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的原始精神，即司馬遷最早揭出的所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館長吳文津，只要聽說任何地方有中國現代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他便不顧一切困難，全力以赴地去爭取。
吳文津先生和我相知已近半個世紀，讓我從我們友誼的始點—哈佛燕京圖書館—說起。
我初次接觸哈佛燕京圖書館，便得到一次很大的驚異，至今記憶猶新。一九五五年十月我以「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的資格從香港到哈佛大學進修。那時我正在進行有關東漢士族大姓的專題研究，因此行裝安頓之後立即展開工作。我雖然早已聞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之名，但是它藏書之完備還是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獲的書刊，在此一索即得。這是我受惠於哈佛燕京圖書館之始。第二年我進入研究院，它更成為我求知的一個最重要泉源了。
時間稍久，我終於認識到裘開明先生（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作為第一任館長對於哈燕圖書館做出的重大貢獻。哈佛的中、日文藏書之所以在美國大學圖書館系統中長期居於領先的地位，裘先生的功勞最大。所以在哈佛從事中國或東亞研究的人，無論是本校人員或外來訪客，也無論是教授或研究生，多少都對裘先生抱有一種感激的意識。一九六四年費正清、賴世和與克雷格三位哈佛教授將他們合著的《東亞：現代的轉變》獻給裘先生，便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意識。我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們都非常關註一件大事：襲先生不久將退休了，誰來接替這一重要職位呢？
一九六六年我重回哈佛任教，裘先生已於上一年退休，繼任人則是吳文津先生，於一九六五年就職。吳文津先生前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館長，以收藏現代中、日資料獨步北美。由一位現代圖書館專家接替一位古籍權威為第二任館長，這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發展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我這樣說絕沒有絲毫故甚其辭的意思。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現在可以斷定：這件大事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因為它像徵著美國的中國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下面讓我試對這一論斷的根據略做說明。
首先必須鄭重指出，一九二八年登記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Harard-Yenching Institute）自始便以推動國際漢學（Sinology）為它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哈燕社最早的一位諮詢人是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Paul Pelliot）；他同時也是創社社長的內定人選。但是他最後不肯接受社長的聘約，轉而推薦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做他的替身。葉氏出自帝俄世家，畢業於東京大學，專治日本古典文學。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他移居巴黎，在伯希和門下從事研究，並成為後者的學術信徒。在他的領導下，哈燕社的國際漢學取向便確定了下來。不用說，漢和圖書館為了配合這一取向，書刊的收藏自然也以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中國與日本為重心所在，而且特別注重精本與善本。在這一取向下，裘開明先生的許多特長，如精確的版本知識以及他與當時北平書肆和藏書家的深厚關係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哈佛燕京圖書館終於成為西方漢學研究首屈一指的圖書館中心，絕不是幸致的。
但是從二十世紀中葉起，中國研究這一領域在美國開始了一個劃時代的轉向。這一轉向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就研究的內涵說，專家們越來越重視中國的現狀及其形成的時代背景； 相形之下，以往漢學家們所最感興趣的傳統中國就受到比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徑論，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的專業紀律獲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漢學傳統中的文獻考釋則退居次要的地位。
為什麼會有這一轉向呢？這當然是因為「二戰」後中國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美國在東亞的處境受到嚴重威脅，以致當時美國朝野都在爭辯「美國為什麼失掉了中國」的問題。事實上，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政府頒布的關於中國的《白皮書》是國務院內外的中國專家集體編寫的，主要根據現代史及檔案來解答「為什麼失去中國」的問題。美國許多第一流大學在五十年代群起向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進軍，而且成績輝煌，顯然是因為受到了上述政治氛圍激勵。
我恰好見證了這一轉向在哈佛大學的展開過程。一九五五年費正清在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下，創建了「東亞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我清楚地記得，當年這中心網羅了一批校內外的專家，從事長期或短期研究。他們的專題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現代中國的範圍之內；其研究成果則往往以專著（Monograph）的形式出版，構成了著名的《哈佛東亞叢書》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和大學提供了較多的獎學金名額。哈佛研究院（Graduate School）中以現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博士生與碩士生也人數激增。他們遍布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之中，因而將中國研究和現代專業紀律有系統地結合了起來。
相應於這一研究轉向，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重心也從傳統時期擴展到中國和東亞的現代了。這便是文津先生受聘為第二任館長的時代背景。但為什麼入選的是文津先生，而不是別人呢？這是我要接著說明的問題。
