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判官？

自從時事節目主持李慧玲被商台炒魷時說過這句話：「我出來講就係證據，我就係證人！」從此，社會就開始了一種「我是證據」的風氣。

只要你肯「拋個身出來」對着傳媒鎂光燈訴苦，話語權就是你的，輿論、網民也會不假思索地站在你那邊，因為大家都以為自己在鋤強扶弱。

近期有幾個社會事例讓我感受很深，市民被傳媒、被訴苦者牽着鼻子走，漸漸失去判斷力。就像德國童話裏的吹笛人，用魔法吹着魔笛，把老鼠引到河裏淹死、把孩子引到山洞困死，我們的理智，也被記者的鎂光燈引領下掉進山谷。

最新鮮滾熱辣是黃之鋒對懲教署的投訴，保釋期間的他不斷高調批評香港監獄是黑獄、懲教員虐囚，本是一面之辭，但因受到黃媒配合報道，連官媒香港電台也找他上時事節目詳細表述，講足半個鐘，那一面之辭漸漸被講成「事實」，我說的就是證據，懲教署任何回應都是掩飾。

另一宗新聞是上星期屯門小一生「欺凌」事件，七歲的軒仔家長向傳媒爆料並報警，說兒子一個星期前被同學欺凌，包括擦膠塞耳及用筆插眼。在校方及「被告」缺席審判下，全世界已認定軒仔是被同班女同學暴力欺凌，連教育局局長都開腔說關注。

昨天，校方召開記者招待會，說查問過涉事人、班中同學、老師、校車姨姨、校車同學及查看閉路電視，完全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曾發生欺凌事件。

一宗公有公說、婆有婆講的羅生門，在傳媒未查先判下其實早已有了定論。然而，從沒有人冷靜問過，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會有「欺凌」概念嗎？如此全城對涉事女孩未審先判，對她和家人又是否一種另類欺凌？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法治的原則，是「有咩同個官講」，而不是「有咩同傳媒講」。今天，黃之鋒向投訴調查組投訴完，轉個頭又在大氣電波數落懲教署；學生家長向傳媒哭訴完，大家就繪影繪聲單方面報道並評論軒仔「被欺凌」的故事。到底我們的法治中，誰才是判官？是戴假髮那個？還是拿相機、執筆那個？到底，缺席審判，還算不算公正的法治？我疑惑了。■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201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