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抑或守是戰略定位的首要決定。這種抉擇有別於選擇乘巴士抑或坐地鐵，可以那麼隨意；它無可避免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如果作錯了取捨，後果將會十分嚴重。香港的泛民在回歸之後，之所以沒法為港人爭取到半點民主，反而令港人的自主空間也得不斷減少，原因就是在這個關鍵的取捨上作錯了決定。
孫子說：「勝可知，不可為。」其意思是說。即使是一個善於作戰的人，也只能知道一場戰爭有沒有機會打得贏，而不能打贏一場客觀條件不具備的戰爭。香港的某些政治領袖，號召港人以無畏無懼的精神與中共對著幹，無異於叫港人去送死，並非負責任的說法。
有人或許會說，我的主張豈不是一如叫泛民自動投降或及早逃跑？其實，逃跑也可以是一種戰略。即使是毛澤東這樣一個好鬥的人，在革命初期，也只能不斷選擇逃跑，只是美其名戰略退卻吧了。
香港的反對黨，實力與中共懸殊，且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根本沒有條件作正面衝突。中共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制憲權，重要官員的任命權，以及頒布在香港實施某些全國性法律等的權力；而香港的國防與外交更只能交給中央全權代理。可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反對派仍不懂得節制，結果是鼓勵了一批年輕議員在宣誓就任時挑戰憲政的權威；喪失議席事小，連同立法會的優勢也失去就事大。可見不知進退是可以闖禍的。
其實，在回歸前，香港人最擔憂的是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出現大變。所以當鄧小平承諾，香港可以舞照跳，馬照跑，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之後，大部分香港人就心安了很多。香港人很清楚，對中共不能期望過高，能夠真正做到五十年不變，已非常不錯了。
很可惜，香港的泛民並沒有以大多數香港人的取態作政治定位，而是期望香港在回歸後出現大變。他們想把整套西方民主制度引入香港，而且設想得比西方的那套更加理想化。這就有點不切實際。
泛民雖然也會講烏龜和蠍子的故事，卻沒有汲取故事的教訓。他們似乎對蠍子的本性至今仍不太認識。其實，只要翻閱一下中共十九大的文件，就知道中共是如何看待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就算很有幻想能力的人，也不會相信，光憑泛民那種小吵小鬧的方式，就足以要中共容許泛民在香港推行西方式的民主。現實是中共早已把西式的民主視作足以破壞他宏圖大計的最大威脅。中共是絕對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向泛民讓步的。除非泛民願意接受在中共指導下的，非個人主義的，而是集體主義的形式上的民主。
老一代的香港人，其實早有心理準備，共產黨來了之後，香港完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機會已是十分渺茫的。只是泛民說去爭取，所以才讓他們一試。只可惜，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基本已證明此路不通。反而導致港人的自主空間變得愈來愈小。如是才導致有人擔心，過度進取的策略不一定對香港有利；香港是不是應該先採取守勢，盡量先保住既有的自由，待條件成熟之後，才謀求政制上的改進。■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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