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鐘的巨輪進入2021，相信但凡正常點的中國人，都不會再相信西方的那一套。無論是混亂不堪的防疫，還是一味舉債放水，催生的一塌糊塗的經濟、乃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大蕭條；以及被白左、民粹折騰的烏煙瘴氣的社會形勢，凡此種種，無一不昭示曾經被國人奉為神明的西方文明，正在一步步的滑入深淵，對他們的信仰，也已經徹底破產。
西方的這次潰敗，主要體現在什麼地方？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制度。
確實，制度的失敗，可以說是最直觀的：
面對這次百年未遇的突發疫情，東方的中國，已經在如何用社會化治理應對方面，給它們做了最好的榜樣。但所有採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對此做到防範得宜——他們的分權制衡體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做到上下一致，不可能做到令行禁止，不可能做到全國資源統一調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以也不可能在政府層面，對疫情做到有力控制；
而在這些年的經濟建設中，西方面對整體經濟大環境的頹靡，以及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始終處於一種束手無策的狀態——政治權力被資本權力的高度裹挾，決定了它們不能像中國那樣，政府通過五年計劃等有針對性的部署，籌集舉國資源進行前瞻性部署；不能進行全國性的高效基礎設施建設和行政效率提升，提高內部經濟競爭力；不能像中國那樣通過扶貧等手段，給底層注入消費力，保障經濟供需平衡平衡的同時，縮小貧富差距；它們甚至不能像中國那樣，對資本家以破壞經濟秩序謀取私利的行為予以有效遏制——比如最近轟轟烈烈的反壟斷；西方能做的，就是一輪又一輪的放水，製造一個又一個的驚天泡沫，讓富人資產膨脹的同時，代價卻是底層消費力不斷萎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也由此步步激化。
所以，政治制度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這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民主制度，在東方社會主義制度面前，第一次徹頭徹尾的完敗。
但如果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失敗，那未免太淺顯了些。除了最直觀的制度，西方在這次的比較中，更深層次的，其實是其文化的失敗。一直以來西方引以為傲的所謂文化優勢，在過去這些年，尤其是疫情這一年多來的表現，被東方文化實實在在的碾壓。
這一次的新冠疫情，海外和中國的表現，可以說是判若雲泥。但即便是拋開中國，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是西式民主政體、同樣是發達國家（地區），東西方的表現依然是有極大差一點餓。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這些西式政體國家（地區），明顯比歐美要強一大截——更不要說那個奇葩的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印度。
都是西式政體，依然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這就不能光用制度來解釋了，這些差異背後，本質上其實還是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一向凸出個體，崇尚自由；而東方文化一向凸出集體，講究組織性和紀律性。
這兩種文化各有特點。而在過去，西方輿論控制下的全球話語權，一直是將個體和自由擺在更高位置的，甚至將其賦予所謂人性的光輝，與尊重人權掛上等號。而東方的集體化社會認知，以及組織性紀律性，則在西方語境中下大肆詆毀和醜化，淪為滅殺獨立人格、抹殺人性的代名詞。
這一套論調曾經很有市場。但疫情一來，這一切都淪為笑柄：尊重個體意願，崇尚自由，結果就是民眾對防疫要求置若罔聞，隨心所欲行事，社會化防治淪為空談。而在東方文化有較強影響的東亞，中國自不必說，哪怕是被採用西式政體，也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東亞日韓台、受益於東方文化的底蘊，民眾的組織紀律性和集體化認知，也使得他們在遵守防疫指令方面，至少比西方要強的多，所以防疫工作，也相對要強的多。
這實際上就是對西方一直以來個體化、自由主義的狠狠打臉。而這種打臉，其實也是有其邏輯依循的。西方大肆尊崇的所謂個人自由，本質上，就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明目張胆的侮辱。人類社會之存在，天然就需要一定的秩序和規則，而這些秩序和規則，天然就意味着約束。所以人類如果需要保持群體性的生存方式，那麼對個性化特徵，對於個體自由，理所當然的會有一定的限制。個性化與自由，是建立在基本的集體主義精神，和組織性、紀律性基礎之上的。
當代東方文化大致承認了集體、個體的二元化共存。雖然在集體與個體，規則與自由的邊界上，各國因為國情，而多有所差異，但二元化共存這個核心，從來未曾受到質疑。但在西方，長期以來一直過度炒作個體自由，將集體性和規則性置於政治不正確的境地。這在過去十多年，助長了各種社會分裂，助長了富人對窮人無底線的所謂合法掠奪（比如放水），而疫情一來，則問題總爆發，最終導致了西方的徹底混亂和失序，從國家到個人，都因這種過分的個性化和自由主義，而遭受巨大的損失。
