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即將在6月12日於新加坡舉行的美朝領導人峰會，這兩天進程就像過山車一樣，嗖！一下衝上最高峰，嗖！一下又落到谷底，嗖！又衝上最高峰……
特朗普在5月24日宣布取消新加坡峰會，原本氣氛還算不錯的半島局勢，一下子又緊張起來。
隨即，專家般都猶如諸葛亮般地紛紛表示，他們早已經預測到這種結局，按常理，這種洋洋散散的分析至少能撐好幾天。
某些親美自媒體在歡呼特朗普先生的聖明果斷，標題如《你必須有從談判桌拂袖離開的勇氣》，一來證明美國是何等機智，把朝鮮耍弄一番，二來證明特朗普是一位不世出的偉大總統。還時時寫道：正如我上文所說……以示預言家不是白當的。
5月25日，美聯社消息：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與朝鮮方面進行對話，6月12日峰會仍很可能會如期舉行。
害得許多親美分子的舌頭停在空中，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短短24小時不到，白宮對外重大政策又變了。
也許這將是一個長期火爆的輿論話題，特朗普的過山車還會開下去，希望他身體扛得過年輕人。
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不妨說些枯燥的東西—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過程。
危機與對策
半島危機是客觀存在的，牽涉到的利益攸關方有好幾個國家，但決定因素在於美國。
朝鮮雖然在輿論上形象不佳（儘管已經大有提升），但誰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它是一個小國，沒有國際霸權意識，也沒有地區霸權意識，它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同歸於盡（無論擁核與否）。
朝鮮只要三個最基本的國家生存條件：
一，國家安全。
二，政權安全。
三，能源安全。
這個訴求過份嗎？也許有人認為它不應當有這種訴求。
美國儘管在輿論上是人類燈塔，但同樣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
美國要擁有全球霸權，相信自己有權侵犯任何國家的主權，美國利益（政治，經濟，軍事……）壓倒一切。
美朝之間這種不平等地位，威脅到了朝鮮的生存，這是半島危機根本原因。
既然美國掌握着半島危機化解的鑰匙，那麼美國面對危機時如何產生對策就是必須了解的關鍵。
美國從建國到今天，是從一場接一場的危機中走過來的，最大的危機是南北戰爭，白宮決策層選擇了戰爭，保證了國家的統一。
對危機決定過程，一般被總統用來動員廣泛的公眾支持，通過危機製造國民緊迫感，並以愛國號召去團結那些冷漠或反對的民眾，從而增加總統的威信。
一般來說，美國國內困難越大時，總統越需要利用外部危機來化解國內的不滿情緒，從而加強他的地位。
因此，將朝鮮核問題是否當作美國危機來討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白宮需要它是危機的時候，它就是危機，不需要，它就不是。誰會相信朝鮮真的能威脅到美國安全？
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半島政策制定的動機，必須從美國政治體制所產生的需要和企圖中去尋找，只能在公共政策中去理解。
特別需要理解的是個人與體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總統與利益集團以及官僚集團之間的關係，具體就是特朗普與資本集團及內閣之間的關係。
這種關係相互作用，是美國對半島政策延續，還是變化的主要因素。
美國對外政策總方向和總結構從沒改變過，因為它的意識形態保持着連續性。出現反覆的往往在某個特定問題，但一個總統如此善變，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少數制定人之間失去了一致性。
總統與制度
美國的體制（總統制）決定了特朗普起着中心作用，對外政策是少數參與者之間互相作用的結果。
二戰之後，無論是對西柏林，奠邊府，黎巴嫩，還是後來的巴格達，貝爾格萊德，大馬士革，德黑蘭的政策制定中，決策者總是為數不多，這些人就是政治精英。
在總統之外，參加者決策事務的技術官僚來自於各個部門，如中美貿易問題，當總統發出「貿易戰」信號時，就必須抽調大批低級別官僚研究各個細節。
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皆是如此，美國偏偏上了一個百年不遇的任性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任何對外重大政策決策過程中，輿論對精英們是無足輕重的。只有到了執行階段時，輿論才會發揮作用。
