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伊斯蘭世界，正在發生着一場重大變化。然而，很多人對它卻所知不多，甚至就不怎麼感興趣，更低估了它對世界格局甚至人類命運的影響力。
擁有17億穆斯林的伊斯蘭世界，僅從這個數量可以感知它在當前國際政治上的分量。但非伊斯蘭世界對它的重視程度和了解程度，與它應有的分量和實際影響力，十分不匹配。這其中的緣由錯綜複雜，有歷史的千年糾結，有現實的矛盾衝突，有傲慢，有無知，有錯覺，有誤會……這構成了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內在衝突。
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和平共處是所有文明的根本需求和現實目標。對我們感到有些陌生的一個龐大文明，需要不帶任何預設立場和偏見地去了解，去接觸。
不久前讀一本名叫《穿越中東百年》的書，才知道沙特過去一直都沒發放過旅遊簽證。要進沙特只有兩種選擇，一是以朝覲者的身份，二是受沙特公民或機構正式邀請。
那本書的作者，一位旅行家，顯然沒能如願入境。夜幕之下，他站在埃及一側的紅海岸邊，隔海眺望對岸燈火，慨嘆着沙特的封閉。
1932年建國的沙特以瓦哈比派立國。保守和封閉，是它長期以來留給世界的印象。這種印象有多牢固，當它宣布允許女性開車，恢復舉辦電影節，發展娛樂產業，對外發放旅遊簽證時，世人就有多驚訝。
但這些轉變並不突兀。今年6月，國王薩勒曼一改「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次序，把愛子穆罕默德推上王儲之位。這位未來王位繼承人只有30歲出頭，但他雄心勃勃。剛剛在他主持下制訂的「2030發展願景」，是一份在沙特甚至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屬罕見的長遠戰略，旨在改變沙特依賴油氣的單一經濟結構。
獲立王儲後，他以更令人矚目的方式推動沙特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轉型。有關沙特「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新聞，隨之鋪天蓋地。那些消息，嚴肅中也摻雜着花邊。
比如最高反腐機構一成立就抓了11個王子。社交媒體上流出照片，一大群遭圈禁的王子蜷在麗茲卡爾頓酒店大堂打着地鋪睡覺。網友看後感嘆：「土豪就是土豪，連蹲局子，氣質都不一樣」。
這是宮鬥嗎？刀哥帶着與很多人一樣的疑問，請教一位長期研究伊斯蘭世界的學者。回答是有一點，但不全是。沙特確實腐敗嚴重，欲行改革，不反腐整風不行。厲行反腐，加上改立王儲以來認命大批青年閣員，提拔知識精英，新王儲在立威，為自上而下的改革打基礎。
正當國內變革如火如荼之時，從南部亞丁灣畔的也門打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顆導彈，讓人又注意到沙特在海灣地區的另一副樣貌。這些年來，與伊朗為敵，反對也門胡塞武裝和黎巴嫩真主黨等其他什葉派組織，同卡塔爾斷交，沙特想方設法塑造和強化着遜尼派伊斯蘭國家盟主的地位。
前面提到的那位學者半開玩笑地說，其實，讓飛向利雅得的那顆導彈再飛一會，對沙特更有利，更能突顯它的擔當和英雄主義。只是沙特軍方沉不住氣，大老遠的就給打了下來。當然了，這事兒換誰也沉不住氣。
說了沙特這麼多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自帶光環」，最近的一系列改革引起廣泛關注。但轉型和改變的風，不只出現在沙特，而是正在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吹起。
另一中東大國埃及，也正從「阿拉伯之春」的餘波中掙扎出來。開羅昔日的「革命」中心解放廣場，早已沒了示威人群和連片帳篷。市區一些牆壁上的塗鴉，當年反對或支持穆巴拉克和穆爾西們的口號，都已在風雨沖刷中暗淡下去。
如今的埃及，雖然安全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但經濟逐漸恢復，已把民眾從「革命」時候的激情與衝動，拉回「麵包與牛奶」的現實。
一位常駐埃及的媒體朋友跟刀哥聊起他的感受。他說，六年前，如果你想了解埃及人的想法，最好的去處是聚集着大批示威者的解放廣場；六年後的今天，如果你想了解埃及，最好去開羅街頭那些「莫談國事」的水煙館裡。
埃及人顯然後悔了。吞雲吐霧的埃及老人無限感慨：「阿拉伯之春」爆發時，他們夢想着真能推動國家變革，過上好的生活。但「革命」的路很快在西方國家的忽悠中走偏了：「春天」沒來，只有「顏色革命」。
埃及人的這種感覺，也是捲入那場「革命」的阿拉伯國家普遍的感受。惡果，已不僅僅限於街頭運動和社會動蕩，而是類似ISIS那樣震動世界的恐怖力量。
如今6年多過去了，阿拉伯國家痛定思痛，深刻認識到必須把精力放在謀發展上。就連被IS禍害多年的伊拉克和敘利亞，也隨着ISIS的黑旗將倒，開始籌劃經濟或政治重建了。
再過幾年，當人們再次打開中東地圖，可能會在紅海沿岸靠近亞喀巴灣的沙特境內，發現一座方圓2.65萬平方公里的新城。它叫「尼尤姆」，是在王儲穆罕默德力主下，投資5000億美元興建而成。
按照規劃，「尼尤姆」將主要用於發展金融業、旅遊業等。為何不在已有也更成熟的城市推動產業發展，而要費心巴力打造一座新城？事實是，沙特保守氛圍太濃，推動改革太難，繞過保守勢力另闢蹊徑，更容易些。
王儲穆罕默德不久前提出重返「更溫和的伊斯蘭」，不僅驚到了國內那些保守勢力，也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甚至整個國際社會激起漣漪。
把宗教極端主義等同於伊斯蘭教，將之與破壞性甚至恐怖性力量關聯在一起，已成為很多人認識伊斯蘭世界時的慣常邏輯。他們認為，如果那些國家要變，只變經濟或政治遠遠不夠，「宗教革命」也須同步。
