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面對不一定到來的行刑隊，文在寅或許會回想起2020那個絕地反擊的上半年。
如果說突如其來的新冠，讓哪國元首成了最「幸運」的人，文在寅排第二，估計沒人敢認第一。
整個上半年，文在寅就像開了掛一樣。
從2月下旬感染人數明顯上升，到4月下旬單日新增確診降到個位數，韓國前後控制新冠疫情只用了2個月時間。
即便是5月的梨泰院夜店疫情，也很快被有效地控制住。
憑藉著1月底就迅速研發的檢測試劑大規模投放、免下車十幾分鐘出結果的「得來速」檢測站，以及外國入境人員必須下載「自我診斷」APP進行（GPS定位限制活動的）自我隔離等措施。
在文在寅政府強有力的應對下，韓國成為了全世界除中國之外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國家之一。
文在寅還給280萬弱勢家庭發放新冠紓困現金，一個4口之家能拿到100萬韓元（約人民幣5900元）補助。
也正因這些舉措，文在寅的支持率一路飆升，到5月達到了70%+（也有說60%+的，調研機構出處不一）。
他打破了自1987年以來，韓國總統執政第3年時支持率的最高歷史紀錄（盧武鉉27%，李明博43%，朴槿惠42%）。
4月，韓國還成了今年唯一在疫情中舉行全民投票的主要國家，投票率超過66%。
而正是這屆國會選舉，讓文在寅所在執政黨成為「超級執政黨」。
300個國會席位佔領了180個，是1987年韓國民主化以來第一次出現單個政黨控制國會60%的局面。
這意味着，文在寅所在黨派幾乎可以「安排」任何法案進入「快速通道」。
即便是他想要修改韓國憲法延長總統任期，也只要再拉來超過20票就可以達到。
曾經叫得最凶的在野黨黨首黃教安，在國會選舉一敗塗地，在關鍵的地方選舉上也慘敗給文在寅前搭檔、前總理李洛淵，於是灰溜溜地辭去了黨首職務。
這種政治態勢韓國財閥看得非常清楚。
6月，三星繼承人李在鎔公開道歉，承諾不會讓子女繼承三星管理權。
這被很多人看做是首度打破財閥「世襲制」的重要里程碑。
新冠平息了、財閥慫了、國會可控了、敵人倒了……這個上半年，文在寅看上去是春風得意。
但細數起來，文在寅的困難和成功其實是一樣多。
就在半年以前，文在寅還處在地獄模式。
上任三年，經濟上幾乎毫無建樹，競選時原本最支持他的青年人表達了最大的不滿。
去年10月曹國案爆出後，韓國爆發了300萬人的遊行示威，要求文在寅和曹國下台（曹國，韓國法務部前長官，文在寅一手提拔的親信，曾幫助文在寅力推韓國司法體制改革，後因深陷多樁負面新聞而被迫辭職）。
曹國被迫辭職，司法改革停擺，文在寅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讓他的支持率跌到了上任后的冰點——30%上下。
黃教安瞅准機會，想要一舉擊垮文在寅，早日特赦朴槿惠，於是搞了套「剃頭+絕食+靜坐」的組合拳。
今年2-3月，趁着疫情爆發，黃教安煽動民眾在青瓦台發起請願《敦促彈劾文在寅總統》，聯名人數突破140萬。
1月，韓國法院駁回了對Bigbang前成員李勝利的逮捕申請，7項犯罪嫌疑，卻卻因「難以舉證」被駁回。
曾經發誓對張紫妍案和娛樂圈黑幕「賭上命運，也要徹查到底」的文在寅，終究還是沒能撼動李勝利。
而就在6月底，韓國檢方建議，不公訴三星李在鎔，終止調查。
三星財閥除了口頭上服個軟（不世襲），在法律上終又逃過一劫。
而更要命的是，朝鮮轟的一聲巨響，讓朝韓關係「一夜回到解放前」，文在寅辛苦推進三年的「南北和平」付諸東流。
如果單看這一系列正正負負的事件，文在寅的上半年喜憂參半，過五關斬六將這才到一半。
但實際上，文在寅在上半年還做成了一件事，一件改寫韓國歷史的大事。
而這件事，幾乎勾連着以上除朝韓關係之外的所有事件。
而那多年以後「不一定到來的行刑隊」，就藏在這裡面。
01
2019年，轟動韓國的張紫妍案，留下了一份50頁的「惡魔名單」，上面的權貴名流從娛樂圈延伸到政商兩界。
警方整理證詞達5408頁，60萬人在青瓦台留言板上為她伸冤，超20萬人要求檢方徹查。
文在寅甚至動用總統特權，延長公訴期2個月。
結果到了截止時間，檢方表示：牽涉眾多，取證困難，罪證不足，未能翻案。
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想用娛樂圈黑幕直接牽連出政商界大佬，沒戲。