馬歇爾計劃，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等等重大決策，皆是如此。在決策研究階段，美國媒體根本影響不了他們的決心，否則， 有的決策將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如果他們有的話）。
但是，特朗普卻十分熱衷於推特，將一些未成熟的想法，不斷公諸於眾，一再刺激輿論情緒。個性強到任性的地步，將本來不應當受到輿論干擾的研究，變成了人人參與的議題，排斥了政治精英，也就排斥了理性。
一般來說，美國對外政策決定過程有個鐵三角組合：
– 總統
– 國家安全顧問
– 國務卿
三者相互影響，出發點都是站在美國利益之上，至於個性，特性，意志只是次要因素，重點在於形成一個共同傾向。
一，對外政策最重要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美國與朝鮮之間的互相作用。因此，分析的重點應當是美國行動對朝鮮的影響。
二，必須按照美國利益行事，做出最合理，最有用的決策，國家才是行動的主角，而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的超強個性，往往讓人想起一個古老的話題：
是歷史造就英雄？還是英雄造就歷史？
關於這個話題，中國官方一般從馬克思理論去分析的：領袖始終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框架內發揮作用。
美國的看法跟中國不大一樣，以前他們也爭論過，美國政治學家，權力政治學派「締造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年），曾經作過一個模式分析：
如果你爭論國家的外交政策時，先假設自己是一位總統，然後對某個外交危機採取處理方法，看看你有幾種選擇?，再確定一種作為決策。
結論：就算你是一位冷靜的，頭腦清楚的，邏輯清晰的人，在沒有最充分的情報來源之時，你不敢做決定，而情緒衝動者卻很容易做決定，但馬上又推翻決定，因為一無所知對他有心理上的副作用。
而總統之所以是總統，因為他有體制框架內的權力，並擁有情報來源和精英參謀，個性是內在情感的外在表現，在決策時，你必須是一個理性的深思熟慮的人，只有這樣，個性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個性有助於在大選中獲勝，如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尼克松，也有一些個性不是很強的總統，如麥迪遜，柯立芝，艾森豪威爾等。
只要當上總統，成了資本集團的代言人，決策時應收起個性，成為純粹意義上的政治人物，不帶情緒，不考慮道德因素。所以，美國不認為領袖能創造歷史。
總統會善於傾聽團隊的不同意見，最終得出結論，形成政策，而不是相反。
特朗普不走尋常路，他是先得出結論，做出決策，再被不同意見所干擾，而改變決策。
特朗普的任性，以及對內閣的不信任（他相信女兒女婿），甚至在國務卿出訪途中，公開並羞辱式的解除蒂勒森職務。反過來，也造成了白宮團隊的嚴重缺陷：
一，團體狂熱（搞迷信活動），不問蒼生問鬼神。
二，有能力的內閣成員，承受了過份的責任和風險。
三，有的人不加思考迎合特朗普，以維持團隊和睦。
四，喪失警惕或過度警惕。
五，CIA等情報主管為了迎合特朗普的偏愛，會過濾情報。
六，有野心的成員，會有意製造總統決策障礙（如副總統彭斯對平壤的無禮恐嚇）。
這種情況在越戰後期曾經在白宮出現過，約翰遜想停戰時候，CIA給了戰局一片大好的錯誤情報，並預測勝利在望，最終導致戰略破產。將爛攤子交了下位總統尼克松，而尼克松為了解決越南問題，不得不向中國求助。
無論如何，美國沒出現過像特朗普的這種「宮廷式政治」，現在他的身邊人，離他越近，權力越大，而這種權力不是來源於制度。
這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權力之外的人，已經嚴重干擾了美國的政策制定，有一種說不清的利益凌駕於美國利益之上。
新加坡峰會，給了我們一個透視美國政治內耗的好機會，而美國國會背後的不同利益集團，出於它們對半島危機的利益目標不同，也將捲入這場爭鬥。
特朗普渴望得到威望，是正常的，但是出爾反爾的人，是不會受到真正尊重的。
難道他是真的心疼新加坡酒店的套房訂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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