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媒體在討論一種可能性：中央在遏制「港獨」、本土等極端勢力，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下一步將把重點放在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上，有可能會撬動「地產霸權」，「地產黨」黃昏已近。
還有香港媒體認為，香港奠基於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官員往往淪為商界「政策」的執行者——大概率將走到盡頭。
1
2019年9月8日，香港首富李嘉誠到大埔慈山寺上香，彼時「修例風波」正劇，同天大批暴亂分子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門前遊行。身在寺中的李嘉誠拿着話筒向年輕人喊話，呼籲年輕人要共體時艱，當局也要「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
「網開一面」說法一經公開，即遭香港內地輿論批評，指李嘉誠正是炒高香港樓價的「罪魁禍首」。
有學者就此撰文指出，強調香港回歸二十多年，解決不了住屋問題。
從2004到2018年，這14年中，香港所有職業的薪資增加63%，平均每年成長3.5%，但香港房價在這14年卻大幅漲420%，香港薪資所得遠遠跟不上房價的上漲。
學者以香港最小單位的住房面積431呎來統計，2018年431呎房的售價，新界是12061港元，市區是16265港元(每呎價)，平均每年上漲12.5%，近期新界又漲到13789港元，市區漲到16705港元，這種最小單位的住宅最少要價594萬港元。
香港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沒有能力買房子而住宅租金在過去14年也上漲177%，平均每年漲7%，而香港24到35歲的青年月薪中位數是21250港元，有七成以上的人月薪不到3萬港元，若擴大所有年齡，中位數降到11500港元⋯⋯香港人大多數買不起房子，目前房屋自有率只有49.2%。
對香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中央有清晰的認識。
「網開一面」當月，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稱香港長期存在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和解決的時候。而「修例風波已經凸顯了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嚴重性」。
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這些矛盾問題，有些是回歸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來累積而成的。凡此種種，已成為長期壓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負擔。這其中，住房問題尤為突出。
文章指出，對這些問題，歷屆特區政府一直試圖破解，但由於社會始終難以達成共識，各種利益矛盾交織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斷。與此同時，反對派一直人為製造對立、對抗，將社會拖入「泛政治化」的旋渦。
顯然，文章已經注意到，香港的問題並非是單一的政治或者經濟問題，是多種問題的交匯。
2020年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進基層社區，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戶。在租住面積不足8平方米的失業市民徐天民家，駱惠寧特別提到，「看到你家居住環境，心裡很不好受。」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當時接受採訪表示，駱惠寧的舉動反映，中央未來除了應對「暴亂」問題，將加大力度支持特區政府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2
為什麼部分中產階級和底層市民會一度同情示威者，為什麼左翼的話語被泛民力量和「港獨」勢力所利用，為什麼有些香港輿論會把內地解讀為「親資本」的形象？
有媒體發出以上疑問，而有聲音認為，癥結在於香港所謂「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
有香港媒體人總結，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在香港發揮到極致，特區政府長期積弱，「地產黨」成為真正主人，幾年前坊間戲稱真正的特首是「L君」，就是一個形象比喻。地產黨雖然在選舉委員會不佔多數，但在特首選舉可以扮演關鍵少數，甚至與民主派「合作」。
2012年的特首選舉，主流商界自作主張，造成建制陣營的分裂；明年的特首戰，如果按照原來選舉辦法，反對派控制區議會過半議席，可以在選委會拿到117個席位，加上原來的三百多票，再與商界勾兌，足以左右特首選舉。
香港貧富懸殊加劇，住房困難，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是公開的秘密，也是那場暴動的社會基礎。問題長期無法得到解決，主要是因為幾大地產商囤積土地，操縱政黨、環保團體、輿論。如今，反對派已經幾乎被逐出議會，無法「拉布」，完全行政主導。
文章認為，隨着香港形勢變化，無可奈何花落去，「地產黨」已近黃昏。
還有香港媒體撰文指出，港人皆知，香港的問題之所以是結構性的，是因為香港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泛民或者「港獨」能夠解釋的。
以住房問題為例，相對於「四大家族」在房地產領域賺取巨額財富，並助力香港成為世界上房價最為昂貴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條件早已成為社會共識，對於初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壓力早已不堪重負。