- 為什麼李勝利說放就放了？
- 為什麼李在鎔說放就放了？
- 為什麼盧武鉉說查就查了？
- 為什麼李明博下台5年，說抓就抓了？
- 為什麼曹國上任一個月就被轟下去了？
財閥一手遮天，新總統政治報復，固然都是因素。
但同時，這些東西背後還都藏着同一套邏輯：最大的問題不僅是作惡的財閥，還有辦案的檢察院。
韓國檢察院——才是韓國最大的特權階級。
沒有檢察院的配合，財閥這些操作都玩不轉。
而且，檢察院一手遮天的問題，還是美國人給韓國留下來的。
在很多國家，比如中國，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職能是明確分開的。
就偵查來說，中國公安局負責偵辦普通刑事案件，檢察院負責偵辦部分職務犯罪。
但是在韓國，檢察機關是唯一偵查主體，警察歸檢方領導，而檢察官可以操縱案件偵辦，左右案件結果，還可以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獨立行使檢察權。
說白了，檢察院就是：讓警察搜查誰我說了算、讓警察抓誰我說了算（還可以「先斬後奏」，即先抓人後批准）、讓警察放誰我說了算，最重要的，起訴誰我說了算。還有判多少年，我給法院提量刑建議。
有人說韓國這麼逆天的機構怎麼搞出來的？
還得拜美國人所賜。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日韓主導了一系列「改革」。
在日本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處」，專門調查日本大佬，代表「政績」就是扳倒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老頭到死都在打官司，後來這個部門演變成今天的「特搜部」。
而在韓國，美國人把檢察院從司法體系裡拎出來，成立了這個超越韓國政治體系的機構——想查誰自己說了算。
美國不需要頻繁插手，只要留下這「兩隻眼」，就能把日韓兩國內部搞個雞犬不寧。
韓國的檢察官一手遮天，甚至可以說沒人能管得了檢察官。
不僅韓國總統管不了總檢察長，法務部長也管不了總檢察長，總檢察長還管不了下面的檢察官，因為韓國的檢方是「案子跟人」，一件案子由檢察官一人負責。
即便官大一級，也無權干涉檢察官的調查。
所以檢察機關雖然隸屬於法務部，但總檢察長尹錫悅可以調查並扳倒法務部長曹國。
有人說這不挺好的麼，政府權力受到監督和約束。
問題是，監督權力的權力不受監督，約束權力的權力不受約束。
如果檢察官觸犯法律，他的同事即便有理由指控，也完全可以選擇不起訴他們。
更要命的是，檢察機關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跟各方政治勢力勾結、交易。
檢察官也成了韓國貪腐、性交易泛濫的重災區。
多數時候，保守派、財閥、檢察機關，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
比如文在寅任內，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鎔因為曾向朴槿惠行賄，於2017年一審被判5年，二審改判兩年半，緩刑4年，當庭釋放。
這再次印證了韓國司法界的「三五定律」，即只要是涉及財閥的案子，一審5年，二審2-3年，緩刑五年，然後財閥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啥事沒有。
整個過程，公檢法就是走個過場。
在李勝利夜店案中，韓國警察廳宣布，經過「周密調查」，李勝利夜店沒有違法犯罪現象。
對此，一種主流的觀點是，李勝利拉過的皮條，不只有財閥，還有眾多政法界大佬。
當財閥和保守派政客需要庇護的時候，檢察院就是他們的最後一面盾牌。
你總不能讓檢察院指認自己同流合污、縱容包庇，剷除掉自己吧？
韓國特權階級可以給自己提供的最高保障，不是財閥的金錢，不是總統的偏袒，而是來自司法體系的「忠誠」。
不「扳倒」檢察院「司法獨裁」的權力，韓國人想要的公平正義、社會進步都是白日做夢。
而文在寅讓法務部長曹國搞的司法改革，動的正是總檢察長和一眾檢察官的「蛋糕」。
