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與政治體制改革

當今天世界各國雖然制度不同，但大都是政黨政治。所以一個政黨的全國性黨代會不僅成為理解一個國家政治的切入點，更是一個國家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晴雨表。

2017年由於十九大的召開而成為中國的政治之年。在全球化時代，解讀十九大，自然少不了國際比較的視野。
常規而言，一個政黨的黨代會看點有二：一是形式，一是內容。以美國四年一屆的黨代會來講，其形式上非常開放和透明，不僅本國媒體現場直播，也對全球媒體界開放，只要申請的足夠早，誰都可以採訪。如果哪個國家有興趣，其駐美使館也可以申請參加。此外就是日益娛樂化。會場外就有演唱會，會議舉行時各種即興表演此起彼伏。
相對於美國，中共的黨代會則是相當的封閉，而且非常嚴肅。會議期間沒有任何現場報道，也不會邀請國外媒體參加，與會代表也沒有外出行動自由。更不會有娛樂性表演串場。
當然，一個政黨興師動眾數年才舉行一次黨代會，最重要的還是內容，即人事和政策。這一點上，美國的黨代會顯然日益喪失這個功能。美國黨代會都是在黨內初選結束時才召開，此時人事已定。黨代會只不過走形式，確認一下而已。會議期間雖然也會提出新的綱領，但既代表不了候選人自己的立場，也對候選人沒有任何約束力。所以會議期間也根本沒有任何對之的討論。可以說，今天美國的黨代會已經變成嘉年華，形式上熱鬧非凡，娛樂無窮，但卻已經沒有任何實質功能：對政策的討論和制訂、對國家未來的展望。
這一點上，中共的黨代會完全不同。人事上，要麼最高領導人新老交替，要麼新一代領導人進入常委，從中央和國際層面進行五年的進一步鍛煉和經驗積累。比如十七大，習近平和李克強以未來一代領導人的身份進入常委，五年後的十八大則由他們領銜實現新老交接。中國的人才接交制度，有明確的預期，兼具穩定性和發展。這和2016年特朗普在最後一刻翻盤對美國和全球造成巨大衝擊完全不同。應該說，不確定性已經成為西方政治制度很大的致命傷。每到選舉季，經濟活動處於觀望和停滯狀態，因為不同政黨上台，其政策將完全不同。美國退出TPP和巴黎氣候大會協定，對相關國家和全球造成了損害難以評估。甚至被排除在外的中國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有些企業在TPP通過後立即到越南投資，提前布局，結果卻付之東流。美國這種體制對全球造成的經濟風險由此可見一斑。
從這個角度講，十九大，也將有未來一代領導人進入常委。這成為本次黨代會非常重要的一個關注之處。有資格進入常委會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一般要（不是絶對）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政治局委員，二是年齡67歲以下。當然，誰是第五代領導人、規則是否會改變或者出現新的規則同樣是觀察十九大的切入點，因為這將是衡量習近平「核心」成色以及政治能力的一個標誌。比如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如果入常，表明習已經打破隔代指定的規則，可以自主決定接班人。這比是否有「習近平思想」的提法、「四個全面」能否進入黨章，更具指標性意義。但不管怎麼變化，中共歷經三十多年才建立起來的任期制絶不可能打破。
政策上，則既要聚焦當前的問題和任務，也要制訂未來的奮鬥目標。比如十七大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不僅總結前五年的工作，也提出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比如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加快推進以及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等。遠景目標則是到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由於2020年即將到來，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將會提出什麼新的未來奮鬥目標，各界自然是相當期待。
對於十九大，外界關注的則是面對現實挑戰，中共將提出什麼化解之道。特別是經濟持續下行能否逆轉。雖然經濟下行有自身規模變大、全球經濟形勢不確定因素以及經濟週期，但反腐敗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視。在傳統的官僚體系激勵機制不復存在同時又面臨做事風險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之一地方政府的競爭基本熄火。反腐事關合法性和政治安全，絶不可能鬆懈，但如何建立官僚體系新的激勵機制同樣極為重要，這將是中國未來最主要的挑戰和任務。

