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不為例

對今次「一地兩檢」的安排，一些大律師的反應最激烈。他們的立場，是認為「一地兩檢」的安排無法可依，在《基本法》條文中找不到「一地兩檢」的相關條文。而退一步來說，他們也知道在今次事件中很難「翻案」，所以就希望人大常委承諾：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那些大律師作為法律工作者，一方面認為「一地兩檢」無法可依， 另一方面又說「下不為例」，兩種講法是存在基本的矛盾。如果他們認為「一地兩檢」是有違基本法，那就應該堅守原則；就算無法「翻案」，但都要把道理言明，違法就違法，違法的事不可能「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在過去幾個月已經有相當多的分析論述，在此不再重複。但批評「一地兩檢並無法律依據」的論點，就不妨再檢視一下。

在基本法160 條條文之中，找不到「一地兩檢」這4 個字，就認為「一地兩檢」不符基本法，這是一個相當無知的說法。在美國的憲法當中， 美國總統是美國陸軍（army） 和海軍（navy）的統帥，在美國憲法找不到空軍的字眼，那美國總統當上美國三軍總帥是不是違憲？美國出名律師多，這樣明顯違憲的事情，大概不會走漏了那一大批美國精英的法眼吧！

「一地兩檢」是應付高鐵通車才有的安排，而且這只是對這種通關安排的一個統稱。你不叫「一地兩檢」，也可以想出數以十個具同等意義的詞句，基本法又焉能一一盡錄？就等於美國憲法沒有修改加入空軍、火箭軍和其他特種部隊，兵種多了，那就只能從條文上推演。同樣地，香港基本法沒有「一地兩檢」， 也沒有「雙辣招」，也沒有「打大鱷」。你要政府在基本法去找這些字，這不是強人所難，而是「佢哋癲，你又陪佢癲」！

之前本欄已經提及，可以作為支持「一地兩檢」的相關條文，在基本法內可以引用第2、7、16、17、19、118、119 和154 等條文。就等於「打大鱷」和「雙辣招」也是在基本法內可以找到相關條文去支持特區政府的行動。當然，今次「一地兩檢」涉及香港高度自治管轄範圍之內，中央政府執行運用某些通關的權力，正因如此才需要人大常委的批准。而這種安排，也是應特區政府要求而做。事件的本質和發展，都完完全全是為了高鐵香港段的通車。過程是公開和透明，並沒有其他動機和目的。

而事件的關鍵，就是香港的權力是來源自中央。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權力，是源自北京中央政府的授權。而今次安排，已經不是由授權的一方單方面作出改變更易，而是應特區政府的要求，而最終經特區自行立法。那在整個過程，又出現什麼問題呢！

其他實施「一地兩檢」的國家也有不少，做法其實也是大同小異，先由相關政府商討、達成協議，最後由本國的議會立法作實。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可以通過協議作出安排，那香港並不是主權獨立國家，權力是源自中央，也是直屬於中央，這種安排當然更簡單直接。

現時那些在基本法條文大做文章的大律師，在2007 年7 月西部通道通車並實行「一地兩檢」時，有沒有提出異議，認為在西部通道深圳境內實施「一地兩檢」有違基本法？明明確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轄範圍，就是劃得一清二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基本法內找到哪一條條文，說特區政府可以跑去深圳範圍執法？權力來源，還不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當年那些大律師，為什麼不吭聲，說特區政府違法違憲，要求人大常委「下不為例」！

等於承認是權力運用問題

那些大律師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人大常委就是具有這種權力，就等於英國國會一樣，具「至高無上」的權力。那些大律師不喜歡，又或者心中不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但在法理事實上，他們又無法挑戰甚至推翻人大常委的權威，所以才說漏了嘴，要求人大常委「下不為例」。說出「下不為例」這4個字，那就代表與法理無關。人大常委的確有權作出這種決定，但那些大律師希望人大常委不要再運用這種權力，那就等於承認這是權力運用，也就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又或者法理的問題。

如果這是權力運用，也就是政治的問題， 「下不為例」也不是一個適當的回應。適當的評論，應該放在其「恰當性」，也就是人大常委的決定，是不是對香港整體而言利大於弊、是不是維護了香港特區730 萬人的長遠利益和福祉。如果是弊大於利、有損港人福祉，我們就應該批評和反對；相反的話，人大常委的決定是正確、有利於香港，那就值得支持。而人大常委運用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政府也是有他的原則，就是如非必要，也不會動用。在今次事件中，很明顯不實施「一地兩檢」，高鐵香港段就通不了車。有了這種迫切性，人大常委在特區政府的要求下，也只能出手。所以那些大律師說「下不為例」時，根本就捉錯用神。在政治現實上，人大常委固然不會自損權威去承諾「下不為例」；而以事論事， 「下不為例」也解決不了人大常委會在運用權力時考慮到的必須性和恰當性。所以那些大律師，最好還是把「下不為例」這4個字回收。■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8年01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