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近兩年來，伊斯蘭國製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同時大批難民湧入歐洲，福山 (美國作家及政治經濟學人) 依然認為伊斯蘭國的影響被高估。「只不過是一群沒有工作和女朋友的傢伙在敘利亞西部、伊拉克東部的沙漠里建了一個所謂的哈里發國，來找到他們自己的認同」，福山曾這麼說，「伊斯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個問題，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具有很強的政治力量，而是因為他們周圍的人太弱了。」福山認為，被恐怖組織乘虛而入的這些國家，真正的問題是缺乏政治秩序，缺乏保護自己人民的國家結構。也是由於這個原因，美國外交政策自「9·11」事件的十幾年來，重點並不在那種傳統的、19—20世紀常見的國家對國家的戰略、安全與預測，而是關注別國的國家建設。美國想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和平穩定的前提下改造成丹麥一樣的國家。但是，一如美國在索馬里、海地、民主剛果所做的那樣，都失敗了。
恐怖主義的影響被高估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有所謂「民主選舉」，一種看着很像民主選舉的活動，實際上卻內藏嚴重腐敗。美國人對於怎麼給這種癥狀分期已了如指掌，卻不知應如何治療。這些國家的政客利用選舉程序資源來壯大自己。在福山看來，公私不分、政府被幾個寡頭用來滿足私利而非提供公共服務，是很多國家包括烏克蘭失敗的根本原因。
曾經有位日本教授說發展的三要素是有一個好老師，好警察，再加上好的稅務官，有趣的是他根本沒有提選舉。這令人想到，是否在美國政治中，選舉被過分強調，而不是關注法治（也即福山在新書里強調的政治秩序三大支柱之一），這也導致了美國為別國設計制度時，過度強調皮相上的選舉程序？福山承認，美國人不喜歡「國家」這個概念，更偏愛選舉和民主。在美國、意大利和希臘，選舉和民主是在有現代國家凝聚力之前就出現的；而在德國、日本、瑞典、丹麥，現代國家的凝聚力是在威權時代外部軍事競爭壓力下形成的，也就是在國內的民主開放之前。因此，怎樣在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植入法治，法治究竟怎樣誕生，人們其實並不清楚。
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仍是國家自身及其權力。現在有很多經驗研究表明，權力正越來越分散，從國家和各種等級體系中流出。特別是在信息革命時代，人們傾向於認為國家對一片地理區域的控制越來越不重要。加之今天的公民對政府在做什麼知道得更多，這也加劇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更不願意給政府以合法性。並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拔高了人們對政府的期望值——現在很少有人早上醒來會說，我太感激了，垃圾被運走了。福山認為，這裡存在着很大的不對等，人們似乎忘記了國家政府對政治秩序的貢獻。面對現在的跨國公司包括谷歌以及那些跨國毒品組織，由誰來行使法律管制他們呢？只有國家。而國家就是建基於地理領土，以武力保障統治的——我們離不開國家的這一基本職能。
特朗普是美國民粹主義傳統的一部分
福山試圖理解政治秩序如何產生與演變。他認為新民主國家的腐敗並非無藥可救，美國自己就是從腐敗和庇護主義中走過來的。因此，19世紀美國的轉變歷程或許可以給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印尼這些當代發展中國家以啟示。
在美國獨立后的頭十年，公共部門非常小，公職人員只有3000人左右，就是收收關稅、提供郵政服務之類。政府裡都是「喬治·華盛頓的朋友們」，出身鄉紳階層，畢業於耶魯哈佛普林斯頓。那時候能投票的白人男性只有10%。但是，1820年，向所有白人男性開放議會選舉權後，事情有所變化。1828年總統大選，安德魯·傑克遜和約翰·昆西·亞當斯對決。亞當斯是一個典型的波士頓上層人士，年輕時遊歷歐洲，會說外語，畢業於哈佛，父親是第二任美國總統。而傑克遜則是一個拓荒英雄，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來自田納西鄉村，大酒鬼，喜歡槍，1812年的新奧爾良之役讓他一戰成名。
