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之行始於香港足下

何君堯:屯門區議員、律師、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

政改方案將於下星期三(6月17日)進行表決,現時各方僵持不下,困在對立的僵局-中央表示831原則不能作改變;泛民議員堅決反對「袋住先」;早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表示認為通過政改的機會「渺茫」,但我們未到最後一刻,也不言敗,政府應該盡最後一分努力,游說泛民議員不作綑綁式投票,給予議員表決的空間,作出「華麗轉身」。在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倘若脫離政改爭拗的死局,不單只能為香港帶來長期的繁榮和穩定,更能協助中國走上民主之路,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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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把握時機

在改革開放前,香港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接近四成,僅比上海佔的五成低。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多個城市發展蓬勃,造就令世界嘖嘖稱奇的成就—如今296個中國城市的其中52個城市的國民生產總值總和已高達30萬億人民幣,當中上海以23,000億人民幣高踞榜首,相比之下,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約16,000億人民幣,所佔百分比似是由四成銳減至3%,其實香港未有退步,只是別人跑快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國內如此激烈的競爭,香港更應與中國充分合作,才能保住強勁的競爭力,面對往後的挑戰。

過去,香港是中國面向國際的橋頭堡,香港作為中國和國際溝通的橋樑,一直恰如其分地緊守崗位,利用其國際視野及得天獨厚的優勢做好「橋樑」的本分。現在,香港亦應在中國與國際關係中擔當重要角色,作為中國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推土機。香港是國際第三金融中心,憑藉她的專業態度獲取了國際的信任,在中國崛起之際,香港應善用這個優勢,在金融領域上協助中國邁向國際,爭取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真正實現大國崛起。

正因香港仍然擁有金融和法治制度方面的優勢,她依然能在劇烈的競爭環境中屹立不倒,一直是中央高度重視的自治城市。因此,香港更應打破現時的政改僵局,不應亦不能與中央對抗,反而向她作出實際行動,爭取中港長期互惠互利的合作,在協助中國建立國際金融影響力的同時,也穩固自己的地位和競爭力,繼續發展,免被淘汰,實現中港互惠互利的長期社會繁榮和安定的局面。

取信於國際發光發亮

中國一直受制於西方的遊戲規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處處受制肘,難以在國際舞台上展現鋒芒。然而,在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後,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有所提升。在海嘯過後,中國是碩果僅存的逆市奇葩,並未因此而損傷慘重,各國紛紛向中國求援,中國亦樂意拋出橄欖枝,充當救援的角色。現時,中國更成為了世界龍頭美國的最大債權人,可見中國在金融海嘯一役後嶄露頭角,向國際展示了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經濟實力。

在國際間建立威信後,中國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邁向國際金融當家,提升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因此,中國逐步建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為人民幣國際化奠下重要的基石,增強人民幣在國際的影響力,推動它成為繼美元和歐羅後的第三重要投資貨幣,讓它在國際上有主導性。此時,香港應發揮所長,運用其專業的知識,協助人民幣在國際金融舞台上佔一席位。

在崛起的同時,中國亦深明改變遊戲規則的重要性。中國領悟到與其受制於西方的遊戲規則,她應該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遊戲規則,方能在種種國際事務上靈活運作。因此,中國於今年終於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並廣邀其他國家加盟,發揮牽頭人的角色。中國可藉此獲得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增強自己在國際間的影響力,香港可繼續支持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上的工作,也緊隨著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活動與交流。中國要取信於國際,亦要向國際釋出善意,香港的歷史背景令她成為一個具備西方認可的可靠系統和中國特色的福地,中國可透過香港向國際表達出願意與國際合作的誠意與誠信。

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上述數點均說明中國現時在國際間的崛起和發展,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亦應全力配合,以凸顯她對中國的重要性,香港身為一個已發展的具優勢城市,可循兩方面配合中國的發展。

第一,香港優良的金融體系絕對是中國的良好跳躍平台。中國在提出改革開放後,逐步改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沿海城市,於1993年引入公司法,放寬私營企業的管理權等等,充分顯示其包容性學習的優點。香港在這方面一直以來作配合,協助中國進行持續的經濟改革,鞏固地位,並運用其得天獨厚的金融體制協助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不單止站穩陣腳,同時搖身變為世界經濟顯赫體系,可以說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第二,香港應全力保障司法系統的獨立和順利運作。香港之所以能吸引各國投資,全因其獨立而公正的司法系統,在迎接未來挑戰的同時,香港必須繼續強調法治精神的承傳。香港的成功因素不外乎倚靠第三產業核心元素的金融和人才。金融體制之所以能發展成熟、人才之所以願意在港打拼,很大程度都是因為被法治理念所吸引,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能保障他們的利益,法治對香港長期發展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在「十七大」及「十八大」中,領導人均強調以法治國,可見法治在中國的地位日益上升。香港正正是中國實施法治的試驗田,亦是成功的例子,這等同為中國的法治發展注入一支強心針,以法治國的概念在中國開花結果指日可待。

三權歸位

政改爭議持續,表面上令香港陷入窘境,香港的發展停滯不前,中港社會關係矛盾,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外國對中國自然有所忌諱,因此希望能藉香港困局牽制中國,因此,香港的前途成為西方對中國討價還價的手段也是正常不過,但這種持續的角力只會令香港頓變磨心,內耗不斷,不利於長期繁榮和穩定。

兩股相對的力量正在角力,導致香港的政治形勢緊張,中央一方面希望壓制外國勢力在香港的影響力,而西方國家又不願放棄在香港問題上已擁有的莫大利益。香港是一個沿用西方資本主義系統的地方,即便在回歸後物換星移,由遵從英國法律變成以基本法為本,確保不變的是普通法仍舊在港實行,英國案例通過普通法的包裝依然常被引用,足以影響香港重大案件的判決,這個先例原則令英國法律在香港仍然舉足輕重。

