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武漢後的第三天，徐慧連給老公打了個電話，「你要管好兩個女兒，別讓她們被傳染。」電話最後，她用開玩笑的語氣說，「我有兩個女兒，我倆的基因都被遺傳了，即使有什麼意外，也不遺憾了。」
吳曉虹到達武漢的一個多星期後，在和同行聊天時，有人突然說，「我們要不要立個遺囑。」她沉默了幾秒，突然說了一個詞：向死而生。
徐慧連和吳曉虹都是支援武漢的浙江醫生。一位是浙江省中山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一位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
抗擊新冠肺炎，這場戰爭沒有硝煙，卻異常兇險，她們和同行們在最前線，承受着不為人知的壓力，無論是身體還是心理，每一天都在負重前行。
她在心裡喊了聲：我的天
2月8日是元宵節，這是吳曉虹來武漢的第 14天，也是她心情最舒暢的一天：當天她所在的武漢普愛醫院有7位病人康復出院。
大年初一，浙江組建首批135人醫療隊奔赴武漢，吳曉虹是其中之一，他們支援的是武漢普愛醫院。初到那裡，她就感到形勢比想象中的要嚴峻。「一是病人基數很大，二是這個病的傳染性真的非常強。」
吳曉虹和同事到達武漢那天，武漢確診新冠肺炎618例，3天後，這個數字翻到了2261例。
邵逸夫醫院重症護理護師、同為醫療隊隊員的董凌峰有一次晚上8點經過醫院的發熱門診，還看到大約有200多人在候診。
他們還看到武漢一些同行夜以繼日的高負荷工作。
「最讓我們意外的是，醫護人員感染的風險比較高，病毒的傳染性的確厲害。」吳曉虹形容當時的自己：心裡咯噔一下。
早前，曾有支援武漢的醫生在日記裡這樣寫：聽說，同一層樓工作的當地一位醫生確診，我們內心百味雜陳，既為這名醫生感到擔心，也擔心自己是否有傳染風險。
在武漢天佑醫院支援的徐慧連則感到了另外一種壓力。
她1月28日隨浙江省緊急醫療隊到達武漢。2月3日進入普通病房工作時，並沒有感到異常之處。第二天，工作聯絡群內負責人詢問：醫院的重症醫療組醫師人手緊張，需要支援，哪位醫師有重症監護室工作經歷？
有10年ICU經驗、10年呼吸科經歷的徐慧連第一時間報名。
進入ICU後的徐慧連在心裡喊了一聲：我的天！
「裡面的病人幾乎都上了純氧，這意味着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平時在ICU，不會遇到整批這樣的患者。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衝擊，內心很沉重。」
為了做好防護，醫護人員們小心翼翼。
徐慧連爭取在醫院時，不摘掉口罩，不脫防護服，不吃不喝不上廁所，避免職業暴露。她在住宿的酒店準備了一台紫外線燈，放在衛生間，進去後，所有外衣都消毒處理。
和吳曉虹同屬一個醫療隊的邵逸夫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陳岳亮說，醫院開出一間專門的辦公室供醫護人員午餐，「每次吃飯就進去一個人，這個吃完，下個再進去。」
董凌峰說，在酒店裡，大家也不相互串門，實在想聊天，就各自站在房門口，說上幾句。
保護好自己，戰鬥才能繼續，想要取勝，這是他們要走好的第一步。
我特別想抱抱她
「來武漢，是需要勇氣的。隔離病房，太考驗體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吳曉虹說完這句話，突然沉默，她一時不知該從何說起。
體力的考驗自不必說：每天穿戴防護設備七八個小時，不吃不喝。有時候裡面衣服全都濕透了，皮膚瘙癢也不敢去撓。
吳曉虹本來就有神經性皮炎，每次穿上那套裝備，一熱，一出汗，肩部、脖子就奇癢無比，但也只能忍着。
「有些護士皮膚比較嫩，時間一長皮膚都有點爛了。我們從隔離病房出來，都要用酒精棉簽去擦洗耳朵鼻子，那個滋味，真是酸爽。」
如果這些忍一忍也就過了，心理上的衝擊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平復。
吳曉虹至今也忘不了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她是一位新冠肺炎的確診患者。
吳曉虹詢問病史時，程序性地問她家人的情況。
「她說，我先生兩天前去世了，因為這個病。她說這句話時，眼神是空洞的，還帶着迷茫。有些人在至親去世時，會很激烈，比如大哭大叫，但是她的情緒很平靜，是那種茫然無助的平靜。」
老人手裡拿着很多檢查的片子，她把一堆片子遞給吳曉虹時，又抽出幾張說，那是她先生的，她要保管好，到時去殯儀館領取骨灰時要用，「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特別平靜，就像說一件無關生死的普通事。」
吳曉虹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她的眼淚涌到眼邊，努力沒讓它掉下來，「我當時特別特別想去抱抱這位老人。」
事後，吳曉虹才了解到，老人的兒子也是因為新冠肺炎在住院，「我真的不知該如何形容這種感覺。」
說完這一切，吳曉虹低聲嘆了口氣。
徐慧連會囑託病人，下次讓家屬帶些牛奶來，增加營養，有人遲疑了一下，低聲說，「家裡沒人了，都在隔離。」
那一刻，徐慧連不知如何接話。她最後給病人建議，「讓同病房的病人家屬幫忙帶一些。」