而上述的制度和文化失敗，歸根結底，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失敗。
其實西式制度的弊端，一般普通老百姓不清楚，精英階層不可能不清楚；而對個性化，對自由的無底線推崇，更是違反了社會生態平衡的基本邏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極端化的認知傾向，是有巨大謬誤的。但直到疫情爆發前，大家卻都不以為忤，反而百般推崇。
甚至疫情爆發，西方防疫防成了笑話，掌控社會權力的西方精英階層依然無意反思，反而在輿論上完全無視中國的防疫成就，甚至竭力煽動對華仇恨。經濟方面，面對自己經濟建設的無能，西方的應對方法除了苟延殘喘式的放水，以吹大泡沫，放大危機為代價將危機爆發延後，就是揪着中國說事，頻繁挑起對華爭端。
不想着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只想着拖延和轉嫁危機，西方為什麼要這麼做？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的制度和文化，是資本主義的存在根基！
為什麼這麼說？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搞清楚：資本為什麼能在西方橫行無忌，站在西方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一般來說，資本權力是很難直接控制社會秩序的。畢竟資本權力的最大武器就是金錢，但金錢並不能直接影響社會秩序，最多只能起到一個間接引導的作用。什麼力量能夠直接影響社會秩序？一個是政治權力，一個就是民眾——前者以暴力背書，建立行政機構，對社會進行管理；另一個則是可以通過暴力破壞，摧毀一切。
資本要橫行無忌，就必須約束這兩股直接力量。但它天然又沒有直接壓制的能力，所以就必須通過一些制度和文化設計，讓這兩股力量「自廢武功」，喪失獨立行事的能力。
這就必須要從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上入手。西式民主制度，講究的是分權制衡，不僅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還有政黨之間彼此制衡，除此之外，西式選舉制度下，民眾還可以通過選票，對政治權力進行反向制約——而鑒於民眾的知識和視野有限，所以他們的思想傾向，又可以通過媒體輿論進行引導——而媒體輿論又需要資本來支撐。同時，政客要想上位，也需要資本——不管你是做實事、還是稿個人宣傳，都離不開錢——自然也就離不開資本的助力。
高度分裂、互相制衡、嚴重內卷的政治權力，必須引入外力來從一眾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如果直接引民眾為援，這相當於聯合將被統治階級衝擊體制，勢必引發體制聯合絞殺——特朗普的民粹之所以不受體制待見，原因就在於此。所以，資本就成為各派政黨和政客唯一的外援。當政治權力四分五裂，且都必須高度仰賴資本，如此一來，資本權力就完成了對政治權力的肢解和間接控制。
而在民眾方面，同樣如此。通過推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民眾淪為一盤散沙。由於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他們不可能形成具有統一意識的政黨，也很難被某一個政客憑一己之力糾合到一起。這樣一來，民眾不僅不可能對資本構成威脅，相反會被資本控制的輿論所引導、操縱，成為反向制約政治權力，裹挾政客的利器。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如此推崇自由、崇尚個體、將現代西式民主制度捧上神壇的原因。因為這是最適合資本，讓資本最安全、最肆無忌憚行事的制度和文化。如果拋棄了西方政治制度，拋棄了推崇個體、崇尚自由的西方文化，那麼資本就會被關進囚籠，無法再為了一己之利，而肆無忌憚的操縱社會，收割大眾；甚至有可能被政治權力降服，有可能被民眾的起義而摧毀。
所以，儘管自由、個體、西式制度存在巨大弊端，但資本視若罔聞，甚至不惜顛倒是非，抹殺黑白，對其竭力維護。
但問題是，不管資本對個性化、自由、西式民主制度塗多少脂、抹多少粉，它的天然負面效應都是客觀存在的——而這一切，在過去這些年，尤其是新冠這一年多，體現的淋漓盡致。只不過，雖然負面效果如此明顯，甚至危害到了社會，危害到了大眾，但由於其實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根基，所以資本絕不允許將其推翻，甚至進行一些大的改革都不行。
西式制度和文化，已經越來越不適合當下的社會需要，資本又絕不允許其被推翻，這種主觀利益與客觀環境的背離和對立，最終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因此不得不背負這種主客觀衝突所導致的損耗，遭受到巨大的衝擊和損失。
這一切，在2021，已經開始正式顯性化。而這種顯性化，在未來，隨着大蕭條的到來，會變的更加的明顯。當資本主義不再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相反成了阻礙，其帶給社會的不再是利大於弊，而是反之；其之潰敗，在接下來的歲月中，也就可以預見！
而這意味着世界的大變局！雖然這場變局，不會在一朝一夕間完成，但這個過程，卻將一直是直觀可見，並影響到每個國家的國運興衰，影響到個人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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