傑克遜代表的便是美國的民粹主義傳統，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前兩年風頭強勁的茶黨，以及現在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他並非橫空出世，而是美國長久以來懷疑精英的民粹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傑克遜說，我們不需要被耶魯哈佛的畢業生統治，普通美國人就能管理好這個國家——那時候，美國的平均教育水平大概就在小學文化程度。他也不相信國家銀行，不相信強政府。結果傑克遜贏得了1828年的總統大選，當選后，還要求自己任命部長。這就開啟了此後美國歷史上長達百年的「恩庇制」（或稱「分肥制」）。這一時期美國大大小小的公職，從聯邦到地方層面，從郵遞員到內閣部長，都要通過政治支持來換取。因此每次兩黨輪換，這個國家裡所有的郵遞員都要下崗，然後被另一黨的郵遞員取代。這種制度自然便是滋生腐敗的溫床。
當一國教育和財富水平不高時，鼓勵公民投票的最好方式就是許諾以個人回報。普通人會非常在乎一份在警局或郵局的工作，至少要比對法國的貿易政策之類的抽象議題感興趣得多。這就是美國政治很長一段時間裡的運作方式，和現在印度、巴西、印尼的情況很相似。
轉變是由一場意外引發的。具體地說，19世紀末，美國經歷巨大社會轉型。由於鐵路的出現——也就是那個時代的互聯網，美國逐漸從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大陸市場，鄉村城市化，有了底特律、芝加哥，出現大批新興中產階級。中產對萬事都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對政府。於是就有了要求改革低效腐敗政府的草根運動。不過當時在台上的人沒有一個想改革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然而，1882年，當選總統不久的詹姆斯·A.加菲爾德被一個想被任命駐法使館公職而不得的人暗殺，加菲爾德遭槍擊六周后痛苦地死去。暗殺讓議員們在1883年投票通過了彭德爾頓法案，這一法案要求公職人員必須通過考試才能上任。此事影響深遠。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都不可能發生。緊接着的是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美國很幸運，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鞏固了這一成果，慢慢地，腐敗的政治體系被現代行政體系所取代。
美國政治的大問題是兩極化和遊說團體
治理高度腐敗的一個途徑是在外部壓力下動員全體、對外作戰，這當然不是一個好選項。美國則是通過經濟增長，讓上升的中產階級對政府提出更高要求。這也是目前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發生的事。但是，一個社會的精英總是傾向於利用有利地位使政治體制向他們傾斜，或是致富或是得到更多保護。這一滑向腐敗的進程需要得到制衡。不過，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制衡太多，反而變成了一種政治衰退。
福山認為，美國民主的衰退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正在發生的兩極化傾向。20世紀時，國會兩黨還互有重疊，但1980年代末開始急劇切分，最自由的共和黨人可能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還要保守，不再像過去那樣存在有交集的中間群體。與此同時，美國人正在越來越多地通過階級和意識形態來相互區分。最近一項研究甚至顯示，美國家長對於兒女結婚對象的宗教或族裔，並不看重，更在意的卻是對方是否屬不同黨派。
二是美國有太多的利益團體大把砸錢遊說。1990年代開始，遊說活動愈加洶湧。三是與此相關的，在制度層面，美國的權力制衡體系實在太複雜，擁有否決權的人太多。美國的建國先驅為了力避出現過度集權的政府，設計了一個非常反多數的決策體系，讓那些相對較小的群體可以對他們不喜歡的事物直接說不。美國政治體系中有着層出不窮的「否決點」，被福山稱為「否決政治」。
由此，利益群體想阻礙法案實在太簡單了，要達成任何符合大眾利益的一致決定都十分困難。最後的結果就是，普通人的利益反而被忽略。
目前，有很多稅務專家提議降低高達35%的企業稅，要知道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約為20%。但這在目前的「否決政治」下，根本辦不成。類似的例子還有，美國對沖基金經理們的稅率是15%，而其他做普通工作賺工資的人卻要交35-37%。沒人覺得這正常，但基金經理的遊說太厲害，其他人無法改變現狀。像這類辦不成的事情比比皆是，各種立法、槍支管控、移民法案，任何一個組織完備的小眾利益團體都能設礙。
白人工薪階層被忽視
福山表示，在這樣一個政府因被過度制衡而停滯不前、對真正促進公共利益無所作為的背景下，特朗普一路飆升的支持率不是不可理解的。
