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人目睹屹立在塞納河畔八百餘年、早就成為法國代名詞的巴黎聖母院被熊熊大火吞噬時，第一反應恐怕不是悲傷、遺憾，而是震驚！
事發當天，馬克龍總統要向全國發表演講，就針對黃馬甲運動發起的、持續兩個月之久的全國大辯論進行正式回應。而恰在此前一小時，這場大火就不期而至一燒衝天。迫使馬克龍一臉悲戚親赴現場，演講也不得不推遲到第二天。
然而以我在法國生活二十年的心得體驗，這場大火併不意外，唯一意外的是發生在800年之後。
巴黎聖母院是法國國寶中的國寶，沉澱着法蘭西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遠的不說，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巴黎解放的鐘聲都是在這裡敲響的，是其文化、民族情感不可分割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巴黎聖母院還珍藏着在整個西方看來也都是絕世之寶的文物。比如耶穌受難時，羅馬士兵戴在他頭上的荊棘王冠。所以火災發生後，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強調：「巴黎的女神是全歐洲的女神。」梵蒂岡也說：「聖座對聖母院大火的消息感到震驚且傷心。它是法國與全世界天主教的象徵。」
也正因為如此，它每年吸引1500萬遊客到訪膜拜，帶給法國難以估量的經濟和文化價值，可謂名利雙收，是法國軟硬實力的體現。不誇張地說，沒有巴黎聖母院，巴黎也就不是巴黎，法國也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法國。
按說對法國、對西方都如此重要的文明歷史古迹，安全應該第一位的。特別是巴黎聖母院內部是極其複雜的木質結構，防火更是重中之重。不僅自身要有嚴格的防火措施，外部更要有應對措施。像中國國寶中的國寶故宮也是木製建築，防火極為嚴格和到位，甚至建有防火牆。歷史上發生的火災要麼是雷擊，要麼是縱火。由於有完善的應對措施，即使發生火災也能迅速解決，這也才使得故宮經歷六百多年風雨而整體完好無損。
但法國這次火災，已透露的各個環節都表明存在無法理解、無法諒解的嚴重問題。
巴黎聖母院正在閉院裝修，不對外開放，不存在外人人為縱火這樣的外部因素。當時巴黎天氣晴朗，也不存在雷擊這樣的自然因素。這把火要麼是來自內部人員要麼是裝修人員的失誤。失誤自然是源自粗放的管理、責任心的缺失。
第二，何以大火一起就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蔓延而一發不可收？整個巴黎聖母院竟沒有任何防範措施？火苗出現時究竟是無人發現還是發現後缺乏應對措施？如果是裝修引發的，難道所使用的材料不應該是防火的嗎？
第三消防隊趕到後竟然對大火束手無策。滅火行動持續三個小時之後消防指揮官——一位將軍——仍然表示不知道是否能控制住火勢。巴黎市政府的解釋是因為結構特殊，消防員很難到達着火點。顯然，面對這樣的以木製結構為特點的國寶，消防部門竟然沒有任何預案，依然是以常規處理火災的模式去應對。不過奇怪的是就算政府的解釋言之有理，可是巴黎聖母院最高不過69米，這在摩天大廈比比皆是的今天，救援難度真的不算什麼，但巴黎消防就是處理不了。
第四，大火發生近兩小時後，巴黎市政府才宣布封閉相關道路。這個反應是不是太慢了？
大家都熟悉的一個定律說到，每一起事故背後，其中往往有29個事故徵兆，每個徵兆背後有300個事故苗頭，每個苗頭背後有1000個事故隱患。巴黎聖母院也不脫這個規律。事實上這場人類文明層級的悲劇就是法國文明整體弊端的產物。
而法國無法言說的官僚體系更給這場悲劇加了一把火。低效率、顢頇應該是最恰當的用詞。中國留學生來到法國後最重要的兩件事是辦居留（警察局）和申請住房補貼（政府生活補助中心）。丟材料、處理材料的隨意性是最深刻的印象。所以火災發生後，消防隊趕到現場卻束手無策，市政府兩小時後才封閉道路的表現並不令人意外。
說起法國的官僚體系，不由得令人想起兩個世紀前巴爾扎克的名著《公務員》。書中的主人公，正直、能幹、效忠國家而又深孚眾望，致力於改革政府機構而落得身敗名裂，被迫辭職。另一個人物不學無術，昏庸無能，是公認的蠢材，卻被提升，而且授以勳章。巴爾扎克以他獨有的筆法，揭示出一個龐大、臃腫、「為庸人所創造，取悅於庸人」的官僚體制。
今天看來，法國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改革仍然是極其艱難，從宏觀的角度講，馬克龍上台之後的改革才進行了一年多，就被黃馬甲打斷了。如果說有什麼變化，就是民主化之後，政務官成了新寵，去專業化成了趨勢。
