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一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的意識形態越近，執政黨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執政黨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是把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那麼執政黨的生命力會更強。從技術上說，第一步是把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意識形態相對區分開來，努力把國家意識形態塑造起來。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也不在於中國的經濟力量有多強大，中國如果能夠對西方有威脅的話，就是中國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
美國學者拿中共與蘇共比較 所以看不清中國
這幾年，美國和歐洲的朋友來找我討論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看不清楚，非常迷惑，認為中國的不確定性很大——中國到底往哪個方向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往哪個方向走。大家在外面是非常擔心的，因為看不清楚。我問一位美國朋友，你們在做什麼研究。他說正在組織一個強大的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團隊，比較中國共產黨和蘇共。他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也在研究共產黨。他說你寫了共產黨的書以後在思考什麼？我說，我也在思考共產黨，但不是把共產黨置於蘇聯東歐的共產黨制度下，而是把中國共產黨放在中國幾千年文明來回答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什麼，發展方向在哪裡？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幾年我們一直在爭論，光看改革開放以後30年來解釋中國未來，我想這看不清楚什麼問題；加上1949年以後的毛澤東時代也看不清楚。有人說要從“五四運動”之前的近代歷史發展來看——即從1840年鴉片戰爭的歷史來看——能否看清楚？我還是覺得看不清楚。我認為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來看，放到整個世界文明發展來看。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智庫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我非常喜歡。我們一定不能把中國孤立來看，因為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從一個文明的角度，怎麼樣看中國的未來，中國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兩百年往哪個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從文明的視角來看，無論政黨，其它組織也好，能夠對它們把握的比較正確一點、精確一點。文明的力量很難改變，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變化不是以五年、十年為基礎。我一直在反思怎麼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實。有人說中國是文明國家，我自己以前也說過多次。我們文明怎麼發展。我先講講我的思路，再講講這本書，談談未來做什麼的問題。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批評意見。
中國文明經歷四個階段包容使自己更強大
文明的角度是什麼？我覺得現在是中國文明發展的第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國文明基本價值形成時期，在公元前13世紀到公元2世紀基本上形成，這個時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爭鳴，就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多種思想之間的對話，由對話而產生。
第二時期是公元3世紀到公元10世紀，佛教進來對中國文明產生巨大的衝擊。中國文明與佛教之間的衝突不亞於現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擊。大家知道歷史上發生過很多的滅佛事件，表明佛教對我們產生的衝擊。那時候的心態跟我們現在的左、右派心態沒什麼區別。我自己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每一個時代，知識分子自己往哪裡擺？歷史上像今天階段化的思想狀況，都產生過了。佛教時代進入以後，中國剛開始是拒絕，非常懷疑、猜疑，甚至發生暴力衝突，可是以後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達頂峰。唐朝是國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說是文明的崛起。
中國第三階段文明是公元11世紀到19世紀末。宋朝是一個轉折點，就是“新儒學”開始。朱熹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物，對中國文明貢獻的影響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學。重新把中國文明轉化成為一個主體，把佛教容納進來，真正吸納到中國自己的文明裡面。一直到王陽明心學，新儒學到了一個頂點。現在進入第四個階段，19世紀末西方文明進來，我們不說以前的傳教士這些活動，哪怕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現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從這四個階段的發展來看中國文明以後怎麼走呢？我自己覺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國文明是一個學習文明，特點就是開放、包容、改進，不是通過拒絕使自己更強大，而是通過包容使自己更強大。宗教文明很難包容，因為宗教文明的基礎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質。中國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們現在講文明對話，經常不能把握這個特點。最近在博鰲論壇上提倡要進行亞洲文明對話，我覺得要對話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質性問題，否則沒辦法去深刻對話。
當今中國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次要地位。
到朱熹到了第三個階段。中國文明再次成為主體。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類似宋朝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應當思考怎麼樣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們文明裡來。這個是老問題，80年代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觀點。這也是近代以來一直所爭論的。李澤厚先生那個時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他認為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體，中學為用。但我自己覺得，從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文明的對話必須像朱熹那個時代一樣，中學為主，佛學為次，就是說今天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還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覺得，如果意識到佛教在中國的演變過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進來以後的歷程。我們已經到了新的時代，這是今天的大背景。
西方對中國的定位還停留在亞里士多德時代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次要地位。
