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美國的《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叫《當暴民統治時，每個人都是靶子。》文章聲稱特朗普的「暴民政治」將帶來麥卡錫以來共和黨始料未及的危險和威脅。
作者用了一個如此古老的詞彙：「暴民政治」（Ochlocracy）。
時間轉到今天，這個標題用來形容當前之香港，竟然無比貼切。在不解政治學術語的普通民眾面前，香港「廢青」用自己的愚蠢和暴行生動解釋了何為「暴民政治」。
星期一（11日）這天，香港「廢青」再度出動「炸街」，一名男子上前理論，反對激進示威者胡作非為，卻被潑上可燃液體直接點燃，該男子瞬間化為一團火球。
在警察上街鎮暴過程中，又有暴徒試圖襲警奪槍，被警察開槍擊倒。
瘋狂數月之後，這一聲槍響終於讓等待已久的西方媒體無比興奮，霎時間斷章取義的輿論抹黑鋪天蓋地。
看那香港街頭的一片狼藉，看那香港地鐵站滾滾濃煙與熊熊火焰，看那成群結隊的「黃屍」四處燒打，這就是一幅荒唐而野蠻的當代圖景，足以詮釋何為「暴民政治」。
沒有人會從中倖免，放縱暴行摧毀秩序，每一個人都將成為暴行的活靶子。
那個不幸的受害大叔，正是香港市民的命運寫照。
人類歷史上從不缺乏秩序瓦解、暴力橫行的戲碼，但暴力降臨自身頭頂，永遠都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恐怕香港人也從未想過，自己的某些「優越感」和「先進」的社會制度，居然迎來了滅頂之災。
不好好學歷史的人，不僅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也無法從人類有過的政治災難中汲取教訓。並且，那些時常以英語國家殖民歷史為榮的人，顯然英語也沒有好到洞察出Ochlocracy與Democracy的共同詞尾，這兩個概念都源自古希臘語，從構詞上我們就能看出它們的相生相伴，暴民政治的概念衍生自民主政治。
發明這個詞的人，是希臘化時代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在其《歷史》一書中，波利比烏斯一邊講述着羅馬人崛起的歷史，一邊探討着羅馬的政體。
在這裡，他依然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不過他用了「暴民政治」這一新概念，來描述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不斷抨擊的「壞的民主」。
不過，「暴民政治」並不等同於「多數人的暴政」。
區別就在於發起「暴民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多數，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
也許在常人的邏輯裡，不安分的一小撮很難掀起大風大浪。但有時也要分在哪，在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城邦」裡，一小撮不安分的暴徒聚眾上街，搶班奪權，同樣會引發災難性後果，不論古希臘還是現在。
「暴民政治」會造成很多無辜受害者，他們或成為暴徒攻訐的對象，或丟掉性命，或嚴重受傷，即便是沒有傷及性命，也會因公共秩序的癱瘓、公共設施的破壞，而遭遇諸多生存困難。
我們熟知的蘇格拉底，似乎就是死於「暴民政治」之手。
但嚴格來說，戕害蘇格拉底的是「多數人的暴政」，在雅典遭受「暴民政治」荼毒最深的，往往不是蘇格拉底這樣四處遊盪的「悠閑」知識分子，而是執法者。
比如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爾提亞德等傑出軍政人物，即便他們為雅典公共福祉做出了貢獻，一樣被判流放或被「扔進地坑」。
就連歷史書中大書特書的伯利克里，都有僥倖逃脫死刑的狼狽時刻。
還有打贏阿吉紐西海戰的八個將軍，凱旋后立即被判處死刑。
「以眾暴寡」是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但「暴民政治」卻是群體聚合起來，以「正義」為名，任意施暴。
執法者恰好是可以被標定的「正義」對立面。
在一座城市中，公共權力的縮影，恰好就是負責抑制暴力行為的警察，因而警察也會成為「暴民政治」的直接攻擊對象。
不加規範的民主制度自然會衍生出「多數人暴政」，而「暴民政治」則是受歪曲意識形態煽動的群體性運動。對於一座小城邦而言，如此暴烈的群體性運動不亞於一場「內亂」。
這在古希臘時代就早有先例。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科孚島上的柯基拉城邦就是如此。只不過城邦里煽動群眾的意識形態基本是外部輸入的。先是寡頭黨人在議事會會場上屠殺了50多名平民領袖。他們被驅逐後，又想方設法阻斷柯基拉的交通和糧食供應，進而引發飢荒。民主派則怒不可遏，引來雅典軍隊摧毀寡頭派，再次以屠殺的方式回應寡頭派。
暴民政治的恐怖力量書寫了一部漫長的「燒人」史。波利比烏斯之所以在一部歷史中談論羅馬政體的問題，也是因為即便在希臘化時代之後的羅馬，暴民同樣盛行一時。羅馬共和國末期，在羅馬廣場上「頭目與民眾的結合掀起暴亂和內戰。」
