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和酒是中國人最常飲用的飲品，縱觀我國古代文學的歷史長河，也處處瀰漫散發著幽幽酒香與茶香。尤其唐詩和宋詞，更是與酒和茶相輔相成、水乳交融，並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國詩詞文化。
在唐代，詩人與酒有著不解之緣。酒伴隨他們吟詠詩文，抒唱心緒，酒助詩興，詩傳酒情，為後人留下無數蕩氣回腸的樂章。從李白的《將進酒》《月下獨酌》，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王維的《渭城曲》，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翰的《涼州詞》，白居易的《勸酒》等觴詠之作中，我們彷彿能嗅出大唐空前絕後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詩詞文學的本質則被茶的芬芳所暈染。黃庭堅的《看花回·茶詞》，米芾的《滿庭芳·詠茶》，蘇軾的《西江月·茶詞》……宋代詞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筆墨之間揮灑浪漫情懷。茶香入詞，使宋人筆下的詩詞別具一格。
唐人之於酒，充滿激昂慷慨、灑脫奔放的胸襟與浪漫的情懷；宋人之於茶，則冷靜適意、委婉含蓄，顯示出一種閒散自然的格調。唐宋詩詞分別以酒文化與茶文化為底色，一個海納百川、兼收並蓄，一個含蓄深沈、內向收斂，二者的文化脈絡截然相反而又絲絲相系，折射出社會、經濟、文化特質等多個方面的差異。
大唐盛世，詩酒風流
唐朝詩人究竟有多愛酒？唐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詩歌藝術最為輝煌鼎盛的一個時代，流傳至今的《全唐詩》900卷中，詩歌達四萬三千多首，而與酒有關的詩歌就有六千多首，約佔15%，這在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飲酒本來是件俗事，但因歷代名人尤其是詩人飲酒賦詩，才使酒漸具雅趣。詩使酒化俗為雅，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文化內涵。有了詩的唱和，酒從此不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飲料，飲酒也不僅是一般的生活現象，一躍成為與作詩齊名的文化活動。飲酒與作詩一樣，成了文人的風流韻事，這種轉變則起源於魏晉名士。《世說新語》說，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竹林七賢無一不是能飲者，嵇康、阮籍還是著名的詩人，陶淵明也是一個能酒善詩的大家。
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陶淵明、劉伶、嵇康等人的飲酒賦詩、彈琴撫瑟後，詩酒唱和也自然成為後世詩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發情感的重要傳統。
唐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繁榮發達，社會文化開放自由，這一時期既是中國酒文化的全盛時期，也是中國詩文學最流光溢彩的時期。這樣的時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曠達樂觀、瀟灑恢弘的氣質，唐代飲酒之風的盛行更加證實了這一點。唐代詩人借鑒前人的詩酒風韻，以其開闊的胸襟、宏大的氣魄，極力謳歌「盛唐氣象」。
唐代釀酒技術比前代更加先進，釀造業官私兼營，酒政鬆弛，官府設置了專業的酒類生產部門——良釀署，許多唐代皇帝也親自參與釀造。唐太宗曾引進高昌國（今屬新疆吐魯番）的「馬奶子葡萄酒」釀造工藝在宮中釀造，做成的酒呈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綠酒」在唐詩中多被提及。較為知名的有白居易《問劉十九》中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皮日休《春夕酒醒》裡的「四弦才罷醉蠻奴，酃醁餘香在翠爐」。
唐代不僅民間飲酒，統治者也支持並參與遊宴、賜酺，特許臣民聚會歡飲。杜甫《麗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就是寫的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士女們在曲江邊的踏青宴。
可以說，這條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飲宴、游賞、賦詩的樂園。科考每出一批新進士，曲江邊就會舉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時，全長安上到皇室貴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傾城出動，而喝酒吟詩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劉滄的「及第新春選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姚合的「江頭數頃杏花開，車馬爭先盡此來」，王涯的「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都是描寫萬人齊集的曲江游宴場景。在這種普天同飲的社會風氣的帶動下，文人學士更加縱酒酣歌、放蕩不羈，曾經魏晉名士的「飲酒嘯傲」，演變為唐代文人學士的「長醉高歌」。
在唐詩中，我們還能發現一種特別的名稱——酒家胡。王績《題酒店壁》中的「來時長道貰，慚愧酒家胡」，王維《過崔駙馬山池》中的「畫樓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寫。所謂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開設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為在酒店消費的顧客提供西域歌舞音樂助興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見，在盛世王朝的大都會中，達官貴胄、富豪闊少以及文人名士紛紛來到胡人酒店中，夜夜開懷暢飲，極盡享樂。如花的胡姬們用各種酒器、酒令、歌舞樂器佐酒，難怪客人們會「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詩酒交融，形成了無酒就無詩、有詩必有酒的獨特文化，贊美酒的詩歌更是不計其數。似乎只有飲醉後，詩人所思所慮才可進入「醉鄉」。在醉鄉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斕——
