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重估金錢至上的社會價值，但再看不見港人萬眾一心。很多歷史悲劇都源於理想主義。
歷時七十五日的佔領運動跟二十五年前百萬人上街的六四遊行有很多可資比較的地方。二十五年前那一天的香港，因極度震驚和哀傷而突然變得團結起來。當時不只中 資百貨公司，就連旺角小販也罷市抗議。義憤填膺的市民自發走到中資銀行提走所有存款，用這樣動搖香港經濟體系、自毀長城的方式表達對一個政權的不滿，完全 違反香港人一貫的務實作風。香港人最引以為傲的經濟理性，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狄更斯在《雙城記》第一段所說的，「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也許是對當天的香港最好的描述。在無助和絕望之中，我們看到這個城市的曙光。
二十五年前香港人表現的情操不僅沒有體現到所謂「香港精神」，反而是「香港精神」的無聲抗議和含蓄批判。當天香港人對政治改革有一股熱情，正如平日頭腦清醒的香港人對賺錢和炒樓有一股熱情一樣。搞政治和搞對抗，從來不是醒目香港人的那杯茶。這當然順理成章，甚至天經地義：香港由一個人跡罕至的孤島發展到成為今日的亞洲金融中心， 並不是因為香港人有強烈的民族自尊，或者對祖國有禍福與共的承擔精神；而是因為香港人長袖善舞、善於投機和把握機會。對香港人來說，活得好(doing well)遠比做好事(doing good)重要。不沾政治這趟渾水，恰恰就是多年以來他們的成功之道。
從這個角度看，二十五年前香港人義無反顧的豁出去，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是一種違反社會規範和價值基準的異常行為（deviance）——他們不再是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依歸的「自利人」、「經濟人」和「理性人」。這也是整件事情最難能可貴、最令人懷念的地方。
佔 領運動是回歸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社會\反社會運動，但再看不見香港人的萬眾一心，觸目驚心的反而是社會根據階級、角色、年齡組別和政見逐步分裂。佔中的本意是公民抗命，但運動幾乎一展開就出現了社會學家默頓 （Robert Merton）所說的「目標替代」（goal displacement）——佔領和抗爭本身成為目標，而忽略了最初的任務。
對飽受剝削的人，佔領運動給予他們不曾擁有過的權力，這是那 麼多年輕人和弱勢社群為佔領運動著魔的原因。還有的是那種同仇敵愾的手足情誼、守望相助的社區精神和刻骨銘心的集體經驗。可以想像，置身於成千上萬的人群 當中，一起揮舞著燭光，喊同一口號，向同一目標進發，是何等慷慨激昂，振奮人心。
十七世紀英國詩人鄧恩(John Donne)說得好，人人皆為整體的一部分 (No man is an island unto himself. We are all part of the main.)。有意義的集體經驗增加一個社會的凝聚力，為它的成員培養歸屬感。萬眾一心地做著同一件事情，給人「這件事情肯定是對的」(This must be right) 的安全感，英文所謂「人多自然心安」 (safety in numbers)。
佔領運動給予我們一個機 會，讓我們對曾經深信不疑、也的確曾經為我們的成功作出過貢獻的社會價值，進行一次哲學家尼采所說的「重新評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以確定這套將貪婪和自私合法化，甚至美德化的價值觀，是否因為已經用得太久而不再有效 （exhaust its usefulness）？善於鑽營、投機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的香港人，是否正在自食其果？
今日的香港，樓市如暴走列車般失控，貧富、官民、企業與社會大眾的矛盾越演越烈，如果我們仍然只懂得用金錢來衡量一切，以賺錢享受為生命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否有點冥頑不靈？
理想主義的非預期性後果
佔 領下的香港難以辨認，運動採取挑戰法治的抗爭手段，那種「明知不可為而妄為」、判斷失誤的理想主義也必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但它也證明了香港人除 了有一個本能地保護自己的「自我」（id）之外，還有一個願意為理想而上街的「超我」（superego）。當然，「超我」最容易蒙蔽理智，也最容易被人 利用。在歷史上反覆發生的悲劇，很多都是理想主義的非預期性後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dealism）。這是港人從佔領運動必須記取的教訓。■
《亞洲週刊》2014年12月28日 第28卷 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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