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長類的戰爭由來已久，大概早於人類和黑猩猩分家（約6百萬年之前）之時。換而言之，這行為非人類所特有。早在1974年，動物學家珍·古德爾在坦桑尼亞地區記錄到了一次黑猩猩團體間發生的長達四年的沖突爭鬥，此乃人類首次在種群以外觀察到如此明顯持久的戰爭行為。
該行為在原始人中也不鮮見，2007年，考古學家在英格蘭南部的牛津郡發掘出一批古人類的遺骨，其中至少有3人體內發現有殘留的箭頭。放射性碳測年法確定這些先民的死亡時間為5500年前，處於石器時代晚期。這個發現意味著實際上當時整個原始社會的緊張程度已有所增加，各個族群間的競爭比想象中要嚴重得多。
從生態學意義上而言，戰爭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人口，保證生存空間和生活物資在勝利者中比較充裕的供給，所以不難理解古代的人們為了爭奪資源而訴諸暴力。但在現代社會，隨著科技的發展，照說應該慢慢擯棄這種資源消耗極大的生態調節方式。可事實上，巴以沖突、朝韓對峙……無論人的智識如何發展，也阻止不了戰爭繼續進入21世紀。最近一份研究報告指出，80％以上的現代戰爭都爆發於生物多樣性豐富且瀕危物種諸多的地區，對岌岌可危的生態帶來了巨大威脅。這卻是為何？它到底在歷史發展中充當著如何一個角色？
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戰爭是為了保存種群內部團結協作精神的最大動力，所以它將和我們世代相伴。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一個群體的人和另一個群體的人進入戰爭對峙狀態將大大促進他們各自的成員同仇敵愾，沒有什麽能比一場恥辱而慘痛的被襲更為有效地改變一個民族的當下氣氛，數年前的「911」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一個大學生參與的角色扮演遊戲中，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家羅斯·麥克德莫特註意到男生比女生更願意為團體捐錢，但前提是有其他大學的學生作為對手出現。如果僅僅被告之這是為了測試個人的協作精神，他們捐得比女生還要少。換而言之，男性的合作行為需要在團體之間發生競爭時才會特別凸顯。不過，關於這些行為是不是有意識的大腦活動還存在很多爭議，比如有人類學家提出有團體傾向的反應不是一種主觀驅動，甚至和荷爾蒙水平有關。多米尼加小村落里的板球隊在打贏鄰村的隊之後，體內睪丸激素會「洶湧澎湃」，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在打敗同村的隊後出現，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球員已經在無意識中區分了那是一場遊戲還是一場競技。
退伍的軍人或足球運動員身上保留的有凝聚力、自信、好鬥等特質似乎說明了戰爭（競爭）將賦予我們更強大的能力。相比較而言，女性的團體意識則較弱，在內部破壞和諧的可能要比男性來得大。男性塊頭更大肌肉更有力量，確實適合搏擊，他們對內合作，對外進攻，處於單一性別的環境下——如監獄或一些高中——則特別容易形成幫派組織群毆打鬥。女性之間的進攻性更多表現於口頭而非身體，且傾向於一對一，並不拉幫結派，這和我們的進化歷史有關——女性擔負著撫養後代的責任，攻擊行為將使她們承擔更糟糕的後果。
然而是否群體的存在一定就意味著打打殺殺呢？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馬麗琳·布盧爾曾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考證「內部群體」和「外部群體」的關系，她認為，人們加入某個群體為的是得到必要的信任和安全，也就是說，選擇與自己相似的和可信賴的人在一起。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仇視來自其他群體的其他人。從這個意義上，人類似乎沒有必要執迷不悟只走殺戮之道。於是有人提出，應該到遺傳進化的層面上去尋找答案，也許，戰爭原本就在我們的基因里面。
英國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們就發現，願意老老實實呆在居住地附近的靈長類是不發生群毆事件的，只有愛四處晃悠的不安分種群才經常聚眾滋事，他們喜歡發動奇襲——在遠古，祖先們好像是因為「愛好」而戰。顯而易見，好鬥是要承受更大的死亡風險的，但好鬥者卻依然能生生不息。於是有人質疑：從表面上看來，戰爭中棄甲而逃未嘗不是一種更好的生存策略呢？他們可以回家娶妻生子直至子孫滿堂。為何時至今日，不戰者的後代還沒有徹底淹沒戰鬥到底者的後代？斯坦福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勞倫·萊曼和馬庫斯·費爾德曼創建了一個數學模型對此加以探討。研究人員假設了一種極端的利他基因和鬥爭精神有關，然後將這些基因隨機安插在個體中，並允許他們分別組成團體，之間相互交戰、影響。模型假設大部分中堅戰士都會在戰爭中死去，但生還者將被允許佔有其所征服部落的女人，使得他們身上勇敢和好鬥的特征通過征服所獲得的利益而被充分傳播。計算機演算的結果顯示，即便一個部落只剩下50個男性和50個女性，傳播過程依然在延續。這就可以解釋願意為他人作出犧牲的戰鬥基因何以在人群中永不沒落。戰爭一旦爆發，需要無數具有獻身勇氣的戰士前僕後繼，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及：一個準備自我犧牲的利他基因若能拯救兩個以上的兄弟姐妹（子女或父母），或四個以上的異父異母兄弟姐妹（叔伯父，叔伯母，侄子，侄女，祖父母，孫子孫女）或八個以上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就可能在團體內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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