講到中西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我要梳理亞洲價值觀。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首先，“亞洲”這個概念不是我們亞洲自己發明的，是西方給我們的。我們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國論。但我覺得，西方也是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沒什麼大的忌諱。東方的概念是怎麼來的？我們如何和西方發生關係的？如何和西方展開交流的？我發現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時候已經開始談論東方了。有意思的是，因為希臘文明東邊就是波斯文明，他們就把波斯稱為東方，波斯以東的都叫東方。他們以這個區分世界。東方分為近東、中東，我們這裡是遠東，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區分分為近東、中東、遠東。我覺得這是西方人犯的錯，他們把整個東方等同成同樣一個文明。它們把中國稱為東方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錯誤基礎之上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與波斯文明是不一樣的，沒有區分來看。我認為西方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到現在的中國定位沒有任何大的變化。
三個德國人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看法
真正把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化和概念化的是三個德國人。第一個是卡爾•馬克思，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第三個是卡爾•維特佛克，是50年代耶魯大學的教授。
這三個人非常有名氣，西方所有對中國的看法從這三個人身上來看是最系統化的。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他們有談中國，但是還沒有系統化。直到馬克思第一個談亞洲，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專制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說中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明，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第一次對東方主義的概念化，當然還包括了印度。馬克思從物質層面來分析東方專制主義。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從宗教和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專制主義。第三個人是從兩者的綜合，他把中國稱為水利社會。這三個人是現在西方看中國的理論基礎。我們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80年代被翻譯成全能主義，都離不開這三個德國人。
我覺得，他們非常致命的錯誤就是延續了從西方古希臘開始的東方專制主義。我今天講怎麼塑造軟力量，但這三個人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要塑造中國的軟力量，就必須在講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講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講中國的故事就永遠達不到目的。亞里士多德講他的政治學，是把古希臘各種政治制度比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論化，成為了經典著作。這三位德國人也是這樣的。
日本假裝自己是西方國家時卻犯下致命錯誤
東方專制主義一直延續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亞洲國家沒有任何反應，直到亞洲價值觀的產生。
東方專制主義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最成功的現代化的國家。日本開始以為自己學西方非常成功，但是後來犯了致命的錯誤。日本沒有能夠正確解釋亞洲價值觀，而是假裝成西方國家，尤其是二戰期間走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明治維新把握得很好，後來的日本逐步發展成西方做什麼，它就學什麼。實際上，日本文獻有提這個東西。二戰從日本的角度看，是日本要帶領亞洲國家把西方打敗。日本在與俄國的戰爭中勝利了，是第一個打敗歐洲的亞洲國家，但是它最後卻走上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道路。日本的方向錯了，日本失敗之後，沒有人提亞洲價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亞洲價值觀。當時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學者都找來了，研究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遭到西方的圍攻。我現在在看為什麼遭到西方的圍攻？如果以學術的角度來看西方怎麼圍攻亞洲價值觀的討論非常有意思。可以預見我們以後做什麼，西方會怎麼對付。年輕的學者如果做一篇論文會很有意思。
中國只有在一件事上會真正威脅到西方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價值觀一方面遭到不僅是西方國家的圍堵，也遭到亞洲一些開始民主化國家的批評。例如李光耀先生和韓國總統金大中之間的爭論。金大中比較認同西方價值，不承認亞洲價值。
我自己覺得亞洲價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現在中國崛起了，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覺得，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改變不了西方。中國現在講自己的中國模式，這並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也不在於中國的經濟力量有多強大，中國如果對西方能夠有威脅的話，就是中國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我剛才說提到西方怎麼回應亞洲價值觀。無論是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間的爭論，還是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爭論都很有意思。中國模式從中國角度的來說很有道理，但是我們的中國模式太虛，用官方的話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又沒有定義，反正什麼解釋不通了，就用中國特色來解釋。而中國特色本身就是很虛的東西。這不僅使西方人困惑，我們自己也很困惑，中國特色到底是什麼？
中國不能拒絕西方 更不能把自己變成西方
首先，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經驗放在亞洲價值這樣一個背景里來談。我相信中國模式是亞洲東亞模式的一部分。
東亞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或地區，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們的成功確實跟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不是拒絕西方，而是像中國文明一樣，包容了西方。他們在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一旦變成西方就犯會錯誤，日本犯了錯誤，台灣也犯了錯誤。台灣以前做得很好，是四小龍之一，現在台灣完全照搬西方。中國香港以後如果照搬西方也會很麻煩。韓國沒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選舉上採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機制都符合自己特點的體制。日本早期的發展沒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會失敗。儘管日本可以假裝西方國家，但實際上變不了西方。台灣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完全跟西方的多黨制之間的關係不一樣；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樣。我自己對新加坡比較了解，我是覺得完全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個做法，西方的東西都是作為工具來用，價值還是自己的。
中國共產黨如何讓生命力更強、更具合法性
回到中國怎麼走的問題，這就是我在《意識形態重塑》這本書要討論的問題。我這本書主要的意思很簡單，能不能把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意識形態區分各有所側重。
