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雨傘運動」的年輕人組成小政團參選區議會，但能力受質疑。「傘兵」可降落政壇？
佔中一眨眼就快到一週年，香港政治形勢變化瞬息萬變，傳統政黨的基本盤沒有根本的改變，但冒出了很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小政團，這些由佔中失敗後難以東山再起的年輕人組成的政團將會何去何從，對未來的政局有所啟示，但這些由於不服從權威兼反建制而發起佔中的年輕人現在卻準備參加區議會選舉，豈不違反他們佔中的初衷？但大部分仍然以若即若離閃進閃出的方式參與政治，又將會如何左右政局？實在耐人尋味。
首先可以斷言，即使沒有佔中，九十後以至二零零零後的年輕人在知識型社會以及受到全球化的衝擊，他們更崇尚個人主義而忽略集體精神，急不及待表達個人主張而較少考慮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打算，所以必然是以個體為中心而鄙視權威。這是世界潮流，香港的年輕人也不能獨善其身，加上香港目前政治與經濟環境桎梏年輕人的發展空間，導致他們在一些虛無的政治議題上，奮不顧身去表達一番。佔中只不過是這些因素疊加的集中表現而已。
這些「忽然參與」政治的年輕人沒有系統的政治訴求，缺乏承擔的勇氣與堅毅，當政府清晰表示要執行拘捕令的時候，馬上臨陣退縮，姑且統稱這些參與過佔中的年輕人為傘兵，他們在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失敗之後，竟然沒有起碼的負責精神，去檢討這場社會運動對社會所帶來的得失，在臨近佔中一週年，仍然沒有產生願意承擔發起統一紀念行動的帶頭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無可否認，佔中的發起人是充分掌握時下年輕人的想法與脈搏，懂得如何鼓動他們挺身而出。然而，在佔中過程中，佔中三子未能按照原來的承諾保證佔中的和平有序，實際發起人的「雙學」（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與學民思潮）未能發揮領導的功能，集聚參與者的訴求和形成共識，也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綱領，以及指明前進的方向，經常顯得進退失據，甚至有時還隱身，導致行動變成盲動。而今佔中三子在學生中失去精神領袖地位，學聯四分五裂，學民失去威信，這些都是必然的結果。
雙學在學生群體中丟掉領導地位，反而造就了眾多在佔中過程中冒起的政團，這些政團的形成缺乏發起團體的醞釀過程，沒有完整的綱領作為基礎，說他們是烏合之眾，他們會拒絕接受，但這些只能在一時間利用年輕人仍然有盲動的熱情，而繼續參與沒有長遠利益的議題，比如零星的反水貨行動等，但是否能夠長期存在，還取決於這些團體能否在今後將即興的想法昇華為具有廣泛認受的綱領，以及這些團體的領導層成員是否有堅持的條件和毅力。否則，這些政團逐漸銷聲匿跡，指日可待，但不能排除這些小規模的團體通過整合而成為較具影響力的政團，繼續存在更長的時間。
政團的升格，取決於它在各級議會中的議席多寡，沒有議席，就只能停留在議政的地位。促使佔中期間冒起的團體有參選意欲，區議員有四萬港元（約五千二百美元）月薪對於一個要參政的大學畢業生來說，這是十分實在的因素，而且區議會選舉是練兵場，一個不小心，又或者因為泛民主派之間的互相傾軋等偶然因素而晉升為立法會議員也說不定，這對年輕人來說，無論政治主張如何，也是一種誘惑。
問題是這些後佔中的政團是否真的具備參選各級議會的能力不容樂觀，這些政團當中確實有比較關心民生議題的，其領導成員或者也會有一定的議政能力，以及對解決民生問題的見地，可是，大部分是只能煽惑年輕人激烈行動，沒有通盤考慮問題的視野，通常只能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主張，是否能夠在以民生議題為主的區議會選舉中嶄露頭角，實在成疑。如果未能通過各級議會選舉的洗禮，今後也難以進一步壯大發展。
值得討論的是，傳統的泛民政黨對於這些在佔中冒起的政團，無論主觀想法如何，實際上都採取避而遠之的態度，表現得缺乏政治道德，當初這些泛民政黨為佔中背書，但在佔中失敗，市民一片責備之後，這些泛民政黨紛紛撇帳，生怕影響他們在來屆區議會選舉中的支持度。而學民的黃之鋒公開表示傳統泛民的民主回歸此路不通，提出要轉化雨傘運動所產生的政治能量，走第三條路。這種極端的想法看來沒有多大的市場，至於這股勢力是否會跟傳統泛民的激進部分整合，就要看雙方的意願，或者他們背後有沒有「高人」在下指令，但總的來說是不被看好，因為一山不能藏二虎，誰都要爭做老大，難言整合。
傘兵敗象畢露，看看在各間大學的迎新活動中，鮮有提起佔中議題，可見一斑，即使在討論中有人提起佔中，也是質疑學聯的領導地位，或者將來進一步行動的可行性，可以預示今後在一段時間內，學生參與激烈行動的熱情不再。然而，反對建制與政府的因素仍然存在，任何能夠激發年輕人情緒的事件也可能成為導火索，再次點燃這些年輕人忽然參與政治的星星之火。■
《亞洲週刊》 2015-09-27 第29卷 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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