伊斯蘭國家始終強調伊斯蘭教是和平宗教，但一些極端宗教思想確實產生了惡劣影響，這也是伊斯蘭世界自己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在王儲穆罕默德提出「溫和」之前，沙特精英已在試圖「重返」，包括對瓦哈比派形象加以重塑。
新近去過沙特的另一位中東問題專家，跟刀哥講述他感覺到的這種變化。沙特一所大學的校長在交流中說，在與沙特家族聯姻建立沙特王國過程中，瓦哈比派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當時，它對一些「異端邪說」也算寬容。只是後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瓦哈比派對外宣教，給別國帶去混亂。
沙特這位校長的「正本清源」是否合理暫且不論，但找回溫和、寬容、中道甚至開放等話語表述，這些改變在沙特、埃及、阿聯酋、阿曼等不少阿拉伯國家，確實正以官方提倡的方式發生。
想必你也注意到，提到「宗教革命」，刀哥特意打了引號。它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歐洲16世紀時基督教「馬丁·路德」式的變革，而對現在的伊斯蘭教，一個擁有17億信眾的世界性大宗教來說，一場覆蓋全教的顛覆性革命談何容易。
埃及總統塞西2015年曾雄心勃勃地呼籲發起一場「宗教革命」，以修復伊斯蘭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他很快發現這太難了，隨後逐級降低調門，先是改提「伊斯蘭教改革」，後又細化為「更新宗教話語」。
較之浩大的「宗教革命」，從細節層面着手的調整更具可操作性。「更新宗教話語」「重返溫和的伊斯蘭」等，都試圖在改革與可操作性之間求得平衡，以便更加實際而非空談。
經濟、政治甚至宗教的轉型與改革之所以能發生，一個根本原因大概還是在於相關伊斯蘭國家的國家價值觀在變。
作為世界第二大宗教，伊斯蘭教無疑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支特殊力量。伊斯蘭國家既不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而是強調自身的伊斯蘭屬性。其中的阿拉伯國家，還在伊斯蘭屬性之外強調民族屬性和國家屬性。
但基督教文明下的西方國家，很多時候對伊斯蘭國家的宗教、民族或國家屬性全然不顧，一心想把它們統一在「民主」陣營之下。美國小布什政府就在伊拉克戰爭後後，提出「大中東民主倡議」，要用「民主」改造伊斯蘭國家。
埃及人當時就笑了，議會制那一套，我們200年前就開始玩了，還用你來教？幾乎所有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改造」都不能接受。但美國還是一面反恐一面強推，不少伊斯蘭國家在並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被迫按照「華盛頓共識」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結果引發錢權交易等諸多問題。
這些問題不斷積累，最終以突尼斯小商販自焚引起的騷亂為起點，演變成一場席捲中東北非多國的「阿拉伯之春」。
美國的強壓和「阿拉伯之春」的折騰，嚴重衝擊了伊斯蘭國家民眾的國民意識和國家認同。但當代國際體系恰恰是以一個個的主權國家為主，沒有國家，何談生存與發展。
伊斯蘭文明曾無比輝煌，但自13世紀遭外敵入侵開始，它錯過了一系列機會，至今沒能找回「發展」的感覺。
1258年，巴格達的伊斯蘭文明主體阿拔斯王朝，被蒙古帝國所滅。位於地中海沿岸的余脈法蒂瑪王朝，也在11到13世紀遭到十字軍東侵。大概14世紀開始，世界先後發生改變人類歷史的兩件大事，一是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一是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西方基督教文明崛起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所有非西方文明。
即便到了20世紀，東亞文明的中國在飽受磨難和屈辱後，也完成革命並開啟國家建設，伊斯蘭文明仍沒擺脫噩運。
一戰之後，老邁的奧斯曼帝國被打碎一地，散落成覆蓋中東北非的40個小國家。但在《凡爾賽和約》的設計下，這些伊斯蘭國家全盤覆沒，都被納入歐洲殖民體系，翻不得身。
好不容易熬到二次大戰後贏得獨立，眾多伊斯蘭國家又一頭栽進另一陷阱，變成美蘇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附庸。它們沒能在美蘇的爭奪中獲得任何好處，卻淪為兩個大國激烈爭奪和博弈的戰場。
如今，在歷史中掙扎了百年甚至幾個世紀後，伊斯蘭世界終於開始重新摸索方向，被耽誤已久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建設，正被提升日程。
如何認識這種變革？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雖然伊斯蘭文明一直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但千百年來外界對它始終存在認知赤字。對它正在發生的調整和變革，隨意置評很可能會流於想當然。如果真有標準，也只能是看那些變化是否給伊斯蘭世界自身帶來好處，是否也給世界帶來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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