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樓價，除了給年輕人生活帶來相當大的生活和精神負擔外，也扼殺了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於是紛紛到深圳等地尋求發展。而那些處在香港社會最底層的、沒有辦法走出去的年輕人自然安居無望，成為香港年輕人產生不滿和抗拒的重要源頭。
文章認為，這一切可能不能完全歸咎於商界，因為資本逐利是商人本性。而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整頓以及其他治港政策的變化表明，香港奠基於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真正主導政府決策的是商界，官員往往淪為商界「政策」的執行者——大概率將走到盡頭。
3
在「修例風波」過程中，商界一些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態度，也受到了一些輿論質疑。
中央為「愛國者治港」定調後，香港最具有地位和影響力的行業商會——地產建設商會發表聲明，支持「愛國者治港」。
此後，幾大富商紛紛以個人名義跟進。比如，香港新鴻基地產集團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支持和擁護夏寶龍表明「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
而李氏家族集團的現任掌舵人，長江集團主席的李澤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試問世上哪有國家找不愛自己國家的人去治國？由愛國者管理地方，世界各國盡皆如是，天公地道。」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房屋問題作為解決其他社會問題的抓手，未來一定是需要下大力氣去推動解決這個問題的。
解決好房屋問題，不但能滿足香港住房的需要，還能發展新的產業，降低香港產業發展的成本，有助於香港吸引內資和外資。
劉兆佳認為，香港的地產問題為什麼難解決，因為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有自己的利益盤算，增加大量的土地供應會影響他們的利益，還有一些就是環保團體、保育團體，他們對於填海、郊野公園用地有意見。當政府要開發土地，改變土地用途或做新的城市規劃等的時候，會面臨大量繁文縟節的牽絆。
現在需要的是，香港政府拿出整套徹底、全面解決房屋問題的對策，劉兆佳認為應該做好三點：
第一，用好現在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不要因為有些力量反對而退縮。
第二，修改一些現有法律，讓政府更容易收回土地和改變土地用途。
第三，制訂一些新的法律，推行土地房屋政策。
這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擔當和勇氣，從長期着眼，做好頂層設計和全面設計。香港不缺土地，很多土地沒有被充分利用，只是受到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牽制沒有條件去開發，未來需要的是敢闖敢幹的精神。
以往有一些人為了政治目標，不願意政府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有些表現，阻撓政府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這次選舉制度的改革主要也是為了減少對抗性，選舉制度改革以後，未來政府環境會好一些，只要中央和特區政府、立法會通力協作，進行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是可行。
劉兆佳說，在殖民政府時期，商人沒有政治權力，殖民政府只允許他們賺錢，不允許他們插手政治，很多大財團在殖民地時代是沒有影響力的，回歸後政治影響力才膨脹起來，那是因為政治架構給他們一些機會，現在也不是說要消滅他們，要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力，而是要綜合和平衡各階層的利益。
劉兆佳所認識的地產界朋友也認為不改革不妥，不穩定誰都沒好處。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反對政府的改革，擴大土地利用之後他們也可以去買地，也有一些新的發展機會。因此處理與地產商關係不是零和博弈，主要還是讓公共利益得到更多貫徹。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認為，改革房地產市場不等於打土豪分田地，過去20多年，香港人都想着打土豪分田地，把「地產霸權」搞死，但問題不是在於土地，而是在於霸權。
對地產商來說，他們就是買了地建了房然後賣掉，房價是被炒房人炒出來的，炒房的人是資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這三個要素中，資本要素是香港土地問題的根本原因，地產商手中有地不等於土地霸權嗎，非洲酋長手中也有地，但他們沒有霸權，所以香港的土地問題是「資本霸權」問題。香港過去四十年給予資本高度友善的環境，資產增值稅、遺產稅都沒有，其他稅還很低，所以非常多的熱錢來了香港，
梁海明認為，如果對資本不友善，那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就沒有外資進來；如果友善的話，那窮人會更加買不起房。怎麼解決？要擴大有產化，讓無產市民有產，中產市民多產。增加土地供應，重點扶持產業發展，為最底層的使命建設福利制度，調高工資水平，減少他們輪候公屋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讓愛國者中的能者和賢者來作為港府的管理階層，理解民生疾苦，就像有內地學者講的，不要「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要賢能的愛國者」。
「他們不被意識形態拘束，不被所謂『小政府，不干預市場』的迷思困擾，廉潔高效，積極有為，方符合『中央期盼，港人滿意』的政治要求」。■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