是「一個中國」訴求的最佳切入點之一。韓國是崛起中的中等強國。韓國在反日問題上與我有共同點。在對日關係上,台灣、韓國都是可以團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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