李賀在他的《將進酒》裡有「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的詩句，他勸大家不妨整天醉倒，連魏晉酒鬼劉伶的墳上都無酒可灑。
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描寫了李白、賀知章、汝陽王李琎、左丞相李適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八個盛唐酒人整天醉得東倒西歪，可見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縱酒狂飲的社會風氣。
再看與「酒中仙」李白相交遊的盛唐幾位詩人，也無不醉於詩酒，孟浩然「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白《贈孟浩然》）；王昌齡「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舟涼」（王昌齡《送魏二》）；高適「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高適《營州歌》）；賈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東風」（賈至《對酒曲二首》）；岑參「一生大笑能幾回，鬥酒相逢須醉倒」（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至於杜甫，他不但對李白醉臥長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醉態由衷贊美，自嘆不及，還連連發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感嘆。
初唐詩人王績的《過酒家五首》，李白的《將進酒》《襄陽歌》《月下獨酌》，白居易的《問劉十九》《勸酒》，皮日休的《酒中十詠》，陸龜蒙的《和襲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詠酒詩，大都是詩人酒後之作。
唐代以儒治國，同時尊奉老莊，也不排斥佛教。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個體意識的覺醒和張揚進入空前的活躍狀態，加上酒政鬆弛，統治者支持並參與游宴、賜酺，使得唐代的詩酒文化精神帶有一種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邁自信，杜甫「把臂開尊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的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詩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歡暢放達，李賀「少年心事當拏雲」的雄心壯志，聶夷中「我願東海水，盡向杯中流」的豪氣灑脫，戴叔倫「且向白雲求一醉」的浪漫飄逸，羅隱「酒貰餘杭淥滿樽」「人來何處不桃源」的落拓瀟灑，無不顯示唐人醉酒心態的曠達與大氣。
茶香入詞，餘味雋永
飲茶的普及，從中唐時期開始。到了宋代，整體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經濟、貨幣流通、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宋代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生活內涵都得到全面提升。這樣繁榮的社會經濟，自然也刺激了茶葉商品的生產和貿易，宋代飲茶之風比唐朝時期更為興盛，飲茶之習開始全國盛行。《宋史》記載：「茶為人用，與鹽鐵均。」茶稅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間，已經超過唐代中期茶稅的30倍。飲茶作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會各個階層的休閒娛樂方式，其飲茶環境和場所的選擇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發展。《東京夢華錄》曾記載，宋人好茶，汴京城內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
宋代茶坊、茶肆的興盛不僅帶動了茶的銷售，也擴大了茶的消費群體，豐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為市民提供休憩娛樂的場所。茶坊茶肆成為文人墨客相聚言歡、流連往返之所，詠茶詞的出現也成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學家引領思想潮流的時期，理學強調士人自身的思想修養和內省。要自我修養，時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過的伴侶。因此不同於唐代詩人以飲酒為樂，宋代文人儒者興起了一種新的「高雅之事」——填詞賦詩、以茶入詞。茶詞，是宋代文人飲茶、鬥茶、詠茶之習的產物，表現宋人的閒逸之趣，既有奢華的宮廷茶文化，又有樸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遙貫穿於各階層日常生活和禮儀之中。宋代文人各領風騷，著名的詞人黃庭堅、蘇軾、陳師道、秦觀等都有茶詞問世。
茶作為一種特殊的民俗現象，它能夠在文人筆下熠熠生輝，必有其獨特的韻味。陸羽《茶經》中說：「茶為之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換言之，飲茶者須具備「精行儉德」的品質。看來，茶與人們的內在修養有莫大關係，陸羽將茶與人們的精神品質聯繫起來，也暗含著他所倡導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飲千杯，宋人則願對杯茶。茶所具備的香醇有味的特性與悠然寧靜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時代心理。
如果說，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來書寫情懷，那麼宋代文人則是鮮明地表現出了高雅精緻、心性內斂的時代審美品格。茶詞，在宋詞中獨樹一幟，是宋代文人精神風貌和情懷的展現，體現著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懷。