遭遇這種情緒的時候，吳曉虹尤其思念家人「平時在家，工作上無論遇到什麼事，只要回去，即使什麼都不說，見到家人就會鬆弛下來，家人這種情感上的慰藉是無可替代的。在這裡，需要自己慢慢消化。」
幸虧我來了
進入重症監護室的徐慧連其實在不斷地做心理建設。
她進重症監護室的第二天，普通病房的同事對她說，前一天，病房裡的一位患者走了，「那是位年輕人，才30多歲。」
之後，徐慧連參與搶救了一位60多歲的男性患者，「上了呼吸機，但他的生命體徵平穩，很配合，看着體質不錯，肝腎功能也沒問題。」
就在徐慧連覺得他能化險為夷時，一天之後，來交班的她發現，這位男患者的床已經換了人。
「突然走的，滿打滿算也就一天時間。」那一刻，徐慧連有些恍惚，「沒想到會這麼快。以前的搶救，多數時候會經歷很久，找家屬反覆談話。在這裡，一切都很快。我就覺得，我和這個患者才匆匆一見，都沒來得及仔細看他。」
有時候，徐慧連會因此產生無力和挫敗感，「作為醫生，我平時能力還可以，能救很多人。但這個時候，我會覺得無奈。」
徐慧連的無力感，吳曉虹也有，她常常會假設：如果不是在這麼特別的時期……
這個時候，吳曉虹會想：幸虧我來了。「醫生在疾病面前不是萬能的，但來到這裡，就能做點事，也許能改變點什麼。說實話，我們一直沒覺得自己有多勇敢，有多少擔當，只是想做點事情，大家都這麼想，情況總會有些改變吧。」
對武漢的同行來說，大概更能深切體會到這種改變。
此前有媒體報導，武漢某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看到省外來支援的醫療隊，都哭了，說援軍終於來了，快要撐不下去了。
「他們的呼吸科醫生，一個月都沒有休息了。」吳曉虹的同事、邵逸夫醫院醫生陳岳亮說。
吳曉虹也感受到了本地醫護人員的辛苦，「他們真的苦，有的連續一個星期不能回家，撤下來還要隔離14天，也不能回去，只能對着手機視頻和孩子通話；我們來了後，多少能幫他們緩解一點壓力。」
她順勢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
進入重症監護室的第三天，徐慧連遭遇了一次危機。
一位60多歲的女患者突然狂躁，扯掉自己吸氧的面罩、硬生生拔斷輸液管，整個人從床上往下滑。
「我和5位同行衝過去，想把面罩給他戴上，這可是要命的事，她本來就缺氧嚴重，沒有面罩后，臉很快變成青紫色。」
病人又踢又打，對着徐慧連他們大喊，「我要醫生，我要10位醫生，讓醫生救我。」
徐慧連大聲說，「我就是醫生，你快把面罩戴上！」
顧不上太多，徐慧連和同行湊近患者，試圖把她抬到床上。
「我彎腰去抱她，她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後背，緊緊地抓住我的防護服。」防護服一旦被扯破，徐慧連就會職業暴露，她不敢用強，順勢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用手輕輕拍她，以示安撫。
眼看着病人的情緒慢慢安定下來，身邊的護士眼疾手快，把面罩給她戴了上去。
「她不是故意攻擊我們，她是缺氧太厲害，控制不住地煩躁，那種窒息感，讓她有這種求生的掙扎。病人也特別可憐。」從地上起來後，徐慧連全身都是汗，她感到了后怕。「但當時也顧不上害怕，管不了那麼多，做醫生的，都有這種職業本能。有風險，也會去做，真的不幸傳染了，也無怨無悔吧。」
太陽總會出來，花兒總會開
隔離病房裡，也不是只有兇險。
邵逸夫醫院的護士沈楓鋒在病房裡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謝謝。
隔離病房裡，沒有護工，沒有家屬，病人的一些生活起居都是護士負責。除了發葯、掛水這些基本的護理工作，領飯、打開水、洗水果、換紙尿褲，這些都是沈楓鋒要做的。
「我做每一件事的時候，每位病人都會說謝謝。」沈楓鋒說，一位80多歲的老人，呼吸急迫，每說一個字，都要喘氣，「但我給她洗個蘋果，她都雙手合十，努力說謝謝。」
徐慧連負責的病區，一位重症病人剛剛撤掉呼吸機，神志開始清醒，那天早上，她說「我要吃飯、我要喝水」時，徐慧連一陣欣喜，「她闖過了這一關，說不定馬上可以轉入普通病房。」
吳曉虹記得一位轉來的危重病人，剛來時，胸悶氣急，情況糟糕，他們調整治療方案，兩天後，這位男患者漸漸好了起來：可以自己呼吸，可以完整說話。
這種喜悅感讓吳曉虹那一天都情緒頗高。更大的欣慰是他們接手病房後，沒有出現過死亡病人，幾位重症病人，也在漸漸好轉。正月十五這天，7位病人還出院了。
徐慧連在電話裡說，「我會做到光榮回歸，但這樣的環境也沒辦法百分百保證，做醫生的都有兩種打算。」
有同行說，要不要立遺囑時，吳曉虹回了一句：向死而生。「對醫護人員來說，死亡不算禁忌話題。」
他們做了最壞的打算，但又心態明媚。
「我每天晚上想的是：今天休息好，明天去打仗。我肯定是最勇敢的那位，我也最規範。」徐慧連聲調抬高，說話哈哈大笑。
細膩的吳曉虹有天回駐地，她驚喜地看到原來大門緊閉的一些小店開始開門了，沉寂的街道有那麼一點生機了。「武漢動起來了，那種寂寥的感覺被這種動感稀釋了不少。」
她想起了元宵節那天，一位出院的老人對他們說的一段話：雖然這場疫情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不管怎樣颳風下雨，太陽總會出來，花兒總會開，我們的生命也會生生不息。■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記者 吳朝香 通訊員 王家鈴 周素琴 李文芳 湯婕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