特朗普聲稱要讓美國重新變得偉大，而人們記得的偉大時代就是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1950—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大多數白人男性都有一份製造業的體面工作，有很多保障和社會支持，居住在有凝聚力的穩定社區。現在，他們的一切都被拿走了，經濟發展與他們無關，制度政策都不利於他們。技術和自動化的發展替代了人力，還有全球化，製造了贏家和輸家。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在全球化中得益很多，與通常為高中教育水準的白人工薪階層是兩個群體。事實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們覺得生活更艱難、更複雜了。不僅在美國，在歐洲，匈牙利、俄國、土耳其，給那些威權民粹政客投票的，都是下層中產。而美國的兩黨都沒有真正幫助這些人。共和黨代表的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利益，一直認可開放移民、自由貿易，這兩點都會損害白人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民主黨則是緊盯着認同政治，在乎的是同性婚姻、環境主義、女性主義，也就是滿足各種族群的訴求，卻有一個族群的訴求被他們忽視了——白人工薪階層。
現在發生在美國白人工薪階層身上的，是如下事實：從男性工人的實際收入來說，不僅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掙得少，甚至比1970年也即他們的父輩都掙得少。越來越多的數據被發掘，對這一群體的討論著作如井噴般出現。
白人工薪階層過得不好，更糟糕的是收入和地位下降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如今，藥物濫用已成為這一階層普遍存在的現象。這是在今年2月新罕布什爾州初選時發現的，所有候選人都驚呆了——初選時，這些選民腦子裡的頭等大事竟然是海洛因上癮！人們萬萬沒想到，99%都是白人的新罕布什爾州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這通常是印第安納鄉村或者堪薩斯才會發生的事。此外，目前美國白人工薪階層中，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佔到70%。而在1980年，非裔美國人中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佔70%時，人們還討論說這是下層非裔美國人的一件大事。如今，經歷這一危機的卻是傳統白人家庭。
所以，這時候出現一個口出狂言的反體制政客，正回應滿足了下層白人的憤怒、仇恨和恐懼。在這方面，擔憂的頂峰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最近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雖說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從獨立戰爭時期起就一直有人在製造「我們本來就是這兒的」情緒。本傑明·富蘭克林，這樣一位富於啟蒙精神的人物，也覺得要把德國人、瑞典人排除在外，因為「他們太雜了，不是我們這樣純種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20世紀，美國一直存在「純種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迷思。如今的論調則是感到身邊都是穆斯林、墨西哥人、中國人，彷彿美國正在被這些人偷走，白人們覺得自己快要成為少數族群了。喬姆斯基說，這不禁讓人想起：1920年代，德國處在西方文明的頂峰，在藝術、科學上都是民主的典範。1928年，希特勒得到了3%的支持率。從此德國從西方文明的頂端一直墜入人類歷史的深淵，這一墜落只用了十年。「我不說這是一模一樣的，但確實有相似性。」
福山說，如果要舉一個和特朗普最相似的例子，那就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那種發自內心地喜歡出鏡，但實際上完全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的人，如果真的當選總統，非常危險。特朗普的一大問題是，他正在承諾的是他沒法兌現的事。從外交政策來看，如果他當選總統后確實按照目前言論行事，諸如宣稱美國應該離開現在和北約、日韓的聯盟，還對普京和其他威權政府領導人表示傾慕，是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那麼肯定會改變美國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方式。不過，最大的且已經發生的危險，還是特朗普強化了美國現在的兩極化傾向，讓政府越來越難做決定。■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