所以檢察機關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把曹國搞下去。
在曹國案當中，因為曹國本人沒什麼可查的，所以去年9月份166篇相關報導，其中有133篇都指向曹國家人，而其中一大半（75篇）出自檢察院——「根據檢察院調查」「檢察院表示」……電視台報導也有67%來源於檢察院。
300萬人的倒曹遊行示威，點燃第一把火的是檢察院。
韓國政客分「保守派」和「進步派」兩個陣營。
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是進步派，主張親朝鮮、反財閥、自主外交國防；
朴槿惠、李明博、黃教安是保守派，主張敵朝鮮、親財閥、韓美同盟（朴槿惠最初其實是個騎牆派，曾一度頂着美國的巨大壓力，堅持參加中國勝利日大閱兵）。
當保守派總統當政的時候，檢察院會抓改革派前總統「表忠心」，比如為李明博抓盧武鉉。
但檢察官也不是保守派的「走狗」，他們只服務於自己，這才是他們最可怕的地方。
當改革派總統當政的時候，他們也會抓保守派的前總統「表忠心」。
為什麼李明博等了5年才抓？
外界普遍認為，因為朴槿惠跟他是一夥的保守派，檢察院沒必要「表忠心」，而文在寅因為恨透了李明博搞垮盧武鉉，所以檢察院正好可以「重啟」對李明博的調查。
事實上，用自己和家人公司以權謀私的李明博，也根本禁不住查。
對於韓國檢察官來說，想要飛黃騰達，最重要的就是辦一件大案要案，而最大的案子無非就是「辦總統」。
像黃教安就是如此，2003年還是個地方檢察官，他都沒「辦總統」，只是偵辦了一起「國家情報院監聽」醜聞，突擊搜查國情院，逮捕了國家情報院課長，就成了「明星檢察官」。
接下來短短13年裡，他「投靠」保守派，擔任李明博、朴槿惠的打手，於是一路高歌猛進，成為高等檢察長、法務部部長、國務總理，直至韓國代總統。
尹錫悅同樣是如此。
文在寅授意檢察院調查一年多，寫了207頁的起訴書，李明博二審被判17年。
而經辦者尹錫悅也從首爾地方檢察長，一步晉陞為韓國檢查總長。
表面上，這是大快人心的「文在寅的復仇」；
暗地裡，李明博只是被檢察院「雪藏」——早晚會成為被獻給新任總統的投名狀。
在這場「獵殺遊戲」裡，保守派和進步派，這兩派政客遲早都是輸家，只有檢察院能永立不敗之地。
等文在寅下台，什麼時候保守派再上台，什麼時候就是文在寅的死期，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如果文在寅改革失敗的話）。
所謂的「青瓦台魔咒」沒什麼神奇，並非一些人所謂的青瓦颱風水不好，其實都是體制惹的「人禍」。
再兩袖清風的總統，也架不住你二舅姥爺拿人塊名貴手錶什麼的。
能搞臭盧武鉉的檢察院，照樣能搞垮文在寅。
但檢察院萬萬沒想到，這位新總統不光是來複仇的，他是來掀桌子的。
金大中和盧武鉉都曾經努力想要挑戰腐朽的檢察系統，但都沒有成功。
而在2020年1月13號，這項未竟的事業，終於在文在寅手上完成了。
那天，韓國國會表決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訂案》和《檢察廳法修訂案》。
檢方對警方偵查活動的指揮權被取消，二者從上下級變為相互協作，警察部門終於有了一定的偵查權、結案權。
而針對政府高官的調查權也被單獨拎了出來，不單受檢察院管轄。
「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也有望揭牌，其調查對象包括但不限於總統、總理、國會議員、大法官、檢察官、高層警官……且總統不得干預調查處工作。
檢察機關想辦誰就辦誰、想包庇誰就包庇誰的日子即將結束！
文在寅和執政黨為了推進這些法案的通過，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
去年10月14日，任職僅35天的曹國宣布辭職，而就在辭職前2個小時，曹國搶在最後一刻，發布了檢察改革方案。
其後，包括文在寅任命的檢察總長尹錫悅在內的韓國最高檢察機關公開反對，叫板國會，警告青瓦台「不要介入調查」，稱這是重大的「毒瘤條款」。
反對黨黨首黃教安也再一次在國會全體會議大廳前絕食靜坐8天，直到昏迷送醫院。
文在寅頂住了所有壓力，到1月10號，也就是法案最終投票前3天，授意法務部撤換了尹錫悅的5名負責指揮調查的大檢察廳幹部親信，把他們遠調到釜山和濟州。