事實上，文津先生當時確是最理想的人選，因為在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中，胡佛研究所的資料收藏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而文津先生的卓越領導則有口皆碑。
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歐洲當代與戰爭、革命與和平相關的資料著名，「二戰」以後範圍擴大到東亞，分別成立了中文部與日文部，收藏的範圍以二十世紀為限。一九四八年芮瑪麗（Mary C.Wright，1917-1970）受聘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一九五九年移講耶魯大學歷史係為止。她是費正清的大弟子，後來以深研同治中興和辛亥革命為史學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內，現代中國的收藏已極為可觀。其中包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她親自從延安蒐集到的中共報刊、伊羅生（Harold R.Issacs）在二三十年代收羅的中共地下刊物、斯諾（Edgar Snow）夫婦所藏有關文獻等。
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終彙為一個完備現代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圖書中心，則顯然出於文津先生集大成之功。限於篇幅，他的輝煌業績在此無法充分展示。但邵東方先生在二零一零年總結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對文津先生的貢獻有一段很扼要的概括，其文略曰：
作為美國華人圖書館長的先驅，吳文津對胡佛研究所的中文收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一九五一年首任中文藏書館長芮瑪麗聘請他入館工作。一九五六年他已成為副館長。一九五九年芮加入耶魯大學歷史係後，吳則繼任館長之職（按：「中文藏書館長」也就是「中文部主任」。）一九六一年胡佛研究所決定將中、日文部合成「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吳則成為第一任館長。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就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時，吳已將「東亞藏書」轉變為美國收藏現代中、日資料的一個主要中心了（按：吳文津先生就職哈燕圖書館館長時期為一九六五年十月）。就現代中國的資料而言，館中所藏之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更是屈指可數。
這一概括既客觀又公允，不過僅僅呈現出文津先生在事業方面的一個靜態輪廓。下面我要對他的動態精神略加介紹。
自一九五九年繼任中文圖書館館長，獨當一面以來，文津先生搜求資料的精神才逐步透顯出來。這個精神我無以名之，只有借用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事實上，無論是傅先生或文津先生，所發揚的都是中國史學的原始精神，即司馬遷最早揭出的所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文津先生只要聽說任何地方有中國現代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他便不顧一切困難，全力以赴地去爭取。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零年他在台北拍攝了全部「陳誠特藏」的檔案。所謂「陳誠特藏」是指所謂「江西蘇維埃共和國」的原始資料，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由陳誠的部隊在江西瑞金地區俘獲得來；運到台北以後，陳把這批資料交給下屬蕭作梁等人整理和研究。一九六零年四月有兩位美國專家專程到台北，希望獲得閱覽的機會。蕭請示陳誠，得到的批示是：「反共的人士都可以參觀。」但這兩位專家一向有「左傾」的聲名，蕭感到為難，因此求教於當時深受陳誠敬重的胡適。最後胡的答復是「不妨寬大些，讓他們看看」。
此事發生在文津先生赴台北爭取「陳誠特藏」之前六個多月，二者之間有內在的聯繫。文津先生認識到這批原始資料的重要性曾受上面兩位專家越洋「取經」的影響，這是可以斷言的。不但如此，文津先生也同樣得到胡適的助力。他告訴我們：
為此事一九六零年第一次來台灣。當時台灣的條件很差，據說攝製縮影微捲的機器只有兩部。一部在中央銀行，一部在中央研究院。那時胡適之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去請他幫忙。他一口就答應了。把機器與操作人員都藉給我使用。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把這批將近一千五百多種的資料照成縮微膠捲帶回美國……
但是我相信胡適的幫助並不僅僅限於技術方面。上面提到他關於「不妨寬大些」的主張必曾對陳誠有所啟發，因而無形中也為文津先生開闢了道路。
在爭取「陳誠特藏」的整個過程中，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特別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初知台北藏有江西蘇維埃資料，但不得其門而入。稍後偶遇斯坦福大學地質系教授申克（Hebert G.Schenk），曾在台灣負責美援工作，與陳誠相熟。他便毫不遲疑地請申克教授介紹。終於得到復印的許可。可見他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中寓有一種「求道」的精神，不放過任何一點可能的機會。第二，他說爭取這一套極為珍貴的史料，最初是為了「加強胡佛對中共黨史的收藏」。這是忠於職守的自然表現。然而他對於研究資料卻抱著「天下為公」的態度，不存絲毫「山頭主義」的狹隘意識。因此他後來又取得陳誠的許可，「將這批資料再作拷貝以成本供應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以作研究之用」。他的職位在胡佛研究所，但是他同時也為全美所有東亞圖書館提供研究資料。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繼獲得江西蘇維埃資料後去爭取胡漢民三十年代未刊的來往信札事。早時，他得知胡木蘭女士存有她父親三十年代與中國各政要的私人手札。胡漢民為國民黨元老，且為華南地區舉足輕重之人物，這批資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與「陳誠特藏」一樣他不得其門而入。後多方打聽經友人介紹，得識胡木蘭女士及其夫婿。經數年之交往，來往美國與香港地區之間，得木蘭女士之信任，允考慮將胡漢民先生之信札寄存胡佛研究所，並開放研究學者使用，不能複印，而個案必須先得其批准。一九六四年文津先生受聘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一九六五年就職），胡女士得知後，頗為躊躇，因不知接任文津先生者為何人。遂建議將胡漢民先生之信札轉存哈佛燕京圖書館，由文津先生保管，使用條件依舊。文津先生喜出望外，欣然應允，因深信寄存地點無關緊要，至要者在於獲得此項資料。這批極為珍貴為研究民國史不可或缺的兩千七百餘種信件遂寄存哈佛燕京圖書館。後經陳紅民教授編註，並得胡木蘭女士家屬的許可，於二零零五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十五大冊，以惠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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