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把精英的意識形態或者黨的意識形態加以整個社會之上。精英的意識形態很重要，像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過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為執政黨之後，還是繼續把小部分精英意識形態加以整個社會之上，意識形態合法性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孔孟是社會意識形態，後來到了漢朝大家覺得有用，為老百姓所接受，就正式成為皇權的意識形態。所以從理論上，一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的意識形態越近，這個執政黨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執政黨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是把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執政黨的生命力就更強。美國一樣，歐洲也是一樣，政黨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大部分都是把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把精英的意識形態變成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新加坡的體制，黨報在黨員之間互相傳閱，黨報是內部刊物，這就把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不分開有很大的危機。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讓少數民族接受精英意識形態還是很困難的。現在中國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沒有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因為沒有把國家意識形態塑造起來。中國如果沒有國家意識形態，這個社會就會很難治理。
如果從技術上說，第一步是把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意識形態相對區分開來，努力把國家意識形態塑造起來。第二，國家意識形態怎麼做？什麼是國家意識形態？這不是現在所說得儒學和國學。現在的國學太迂腐。如果把辮子紮起來，把長衫馬褂穿起來，女人裹小腳，也不見得能夠回到傳統價值觀。現在的國學實際上是非常狹隘的——有些像佛教早期進入中國遭到抵制一樣，一些人想用“國學”作為抵制西方的一種工具。
中國對西方民主的兩個最大貢獻
以自己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我覺得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情。
當然這個意識形態不光是說說的，一定要表現在各種體制政策上。一個綜合中西方價值的體制是怎樣的？這方面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能夠做好，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中國那麼大怎麼搞民主？世界上最長的兩個體制是什麼體制，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西方的。中國生命力最長的就是中國的文官體制，也就是官僚體制，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公務員體制，西方是學我們的。西方羅馬帝國解體以後宗教神權時代沒有這個體制，什麼都是宗教教廷說了算。一些傳教士看到中國有這麼好的體制，把中國的體制介紹到西方。中國文明對西方有很大的貢獻，一個是文官體制，另一個就是有教無類的思想。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就很難支撐。沒有一個相對中立的官僚體制，民主政治就很難運作；同樣沒有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沒有老百姓教育普及的話，民主也同樣生存不下去。這是中國對西方民主的兩個最大的貢獻。還有一個體制是西方的教宗制，羅馬教皇制度已經一千多年。李光耀先生說過，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是不是能像羅馬教皇這種選舉方式呢？如果把教皇的位置交給所有的教主們選舉，羅馬教皇制度恐怕早就完了，發展不到像今天這樣。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現在產生很多問題
大家可以反思西方民主。西方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歷史，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才開始，西方前面的一百七八十年就是精英民主，精英選舉精英，他們選拔好了叫老百姓投票。在精英民主時期，大家都有共識。
瑞典是典型的第一波民主的典範，但是瑞典的婦女選舉權1971年才開始。二戰以前有選舉權的人只是男性、有財產的、交給國家有稅收的，婦女沒有。西方的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現在產生了很多問題。道理很簡單。一人一票為了什麼，就是一人拿一份。李光耀先生說西方的民主就是福利的“拍賣會”。不過，一人拿一份的體制要讓它可持續發展，那麼就要一人貢獻一份。
不過，西方的民主充分保證一人拿一份，但沒有任何機制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這樣的情況下，在以前沒有經濟全球化還可以持續，因為西方能規制他們國家的資本，資本流動不是那麼大，可以通過二次分配，有錢人多繳幾份。現在的危機是這樣的，資本全球化讓資本總是可以找到適合其發展的地方。法國總統一上來說要多征富人的稅，富人就都跑到倫敦去了。中國的企業家、資本照樣會跑出去，道理是一樣的。在經濟意義上，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有經濟主權。資本、政治、社會這三者之間嚴重失衡，西方現在發生的就是這樣。我想中國在某些方面也是這樣。對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的前途，現在是一個考察的好機會。
我認為美國這次選舉不像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選舉，更像是體制內外的選舉。民粹主義世界上到處都是，英國的工黨、法國的國民陣線、匈牙利的右派政黨、波蘭的都在搞，有的是右派的民粹主義，有的是左派的民粹主義，區別只是政府有沒有能力控制民粹主義，政府有沒有鼓動民粹主義。中國民粹主義也很強大，這次兩會之前大家看得到，一下子民粹主義就出來了。當然兩會一開始就糾正過來了。
西方媒體比中國強大的背後 我們該怎麼辦
中國下一階段還是需要根據亞洲價值觀的開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把這套價值體現在一套制度上。
從政治上說也不複雜，把中國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結合起來就行了。經濟上也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存在了幾千年了，但要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處理好，要把社會保護好。實際上，中國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們要承認這些東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個文明都是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兩者的統一。
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價值，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社會，他們之間也具有共享價值。下一階段怎麼通過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的結合，塑造成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呢？現在我們提倡的一些價值觀，老百姓很難理會，因為一些是在現實中找不到的東西。要把我們社會上已經有的東西找出來，這樣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還是找現在已經有的東西把它們作為核心價值，不要找沒有的東西；沒有的東西，沒人相信，只能製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國價值有三個傳統，有幾千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改革以來的小傳統，加上全球化。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識體系。現在搞外宣很困難，這個現象應當不難理解。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但媒體只是一個技術和形式的東西。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西方媒體的強不是傳播技術的強，是它後面知識體系的強。我們現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從經驗上說，我們是有的，但是現在沒有人做。
我們要有擔當，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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