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點燃了三戰戰火

唐如松

人們對歷史上的重大戰爭都很熟悉,包括古代冷兵器時代的金戈鐵馬,熱兵器時代的英法七年戰爭,一戰二戰等,可大家想過下面的兩個問題嗎?

第一,1914年6月28日是塞爾維亞國慶,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視察時,被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槍殺。今天我們知道這標誌著一戰的開始,但當時的人們知道那聲槍響點燃了一戰的戰火嗎?當然不知道。今天我們覺得歷史是很清楚的,緣於是從後往前看,如果將我們置身於重大戰爭的開始階段,會知道戰爭已經開始嗎?未必知道。

第二,人類首次遭遇熱兵器時(一般認為是北宋後期),會知道熱兵器時代的戰爭規律嗎?當然不知道,只有吃驚。但今天我們知道,熱兵器時代的戰爭有多種模式,一戰之前主要是陸軍集團作戰和海戰,從一戰二戰開始進入陸海空協同作戰,美蘇對抗開啟了冷戰模式,最近一些年戰爭的模式明顯又改變了。去年以前,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活動十分活躍,但自從蘇萊曼尼被斬首之後,伊朗的軍事活動幾乎銷聲匿跡了,這說明「斬首」已經上升到很高的軍事地位,這是信息、電子、衛星導航與搜索、導彈技術高速發展之後的必然結果。未來的戰爭一旦打響,如果一方的中高級軍官都被斬首行動鎖定,結果會如何?

也就是說,即便今天「三戰」已經進行的如火如荼,絕大多數人也未必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三戰」中,戰爭的具體模式、進程更難以洞察。

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已經點燃了「三戰」。

彼此的陣營也很清楚,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憲政體系,一方是以deep state為代表的專制強權體系,未來的歷史記載中很可能會以「生化戰爭」來描述「三戰」的開啟。二戰是以德國為核心的強權體係與英美憲政體系的對抗,三戰與二戰類似。

英國的《大憲章》是當代社會憲政體系的基石。

1215年6月15日,英皇約翰在貴族的逼迫下在蘭尼美德簽署了一項法案並蓋上了皇室的印章,這項法案就是最初的《大憲章》。在1215年的《大憲章》中,最重要的是第六十一條,即所謂「安全法」。根據該條的規定,由二十五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具有否決國皇命令的權力;並且可以使用武力,佔據國皇的城堡和財產。這種權力是出自中古時期的一種法律程序,但加之於國皇卻是史無前例。英皇約翰原本就無意接受《大憲章》的約束,這可以理解,約翰很願意去打別人的土豪,自己卻絕不願意成為打土豪的對象,只是在武力的逼迫下才無奈地簽署了文件並蓋章。就在貴族離開倫敦、各自返回自己的封地之後,約翰立即反悔,宣布廢棄《大憲章》,「男爵戰爭」因此而爆發。

在中世紀,國皇的權力幾乎是不受限制的,而英國《大憲章》的出現意味著貴族與國皇之間關於限制國皇權力的博弈正式上升到了法律的層面。限制國皇權力的過程並沒有因《大憲章》的出現而結束,相反卻僅僅是新的開始。此後經過了無數次戰爭、無數人戰死疆場之後,歷史來到了1688年至1689年,英國議會中的輝格黨以及部分支持新教的托利黨人聯合起義,將國皇詹姆斯二世驅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瑪麗二世與夫婿威廉三世作為君主共治英國。至此,國皇的政治權力完全轉移到了議會,以《權利法案》為核心的現代憲政體系奠基了。

從1215年到1688年,英國人為此奮鬥了473年。所以,從中世紀專制制度過渡到當今的憲政體係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想當然的,而是數百年血與火的爭奪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國皇或貴族嗎?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民眾的覺醒程度。當民眾尚未覺醒的時候,就會習慣於遵從舊的社會秩序,就會維護國皇的權威,國皇就會在戰場上和其它場合中佔據優勢,封建專制制度就會延續;當民眾不斷覺醒之後,國皇的權力就會被不斷削弱,貴族的力量就會不斷壯大。所以,民眾的覺醒程度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是那個決定結局的「籌碼」。

或者說,有了強大、不斷覺醒的民眾,就可以對專制形成有效的製衡,就讓英國逐漸告別了中世紀的專制制度,建立起了當代的憲政體系。

在這裡,「制衡」是最核心的兩個字。

瘟疫的全球大流行讓世界再次來到了拐點上。

權力像春藥,任何人一旦掌握了權力都會上癮。一旦因民眾的製衡力量被削弱、讓權力失去了製衡,有些人就會再次建立起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詹姆斯二世」就會還魂,當代憲政體係就會出現危機。

任何事務都有陰陽兩面,互聯網也一樣,在給人類生活帶來極大進步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今天我們可以說,互聯網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比如,當今時代「宅男、宅女」已經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還有一個龐大的群體完全借助互聯網從事自己的工作,這就讓人與人之間進行當面交流的機會減少,民眾的凝聚力減弱;在沒有互聯網時,人們外出工作的過程,即是工作的過程也是鍛煉的過程,在互聯網時代鍛煉的機會就減少了,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體力的下降(如果要保持同樣的體力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專業從事體育鍛煉活動)。結果是,民眾漸趨分散、民眾間的當面交流減少、身體素質的下降等就導致民眾對抗強權的能力下降。緣於單個的個體在強權面前是非常弱小的,只有團結起來才有製衡強權的能力。