唯一有相關工作經驗的是勞工部部長佩尼柯，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她就開始在法國勞工部工作。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那麼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由於更換太過頻繁，維基百科對他們的介紹甚至連照片都沒有。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經濟部長最短的任期不到一年，還有兩位不到兩年，曾擔任過經濟部長的馬克龍則是兩年零四天。他辭職后乾脆由財政部長兼任了九個月。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麼可能好呢？
內政部長最短的只有1個月19天，還有一個3個月15天。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今年3月25日，我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時參加了在法國外交部舉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論壇。大會之外吸引我的是掛滿牆上的歷任外交部長頭像。我實在驚嘆一個大國如此重要的職務更換之頻繁。
所以，當巴黎聖母院火災這樣的突發事件發生時，世人感到法國應對的是如此的不得章法、低效，原因恐怕就在這裡。在這樣的體系下，巴黎聖母院幾乎處於失控的地步。
最後一把火則是經濟困難。法國和西方何以經濟陷入如此困境非本文所及，但經濟困境卻已經威脅到巴黎聖母院這樣頂級的國寶的命運。以這次維修而言，2012年巴黎大主教與教區設立了聖母院之友基金會來替翻修工程募款，基金會的執行長皮考（Michel Picaud）2017年接受法國24電視台訪問時表示，聖母院翻修工程的預估花費大約是1億歐元。他當時說：「整個教堂沒有一處的雕塑或裝飾是完好的，而教堂整體的結構也面臨嚴重崩壞。」
1億歐元對法國這樣的國家不是什麼巨款，但巴黎聖母院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文物。連結構和雕塑都無力修繕，更何況消防支出。
只是火災發生後，法國富商皮諾家族（Famille Pinault）宣布，將提供1億歐元幫助聖母院重建！這不由得令人感動之餘而頓起疑惑：這個國家的財富究竟在誰的手裡？
火災發生後，馬克龍第一時間發出豪言：要重建巴黎聖母院。可是一個連維修的費用都要靠捐款的國家，一個如此之多問題需要解決的國家憑什麼去重建？即使真建起來了，又如何防止悲劇重生呢？
災難發生後，許多在法國的朋友紛紛感嘆，法國流年不利，多災多難。確實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法國引起世界矚目的都是悲劇。但在我看來，幾十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法國和歐洲一直在走下坡路，全面衰落，就如同一個即將散架的機器。前不久，意大利的橋倒塌，傷亡眾多，震驚整個歐洲。基礎設施落後已經是西方的普遍現象。那些曾經支撐西方的價值觀和理念已經日漸消亡，類似於意大利和法國的悲劇還會越來越多的上演。現在對歐洲最含蓄的批評就是它已經變成一個博物館，除了讓人憑弔和觀賞，已經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了。所以從這個角度，巴黎聖母院的燒毀對法國和西方的打擊是巨大的，因為它們很快連博物館的地位也沒有了。
最後引用法國前總統蓬皮杜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這句雖然說的是法國，其實也是今天西方的寫照。蓬皮杜在宣布戴高樂去世的噩耗時說道：「戴高樂死了，法國變成了寡婦。」巴黎聖母院的悲劇就是這句話最新的寫照，它既是法國的命運，恐怕也是今天西方的命運。今天西方沒有戴高樂，沒有羅斯福，有的只是同樣都缺乏經驗和必要專業歷練的老人特朗普和小鮮肉馬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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