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周以來，非洲已有兩個國家出現了非正常的政權更迭，一個是阿爾及利亞，另一個是蘇丹共和國（北蘇丹），都是國內出現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要求長期統治國家的老總統下台，繼而軍方在民意壓力下進行「逼宮」，迫使老總統辭職。在非洲近些年的政治演化中，這種現象已不是新事物，甚至可謂新常態，前年的津巴布韋、岡比亞，乃至「阿拉伯之春」時期的埃及、突尼斯，都是以「全民街頭抗議，促使軍隊逼宮」這樣的路徑，實現政權更迭的。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既屬於非洲，又是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因此這兩個國家既存在非洲國家的缺陷，又兼具阿拉伯世界的通病。獨裁統治、老人政治、經濟結構畸形、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極端主義猖獗等等，加之長期遭受外部制裁和干預，最終導致政府垮台。
除了上述這些老生常談的因素外，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還是非洲、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大國，特別是年輕人佔比很大。大量年輕人沒有穩定收入，缺乏足夠的晉陞渠道，容易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長期戀權的政治老人及其利益集團，認為是這些人不退休導致自己無法向上爬。當經濟民生方面一有風吹草動，民眾就立刻把矛頭對準老總統。所以最終導致的政權更迭，屬於意料之中的事。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亦是非洲和阿拉伯舉足輕重的國土面積大國，但國土大多被荒漠覆蓋，人口分布不平衡，各地方來往交通不便，這就導致民族分離勢力如魚得水。特別是蘇丹，繼南部丁卡族脫離蘇丹獨立，建立南蘇丹共和國後，蘇丹西部的富爾人亦希望獨立成為「達爾富爾共和國」，由此遭到了巴希爾總統的強力鎮壓，達爾富爾衝突一度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重視，世界各大國還為此發生爭執。阿爾及利亞沙漠地區的圖阿雷格人也存在強烈的獨立意識。民族分離主義加劇了這兩國的動蕩。
國土廣袤，資源自然不少，但資源卻是一把雙刃劍。阿爾及利亞是世界主要產油國之一，蘇丹在南蘇丹獨立之前也是重要石油出口國。這兩個國家因此不思進取，一味指望靠石油資源坐享其成，隨着高油價時代結束，兩國經濟迅速惡化。尤其是蘇丹，由於石油主要儲存於原來國土的南部，當南部獨立成為南蘇丹共和國后，北蘇丹失去了石油命脈，蘇丹巴希爾政府原指望靠本國較為發達的煉油技術，從南蘇丹進口石油進行加工提煉以獲得經濟收益，但南蘇丹在獨立后不久便陷入內戰，導致石油出口受阻，連帶着令北蘇丹的經濟也遭遇重創。
宗教和極端主義問題更是兩國的頑疾。阿爾及利亞在上世紀90年代就因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發難，而陷入內戰狀態，造成十萬人喪生，布特弗利卡總統臨危受命，用鐵腕手段打擊了極端分子，結束了內戰，可以說是阿爾及利亞的再造英雄。但布特弗利卡對經濟問題處理不佳，對於民眾合理訴求一概粗暴回應，使得極端主義的溫床並未被根除，加之鄰國利比亞、馬里等相繼發生內戰，並大量湧現恐怖組織窩點，令阿爾及利亞安全形勢近年來不斷惡化。布特弗利卡80餘歲高齡，對國家的治理能力每況愈下，也是阿爾及利亞重新動蕩的原因之一。
如果說阿爾及利亞老總統布特弗利卡在反恐方面有功於國家的話，那麼蘇丹老總統巴希爾就不甚光彩了。巴希爾依靠軍事政變上台，為了鞏固權力，他與國內外伊斯蘭教勢力長期合作，同拉登、穆斯林兄弟會和宗教政黨烏瑪黨關係曖昧，甚至一度同烏瑪黨領袖薩迪克·馬赫迪共治天下。為了迎合宗教勢力，巴希爾強化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沙里亞宗教法，奉行阿拉伯人至上政策，導致蘇丹南部基督徒分道揚鑣，此外科爾多凡地區和達爾富爾也對巴希爾的政策高度不滿，叛亂此起彼伏，釀成當今蘇丹亂象的惡果。
此外，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都是與西方關係並不親近的國家，蘇丹還一度是美國的死敵，至今仍然遭受着美國制裁，這也是此二國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本次兩國出現大規模街頭運動，抗議者就得到了西方的支持，西方還喊話阿爾及利亞與蘇丹政府不要鎮壓抗議者，否則會招致更大制裁，並且對這兩國的軍隊施壓，要求軍方拋棄老總統。
蘇丹在經濟方面走投無路時，巴希爾曾寄望大金主沙特給予援助，但沙特對蘇丹的經濟援助是有代價的，那就是要求蘇丹派兵投入也門戰場，為沙特充當炮灰。幾年來，喪生在也門戰場上的蘇丹軍人已接近萬人，蘇丹民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指責巴希爾用本國人民的性命為沙特賣命。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是非洲、阿拉伯世界亂象的縮影，儘管阿爾及利亞、蘇丹兩國情況存在很多差異，他們與其他非洲和中東國家也有所區別，但導致政權顛覆的主要因素是類似的，他們和此前在“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幾個政權，在“病因”上也有着一致性。因此，有人認為這兩國的改朝換代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續。
那麼，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前途如何，是否也會像「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國家一樣，迅速步入「阿拉伯之冬」，陷入無盡的混亂之中呢？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儘管是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但離國際焦點的中東核心地帶尚有一段距離，地緣上與其他非洲國家更接近。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和中東多數國家差距明顯，與貧窮的非洲更為一致。更加貧窮，更加不受國際社會重視，加之此二國的周邊鄰國利比亞、埃塞俄比亞、馬里、南蘇丹等極其動蕩，溢出效應顯着，因此兩國的未來安全形勢很難被看好。
如果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從此走向更加高烈度的動蕩趨勢，加上已經一團糟的利比亞、索馬里等國，以及形勢非常脆弱的埃及、突尼斯等，那麼非洲北部、東部和西部可能會陷入一片混亂，導致規模空前的人道主義危機。而列強對非洲興緻寥寥，很少會採取像對待中東那樣強力的反恐行動，至少在最初幾年，力度不會太強，因此非洲的前途很不樂觀。
這次出現政權更迭的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同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不同於部分非洲國家與中國的友誼只依賴金錢，阿爾及利亞、蘇丹與中國經常榮辱與共，攜手處理重大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是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的主要推動者，而布特弗利卡正是那時的阿外交部長。蘇丹政府則是因為10年前的「達爾富爾問題」，在遭遇西方大規模製裁的關鍵時刻得到了中國的鼎力相助。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更是中國重要的石油來源國，中國在這兩個國家的投資規模巨大。本次的事件是對中國外交智慧的重要考驗。
以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體量，此二國的政治演化對非洲影響重大，非洲很可能陷入新一輪動蕩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需要立即加以應對，必要時對非洲的安全形勢採取行動，以免更大的動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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