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暴徒衝撞政府機構。他們頭戴黃色安全帽，臉上矇著黑色口罩，見到攝像頭馬上就將其破壞。
這一幅畫面，令人十分火大，但也有幾個問題值得反思。他們為什麼把自己蒙得嚴嚴實實？他們為什麼一上來就破壞攝像頭？或者說，他們為什麼這麼心虛？
帶着這些問題，我們把目光投向海外，有了特別的發現。
露餡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最近的日子不好過。
總部位於美國邁阿密的一家機構日前公布報告顯示，瓜伊多領導的「人民意願」黨成員巴雷拉和洛加斯此前被派往哥倫比亞邊境小鎮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活動，但他們卻監守自盜，大肆侵吞人道主義援助資金。
今年2月，委內瑞拉反對派試圖強行將美國提供的多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通過已被關閉的哥委邊境送進委內瑞拉境內，委政府拒絕接受，指責美方這一行為是為軍事干預作準備。這些物資留在了哥倫比亞境內，用於反對派安置逃過來的委內瑞拉叛軍及其家屬。
還有一筆巨款來自英國維珍集團董事長布蘭森在哥倫比亞發起的一場為委內瑞拉募捐的慈善音樂會。該音樂會籌集了約235萬美元，承諾將用於改善兒童營養、醫療條件，資助移民至哥倫比亞的委百姓。
然而，最近爆出那些逃到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軍人們因為沒有支付費用而被逐出酒店的消息，人們才恍然大悟，原本應該用於安置他們的援助資金，被反對派們挪用到高級餐廳、酒店、夜總會與奢侈品消費，數額超過十萬美元。
有意思的是，提供這些信息的，竟是哥倫比亞情報部門，雖然之前哥倫比亞一直對委內瑞拉反對派給予了支持和庇護。
出了這麼大的事，瓜伊多撇不開干係。作為證據，委內瑞拉新聞和通信部長羅德里格斯當眾展示了瓜伊多與部下的聊天記錄。
還有一個有力旁證是，美方官員，尤其是蓬佩奧和博爾頓對瓜伊多公開表示過不滿：一是瓜伊多曾經承諾，他振臂一呼，委軍隊將全面倒戈，但這一場面美方沒有看到，二是美國援助的7000萬美元變天資金不知道被瓜伊多花哪了，有證據表明是被瓜伊多私吞了。
今年1月瓜伊多橫空出世，宣布自己是「臨時總統」，在公共場合一貫大義凜然。沒想到，這麼短時間，這麼小的利益，就讓他把持不住了。
與反對派結盟的一家機構近來進行的民調顯示，僅有36%的委內瑞拉受訪者承認他為「國家元首」，遠低於2月的49%。相比之下，馬杜羅的支持率已從2月的34%增至6月的41%。就是美國，也在想找新的替代者，只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
現實
不僅是委內瑞拉。更早一點，我們在烏克蘭可以看到「得逞的抗爭」。但結果怎麼樣呢？
2004年11月，烏克蘭爆發第一次廣場革命，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指責時任總理亞努科維奇在總統選舉中舞弊，在全國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在重新舉行的選舉中，尤先科獲勝上台。
然而，革命後的烏克蘭腐敗橫行，一個450人的議會就有400人是百萬富翁。尤先科顧不過來，他正忙於清算歷史，緊抓「大飢荒」、烏克蘭起義軍等歷史問題，搞國內政治鬥爭，並跟美國一道，玩危險的「加入北約」遊戲。
2014年2月，基輔再次爆發廣場革命。由於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拒絕在歐洲一體化條約上簽字，反對派在西方資助下發動大規模廣場示威活動。這次廣場革命最終以波羅申科當選總統而告終。
波羅申科本身就是一個寡頭。他當選後曾經承諾出售資產，但最終僅將資產轉移至保密信託基金的名下。在基輔市中心熱鬧地區，還可以看到以波羅申科的姓氏（Po-roshen-ko）命名的“Roshen”巧克力店。總統這是從政經商兩不誤。
就是之前的亞努科維奇，背後也站着一個大寡頭阿赫梅多夫。
這個一度以46億美元資產位列福布斯全球財富排行榜359位的寡頭在烏克蘭擁有能源、電信、銀行、媒體業務、零售業、房地產等領域100多家企業的控股權。亞努科維奇領導的地區黨的歷次選舉，阿赫梅多夫都給予了「非常認真的支持」。
所以說，革命以來這十多年的烏克蘭，就是各色私人財閥之間的你方唱罷，我登場。高呼的口號或許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圍繞一小撮人的私利，無關絕大多數百姓。之前打着的各色為國為民動聽旗號，也僅止於說說而已。
對於烏克蘭民眾來講，安定穩定向上的生活，依然遙遙無期。
有位學者曾經說過，烏克蘭社會徘徊在「反共—思想自由化—經濟私有化—政治寡頭化—社會犯罪化—國家弱化」等軌跡上不能自拔。這樣的「烏克蘭式陷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誤區。
烏克蘭不是孤例。自2011年爆發革命以來，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腐敗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因為「阿拉伯之春」令當地社會和經濟形勢一團糟，各國政府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推進社會改革。
道理是明擺着的，只是依然有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前赴後繼為了所謂「抗爭」奔往「國家弱化」的「烏克蘭式陷阱」。
問題
這樣的抗爭者，如果再說他是為了民主自由，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奮鬥，會讓人笑破肚皮的。
一點蠅頭小利，就讓他們露出原形。原來所謂「抗爭」也好，「革命」也罷，既是為了名也是為了利。和老一輩真正有信仰的革命者相比，他們只是一群投機分子。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激進的理想還在，激烈的抗爭形態還在，但是它們的性質和特點都發生了很多深刻變化。
一則，大的普遍性革命風潮在冷戰後已經逐漸淡化，現在基本都是源於對經濟狀況的強烈不滿。比如委內瑞拉，日用品的嚴重匱乏，生活水平的嚴重下降，被瓜伊多用來收攏人心，然後把具體的經濟社會訴求整體化，套上革命的外衣，呼籲推翻當權者這個最好使的替罪羊。
「抗爭」就是這麼容易。
二則消費社會裡長大的年輕人們，他們並不是大無畏的，他們從來不像真正的革命者一樣不怕犧牲。有點危險就逃；有點好處就撈。這就是作為消費社會那部分失落中產的脆弱性。他們渴望用狂熱的激情發泄不滿，但又不敢拚命，不願意付出什麼實際代價。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抗爭者」們的訴求能不能通過一次性革命解決掉呢？烏克蘭提供了很好的前車之鑒。
以前的傳統革命是要改造社會結構，現在的革命只是要完成象徵性的改變。比如說，能說委內瑞拉的問題都源自馬杜羅？推翻了他，委內瑞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但「烏克蘭式陷阱」告訴我們，這類抗爭活動搞完了，除了自己的更大痛苦和極度失落，實現不了任何真實訴求，反倒是政府換來換去，社會更亂人民更苦。
的確，發生抗爭的社會是存在問題的，但社會問題的癥結和抗爭者們找到的那個原因常常是對不上的。認知的這一錯位就會帶來巨大問題。
這也是主義和問題的區別。
誰都不宜搞自由民主的這套主義，而應該通過具體社會改革來解決社會問題，實現博弈中的利益合作。
這才是對社會問題有建設性的解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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