保民官提比略是最早利用「暴民政治」謀利的羅馬貴族。突破共和傳統，將生殺予奪大權交予人民，看似維護民眾利益，實則是提比略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打擊政敵和貴族元老的手段。這種手段掀起了羅馬城一波又一波的衝突，最終始作俑者提比略死於騷亂，自己成了「殉難者」。
自此之後，無論是馬略、蘇拉，還是凱撒，政治領袖深諳駕馭暴民政治之術，羅馬城內掀起一次次腥風血雨，「燒人」無數。而凱撒自己同樣死於暴民政治。
如果說這些歷史過於遙遠，那麼近世以來的暴民政治同樣不在少數。16世紀，「暴民政治」一詞自古希臘語經法語傳入英語，在之後的政治動蕩和英國內戰中一語成讖。清教徒激進的群眾運動，導致了近20年的暴力肆虐和政治動蕩。克倫威爾的軍事統治便是其直接產物。
一百年後，同樣的暴民政治又在法國上演，雅各賓派的斷頭台成了以「人民」名義「燒人」的舞台，受害者達兩萬。正因如此，托克維爾後來在書寫《論美國的民主》時，還要借美國的民主政體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教訓。
即使在今天，暴民政治也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從敘利亞亂局到烏克蘭騷亂，再到今天全球的「遍地烽火」。所謂暴民政治，不分立場和具體意識形態的區別，都是在某些意識形態鼓動家的鼓吹下，假以「正義」的庇護，視他人為敵，進而傷害他人，最終與他們所謂的「正義」背道而馳。
美國政治學者沃格林，將這些意識形態鼓動家描述為「低俗者」，因為他們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將虛幻的「真相」灌輸給他人，也就是格雷塔一樣的人物。
更有一些具備認知能力的知識分子，卻「自覺充當知識騙子」，只為維持某一個意識形態，以便允許他以道德名義支持對人實施暴力行為。
在如何預防暴民政治的問題上，波利比烏斯和托克維爾都表達了一些類似的觀念，即混合政體的緩衝作用，以及法律秩序的必要性。
政府權威或許是暴民政治衝垮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現實往往是，暴民政治洶湧的地方，政府權威反而缺乏有效維持秩序的手段，秩序的潰散令暴民政治常態化。
顯然，當警察們也無法阻止暴民政治「燒人」時，暴力的升級和擴散，也就是時間問題。
激進的暴徒，遲早會以各種名義動用恐怖主義手段，按自己的喜好划設敵我，濫用私刑。
秩序瓦解後的城市，就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是「萬人對萬人」的「戰爭狀態」，裹挾其中，沒有一個人會得以倖免，只能逃離。
這一幕只能在末日電影中看到的景象，其實就是暴民政治的常態。
或者說，人類對於社會秩序瓦解的末日想象，恰好來自於類似的現實經驗。
正因如此，暴民政治的問題很難輕易甩掉。當一個地方湧現出無法遏制的暴民政治時，那裡所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最嚴峻的。
按照沃格林的原話，「低俗之人創造並主導了知識氛圍，在那樣的氛圍中，像希特拉這樣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只有當社會環境被低俗者徹底摧毀時，那種殘暴才能出現，這種低俗精神的代表才得以上台。」
沃格林將暴民政治的根源歸結於人心的「失序」。因為啟蒙運動的世俗化，使得宗教性觀念得以祛魅化，但現代意識形態又重新賦予人「類宗教」意義，進而追求突破個體限制的「超人」狀態，將內心的狂暴一併釋放。
沃格林的解釋過於抽象，其實暴民政治與一般社會運動的本質區別，是其突破了社會秩序的基本底線。攝於意識形態感染的個體過度激進化，且社會失去了對其的限制，最終逾越文明的底線。
這與人基本的生存條件嚴重背離，畢竟人不是意識流，人需要在穩定的秩序結構中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即便是在香港這種標榜法治的地方，當暴民政治顯露出徵兆時，遲早會化為一聲槍響，進而演化為暴力行徑，成為「燒人」歷史的一部分。
這與「廢青」們選擇自己是誰並無太大關係，他們只是在扭曲意識形態的挑動下，釋放自己心中最為醜惡的一面，沒有被捲入其中的人，也有無數冷眼旁觀者。
或許我們該問香港人為什麼是這樣的？
如果套用沃格林的話語，這也許就是港人的心靈「失序」，它印證了香港社會肌理的深層次問題，那就是這套源自於殖民母國的社會體系，始終蘊藏着不穩定的因素，使得這裡走上類似的道路。
所謂心靈失序，在這裡恰是殖民主義的遺禍。
如果你總是阻止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究竟是誰，並且不斷隔絕他維繫生存所必要的秩序資源，他遲早會成為野獸，進而成為一群行為失控的「殭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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