宋代文人士子幾乎在所有能夠具化成藝術品佳作的文化樣式中，自覺追求這種「雅」的風尚與審美品格。擅長茶事、精於茶藝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數，蘇軾就是個嗜茶之人。他對茶有著濃厚興趣，除了那句「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蘇軾還曾作一首七律詩《汲江煎茶》，描寫了烹茶煮茶的過程：「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面對著一盞浮著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蘇軾留下了「人間有味是清歡」的感嘆，可見他品茗嘗鮮時的喜悅和暢快。而這杯清淡的茶，也展現出詞人高雅的審美意趣和曠達的處世心態。
宋代與茶文化、茶學、茶道相關的詩詞、書法、繪畫不勝枚舉，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所作《鬥茶歌》，對宋人的鬥茶之習進行了生動描寫，他說宋人有了茶，「長安酒價減百萬，成都藥市無光輝」，喝茶能讓「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謂鬥茶，就是茶人們將茶餅碾成細末，置於盞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擊拂茶湯，產生泡沫後飲用。茶湯泡沫凝結得越久，則分茶技藝越高，這便是宋詞中的「一水試雲痕」。鬥茶風靡於民間，士大夫們亦熱衷於此，鬥茶已然成為宋代人們雅致的消遣娛樂形式。
宋徽宗曾親自注湯擊拂，鬥茶試茶，並分賜群臣，還寫下《大觀茶論》，記述宋代團茶的產地、採制、烹試、品質、鬥茶風尚，可見宋代茶文化的興盛發達。
黃庭堅的《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闡述了宋代茶湯製作過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雲來。
碎身粉骨方餘味，莫厭聲喧萬壑雷。
其二
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瓊糜霧腳回，色香味觸映根來。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繩床過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黃庭堅一生中創作關於茶的詩作幾十餘首，茶不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時他也以茶傳情，以茶悟道，在品藝中品味生活。
從這些宋代詩詞中，我們能讀出兩宋日盛的飲茶之風，文人雅士們延續唐代以來的飲茶傳統，將文人飲茶的風尚進一步發展。他們品評泉水優劣，賞鑒茶用器具，舉辦茶會，擺設茶宴，以茶相贈表達情意，以茶會友以表儉德，以茶入詩詞以詠志趣，在茶的「精行儉德」的特質中尋找人格昇華的精神需求，將茶文化與詩詞文化緊密聯繫起來。
千百年來，唐宋文人將喜怒哀樂、悲歡情愁傾注於酒與茶中。不過，儘管唐詩多酒、宋詞多茶，但並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著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場。
茶也是唐詩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詩往往以簡約的環境襯托詩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題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閒真是貴，何處覓侯王。」賈島的《郊居即事》：「住此園林久，其如未是家。葉書傳野意，檐溜煮胡茶。」與酒引人入醉鄉相反，茶能讓人清醒平和，因此與茶相關的唐詩也呈現出平實、理智、真切的特點。就連「酒中仙」李白品茶後，都感嘆茶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還執筆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謂「一曲新詞酒一杯」，宋代詞人也愛好乘著酒興揮毫作詞，不過相比唐朝詩人喝酒尋歡，宋詞裡的酒，品起來往往有股苦澀之意。豪放派代表詞人蘇軾、辛棄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辛棄疾《 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等，無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約派詞人也同樣愛用酒來抒發內心愁情，「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便是在酒中釋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瓊漿和香茗，如同氣若幽蘭、絕世獨立之美人，錦簇嬌艷、奼紫嫣紅之繁花，蔥翠欲滴、靜謐深遠之竹林，能夠與眼前幽幽清輝之殘月、耳畔呼呼勁吹之疾風、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詩詞意象相互唱和。於是，他們把高雅的情趣依附於杯盞中，把美好的精神寄託在飲品裡，反復吟詠。酒與茶，已深深融入唐詩宋詞的靈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參考資料：
[1]黃永健：《從李白的觴詠看唐代的酒文化》，《中國文化研究》，2002。
[2]劍鯤：《酒入豪腸詩自成——淺析唐詩與酒》，《新西部》，2008。
[3]葛景春：《詩酒風流——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4]張金貞：《另類唐朝用食物解析歷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5]楊海豐，吳中勝：《茶文化與宋詞的世俗化及士人生活的雅化》，《湘南學院學報》，2017。
[6]黃光：《宋代茶詞中的民俗風尚》，《湖北社會科學》，2013。
[7]岳曉燦：《宋代詠茶詩詞的審美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12。
[8]王時秀：《探析南北宋時期茶事雅集題材在詩書與繪畫作品中的體現》，《新美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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