另一方面,西方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力亦從未有退卻過。縱觀金融、法規、政府公務員體系、政治組織、社會工作、教育系統,要不是與外緊密連繫,就是沿用舊有體系,受五十年不變所保障。現時立法會泛民議員大多採取與中方不合作的態度,親外微內,就可見一斑,泛民議員只要在立法會裡保住關鍵少數,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就可以起著關鍵的否決作用。

政改之所以備受注目,是因為它會為2017年特首選舉定調,對香港政制有深遠而巨大的影響,試問西方國家又怎樣不會企圖爭取最大的戰略目標呢?在競選特首程序上,倘若設置〝愛國愛港〞的檢定條件,那肯定會直接破壞了他們劍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位。西方國家為了維護在港利益,必會大力支持泛民候選人,希望2017年選出的特首與他們同一陣線,以便重奪在港3權行政、立法及司法歸位的影響力。

以法「治」佔中

去年尾發生的「佔中」事件敲響了香港法治的警號。在「佔中」事件中,當行政方面給予指令,警方發射了87枚催淚彈,無論是在本土或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反彈,特區政府受盡批評;立法方面,泛民議員在事情上火上加油,更助長示威者的氣焰,無助解決困局;相反,在司法方面,示威者所提出「公民抗命」的這個法律概念,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腳,經多次申述、辯論和上訴後,最後敗訴,他們從所謂道德高地上倒下來,雙方爭持不下的79天佔領行動,最終以法治佔中來劃上句號。

的確,在「佔中」事件中,法治受到了衝擊,但這不過是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場發燒,當他康復過來後,抵抗力自會更勝從前。「佔中」尤如一場天花,通過司法程序去解決尤如接種疫苗,過程中也許會出現過敏反應,卻能令我們的身體產生抗體,在往後的日子可抵抗頑強的病患。在經歷「佔中」後,香港的法治可說是依然屹立不搖,對違法行為自然有更肯定的抵抗力。

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不論是中央還是特區政府都多次強調政改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然而有不少人有質疑的聲音,認為中央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是十分虛無縹緲的定義,事實上,基本法已為「愛國愛港」下了一個十分清晰的定義。在「愛國」方面,特首必須充分實現中國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不可以企圖分裂國家;在「愛港」方面,特首必須確保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特首,必不會希望香港陷入一片混亂、社會動盪或港獨叫囂,這定義其實十分清晰,我們何必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呢?

有不少意見認為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認識不足,令雙方在溝通和理解一國兩制上出現問題,這正是政改爭拗的癥結所在。針對這點,我們可以考慮應先把基本法委員會的功能擴大和充分發揮。在香港大力推廣基本法,讓每一個人對基本法的認識加深,那是必要的,這樣才有利於民眾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方能令港人走出政改的死胡同。

香港是中國政治改革的試驗田,如果2017特首普選順利推行,下一步是立法會普選,那是進步。香港成功,可起帶頭作用,也可以推動中國整體的政治改革。近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無可否認的是,國民渴求政治改變的意識也漸漸抬頭,中國的政治改革也不能不向前,遠遠落後於經濟改革,兩者差距日漸擴大只會是死路一條。經濟改革猶如身體用一條獨腳走路,只會一步一驚心,政治改革必須配合,那是身體另一條腿,雙腳並行,中國才能健步如飛,邁向繁榮穩定。倘若不變,民怨四起,正所謂「防川易,防口難」,社會就會亂,一亂國家就會散。若香港實現了民主化的普選,經驗就可以積累。因此,香港的政制改革正是中國用作參考的指標,若果試驗成功,那就是有利於中國未來,實現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不讓西方國家專美。

打破僵局華麗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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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認為香港政改有利於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

上述可見,表決政改並非單單是香港的事,更是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因此,我們更應把握機會,實現普選。然而,現時20多名泛民議員一意孤行,堅持要綑綁式否決政改,那是短視和愚昧的態度,泛民議員此舉並非為公眾利益著想,那可能是單純地只為討好他們的支持者,以競逐下屆連任立法會議員,又或者是別有居心,根本不想香港好的,畢竟怎樣也好,兩種做法都是十分不智。泛民議員應以大局為重,不應著眼個人利益,深信在泛民議員中仍有部份是溫和的,只不過他們被激進的反對者所脅持,變得無奈和噤若寒蟬,但內心是支持和贊成政改的。在情在理,議員們投票時應該是根據個人獨立思考而非受到不恰當的影響下作出決定,因此,我提倡要以不記名投票的形式來表決政改,以避免任何議員受到不合理和不必要的影響。

立法會議事規則中並沒有反對不記名投票的規定,在立法會中使用電子系統進行表決的重要原因是通過提供投票程序方便和透明度,維護議員對公眾的責任。但在大是大非的前題下,公眾的利益比公眾問責的意義更為重要,所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是解決目前困境的一條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議員都可引用議事規則第48條要求立法會主席作出指示進行不記名投票去進行表決,這樣才會令到所有議員都能充分履行投票義務而不受制於任何不當的影響,而議員們應該依據個人意志和公眾利益去投下神聖的一票。

總結

在中國迅速發展的同時,香港應把握機會,強化自身的競爭力,利用在金融體系和司法制度方面的優勢打造一個中港互利互惠的局面。我們的立法會是時候摒棄門戶之見,下星期的政改表決將奠定香港和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命運,請把握這個難能可貴的黃金機會,抱著「一定要得」的心態,為香港政制邁向新里程作出明智的抉擇,投下贊成的一票,令市民能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選出具民意代表性的特首,也為中國走上民主之路啟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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