互聯網時代和經濟全球化已經導致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嚴重惡化(數據數不勝數,不再列舉),當社會財富不斷向頂層極少數人手中集中之後,中下層人士的就會落入貧困,也因此就有這樣的說法,經濟全球化時代是美國的中產失落的時代,藍領階層的境遇就更糟糕了,美國鐵鏽區的形成就是他們的背景板。當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惡化之後,掌握更多社會財富的上層的力量就得以加強,而極度貧困的中下層人士對強權的製衡能力進一步下降。

如今的世界上下層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嚴重傾斜。

無論任何時刻,專制體係都會試圖回歸,因為人性是自私的、貪婪的,更因為無限的權力可以滿足無限的貪婪和無盡的慾望。只要有了相應的土壤,就會有人意欲建立起專制的社會體系。一旦沒有強大的民眾對強權進行製衡,專制的回歸就很難阻止——緣於權力尤其無限的權力就像春藥,永遠會讓人們欲罷不能。

既然互聯網時代和經濟全球化已經極大地削弱了維持當代憲政體系所需要的製衡體系,要徹底顛覆這種制衡體系,應該怎麼做?

——讓民眾徹底分散開來;讓多數民眾的財富耗盡,失去了財富的個體就更加虛弱;當個體的健康與生命受到巨大威脅的時候就更加脆弱,用什麼辦法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或許,只需要一場瘟疫的全球大流行。

當瘟疫全球大流行時,為了避免傳播,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就會立即疏遠,人們就更容易接受強制封鎖措施,讓人與人之間幾乎就難以接觸和交流,民眾就會徹底成為完全分散的個體。當個體被分散之後,尤其是被強制居家之後,個體的基本生活收入就會減少或完全喪失(只能依賴強權的救濟),對強權的依賴性就嚴重放大;當民眾分散為一個個的個體之後,互聯網寡頭們通過控制互聯網就徹底控制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通道,所以,連特朗普的推特都被持續封鎖;一個個分散的民眾就只能被動接受強權所提供的「服務」,比如只能被動接受強權規定的物資配給的數量和價格,讓個體更加虛弱;在瘟疫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個體對健康與生命的擔憂就上升到了最高的地位,強權就可以通過掌控藥品和疫苗的配送,讓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對專制強權形成嚴重的依附,等等。

一旦疫情蔓延足夠長的時間,人們就只能被動接受一個全新的生活模式和社會權力分配模式,當代的憲政體係就會被打破,強權體係就會形成,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就不就是英國歷史上「詹姆斯二世」們所擁有的權力嗎? deep state就可以實現自己的野心。

新冠病毒是來自於大自然還是來自於實驗室,何時開始在人群中蔓延,病毒具有什麼樣的理化特徵,等等,這些內容在病毒學研究上很重要,對於抵抗疫情也很重要,但對於社會學來說卻並不太重要。如果來源於實驗室,就有可能是蓄意而為,這就是一場面對全人類的生化戰爭,目的是deep state的精英們意欲以此為手段來獲得毫無約束的權力;如果來源於大自然,也會有人將這一來源於大自然的病毒大流行及時利用起來,為建立自己無限的權力服務。

今天,我們已經很熟悉美國對其它國家發動軍事進攻,但「三戰」的開始階段美國卻處於被動防禦地位。

美國是當代憲政體系的代表,一旦病毒全球大流行被它們利用起來,在大選中可以通過各種欺詐手段非法竊取總統職位(最典型的是,只有瘟疫流行時,才有藉口推出郵寄選票政策,這是本次大選欺詐的主要方式之一),再加上瘟疫大流行時期不斷推動對居民的強行封鎖措施,以金融寡頭、科技寡頭、傳媒、左翼人士為核心的「精英」就會逐漸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專制美國,這就意味著deep state取得了「三戰」開局的勝利,摧毀了美國這一全球最強大的憲政國家。

但美國人的民風是十分彪悍的,憲政體系已經穩定運行了200多年,很多人願意以生命去捍衛自己的憲政體系,保衛屬於自己的國家。即便deep state中的「精英」們在今天通過媒體掩蓋事實、舞弊等手段竊取了美國總統的職位,一旦美國人逐漸清晰了選舉過程中的重重黑幕,以美國民兵(聯邦軍隊)為核心的美國人也會起義、推翻這種專制體系(相信只需要一個過程);如果現在的大選過程中直接將拜登送進監獄,不僅專制體係無法建立,deep state中的美國「精英」還會跟隨拜登集體進入監獄。無論哪一種方式,雖然美國的憲政體系會遭到嚴重的衝擊,但美國人最終會奪回屬於自己的國家。

當美國打贏了自己的「內戰」之後,就會帶領海洋國家對全球的deep state開始反擊。干涉美國大選,從美國來說就是對本國宣戰,預計美國會在政治經濟軍事層面上對干涉美國2020年大選的國家進入戰爭狀態。這就意味著「三戰」就將進入下半場,戰爭將如火如荼。

我們有幸見證了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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