經濟改革和台灣問題

此外經濟改革也還有相當的空間，但卻是難點。比如政府和市場的界線、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和存在邊界。
最後還有一個台灣問題最值的關注。以習近平的歷史進取心，在2021年他任期內迎來建黨一百週年之際沒有什麼突破是不太可能的。但這種進取心和突破在十九大以何種言詞、何種方式體現出來，對於海內外華人而言十分值得期待。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西方一向批評中國的政治缺乏透明度。其實透明度和問題的產生或者解決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西方財政預算很透明，但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絶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是負債累累，債務佔GDP比重一般都在100%左右，日本則超過250%。中國財政預算不如西方透明，但卻一直量入為出，不僅是全球大國中債務水平一直都是最低的（約30%），更有全球第一規模的外匯儲備。美國軍費很透明，但卻是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中國軍費不透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沒有和任何一國發生軍事衝突。
至於政治本身，我個人則認為還是不要太過透明的好。眾所周知，不管什麼制度，政治都是對權力和利益的爭奪和分配，其本質上非常的醜陋和殘酷。中國早就意識到這一點，發明了儒法體制以應對。外儒可以提供政權的合法性、道德感、親合力和認同感，內法則為治理國家提供具體手段。西方的民主制度則赤祼祼的把政治醜陋展示到世人面前。美國總統肯尼迪眾目睽睽之下被暗殺、尼克松的水門事件、2016年美國大選的醜陋和鬧劇(都到了少兒不宜的程度)、2012年法國最具聲望的政治人物卡恩在紐約發生令國家蒙羞、自己也身敗名裂的離奇強姦案、2016年費永幾十年前的「空薪門」橫空出世，可謂數不勝數。舉個類似的例子，夫妻之親對人類生存非常必要，但夫妻之事如果搬到大街上，則顯然不行。今天西方的制度頗有把閨中之事弄到大街上之感。可以說西方的制度有明顯的契約和利益色彩但缺乏道德感。

中共體制要改什麼？

如果說西方制度發展到今天是如何突破瓶頸的話，中國則是如何完善。一是如何建立一個更為公平、能令黨內精英發自內心認可、心悅誠服的選拔機制。中共今天的選拔機制融個人能力、黨內民主以及元老智慧於一體，從而確保了領導層的高質量。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十八大前的薄熙來事件還是說明了中共仍然需要在解決黨內精英的選拔機制方面繼續改進。中共是一個八千多萬人的大黨，人才從來就不是問題。但如何令精英完全接受一套選拔機制卻依然是未完成的任務。
目前西方主要是通過黨內初選的方式。但從實踐來看並不算成功。美國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通過黨內初選產生的，卻也都是歷史上最不受歡迎人的候選人，也是反對者超過支持者的候選人。法國大選兩大傳統政黨共和黨和社會黨都是通過初選產生的候選人，結果共和黨的費永出現空薪門，但由於黨內初選的合法性，堅決不退，從而在民意支持右派的大好形勢下敗選。社會黨的候選人哈蒙甚至是眾叛親離，僅獲得不到6%的選票。能夠進入第二輪的兩大政黨都不是通過黨內初選產生的候選人，這顯然不是巧合。就是向西方學習的中國國民黨，2016年大選也首度嘗試通過黨內初選產生候選人。結果卻以不得不臨陣換將告終，這也成為慘敗的原因之一。
更為嚴重的是，黨內初選方式也不能維持黨內的團結，也不能避免黨內精英人才的叛離。法國總統馬克龍本想參加社會黨的初選，但由於資歷太淺，黨內反對者眾，而且他也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量。於是他便脫黨競選，並在各種「因緣巧合」之下，最終笑到最後。但社會黨卻處於崩盤的境地。顯然，在個人利益與政黨利益衝突的時候，出於利已本能，西方政治人物往往都會選擇叛黨、反黨、脫黨，哪怕對自己的政黨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也無所謂。
公正的說，共產黨是中國唯一執政黨而且黨紀約束強，薄熙來事件實不過是一個特例，相反西方則是常態。因此中共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繼承和創新的角度著力。
二是程序合法性與績效合法性的結合。
今日各國政權不過有三大合法性：朝鮮和中東為代表的血緣合法性、西方為代表的程序合法性、中國為代表的績效合法性。
政治改革能成功嗎？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正面臨日益強大的挑戰。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都是程序合法性結出的惡果。而且一旦產生就無法更改。要麼一路錯到底，要麼等四年或八年，其代價極為高昂。特別是在中產階級萎縮成為絶對少數的今天，這種程序合法性正面臨釜底抽薪般的打擊。不僅西方，泰國和埃及民主的崩潰，也和程序合法性導致的惡果有關。
中國的績效合法性目前並沒有遇到任何挑戰，美國皮尤公司多年持續的調查也顯示中共一直擁有80%以上的支持率。但從理性的角度講，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在趕超階段結束後，在沒有任何前人可借鑒的情況下，誰也無法保證不出現大的探索失誤。就如同美國的金融自由化和創新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樣。但西方程序合法性在化解這樣的重大失誤方面有其優勢。雖然經濟危機肇始於西方，但最後垮台的卻是中東阿拉伯國家。
所以，在績效合法式依然有效的情況下，中共必須未雨綢繆探索自己的程序合法性模式，實現兩者的結合。
三是從本人制度研究的角度，我則認為今天中國的職務權威還不夠。比如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仍然花費四年時間才取得「核心」地位，這和西方不管候選人是何背景、有何經歷，一旦勝選即擁有職務相對應的權力和權威不同。今天中國獲得權力和權力交接制度已經完善，但權力的使用上則仍有彈性。這種彈性增大了權力運作的成本和風險。如果習近平時代能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突破，將是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