甚至在表決當場，最大在野黨以集體缺席投票的方式想阻撓法案通過，但最終，贊成票依舊過半數（165票），歷史前進的車輪沒有被阻擋。
因為調查高級公職人員犯罪的權力被劃撥給新的調查機構，文在寅所推進的司法改革，不僅有可能打破前總統「不得善終」的魔咒，也可能保護改革派不再出現類似「曹國案」這樣借「家人過錯」阻撓執政黨官員推進重大改革的事情再度發生。
至於怎麼保證警方和新調查處不會成為某方勢力的附庸，則是後面要細化完善的事了。
但韓國的歷史書上，終究要為文在寅記上一筆。
打破檢察機關的壟斷，韓國人等這一天已經等了65年。
如果說要投票選出韓國上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從長遠影響來看，這比控制疫情、朝韓變臉、三星承諾不「繼承」來得都更重要。
有了這一前提，權色交易、財閥脫罪、政治清算、改革受阻等問題都會出現新的轉機和突破口。
但從現在算起，文在寅的任期已不足700天。
除了司法之外，文在寅在其他領域，還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
而在這些方面，他還能像司法改革一樣「逆天改命」嗎？
02
韓國最大的社會民生問題，是就業問題和分配不公。
如果算上打零工、臨時工的年輕人，韓國有超過100萬年輕人失業，每4個年輕人就有一個沒有穩定工作。
在文在寅任上，韓國中產以下的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進一步萎縮。
可能文在寅就像他的大哥盧武鉉一樣，人權律師出身，在搞經濟方面並不在行。
盧武鉉時期特別在意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但他的主張卻是「遷都」，將過於臃腫的首爾都市圈進行疏散，結果遭到了激烈的反對，被判定違憲。
遷都不成，盧武鉉又提出政府搬遷，設立世宗特別自治市，想打造新的行政中心，把國務總理室等幾十個政府部門搬到了首爾100多公里之外的世宗。
但遷入世宗市的局長部長，經常要回首爾參加青瓦台和國會會議，在兩地間奔波。
沒有高鐵，坐火車從首爾到世宗，來回一趟就要200分鐘。每年公務員的差旅費為此增加幾千億韓元。
十年過去了，世宗市到現在也沒發展起來，整個城市更像是一個「爛尾」工程，人口只是首爾都市圈的1-2%，更沒有帶動周邊經濟發展。
跟盧武鉉搞橫向的「區域經濟平衡」異曲同工，文在寅一上任就主張縱向的「階級經濟平衡」，注重低收入群體保障，推出了所謂「收入主導型的經濟增長」：
一邊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漲幅達到16.4%，另一邊要求「加班文化」盛行的韓國企業每周工作時間降到52小時以下。
結果就是事與願違。
2018年韓國工作崗位增加率是-3.8%，減少的工作崗位中有27%因急劇上調最低工資而消失。
特別是最低工資上調導致低收入階層依賴的日結工資工作減少了75.5%。
這幾乎是經濟學上的經典反面案例了：收入增加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物質財富增加的自然「結果」，怎麼會是帶動經濟增長的「原因」呢？
韓國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只有0.28%，幾乎停滯。
在生產力沒有明顯提高的時候，大幅提高用人成本，企業只會幹一件事：裁員。
為了保障低收入群體的「人權」，結果卻讓更多的低收入者失了業。
在去年底一場面對民眾的座談會上，文在寅自己都坦言：
文在寅執政3年，老百姓最不滿意的就是他的經濟政策，在就業、投資、出口、拉動消費上做得的確不夠好。
2019年韓國GDP增長僅2%，創十年來新低；而今年更有可能轉為負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是-1.2%。當然，因為疫情，今年全世界經濟都不會好）。
而在後疫情時代，文在寅除了照顧底層，他的經濟政策也必定是「不自由」的。
因為每一次經濟衰退危機時期，韓國總統都只能更緊抱住財閥的大腿。
韓國人開玩笑說，他們可以生活在一個只有三星的世界當中：用三星發行的信用卡購買三星生產的電視機，擺放在三星建造的公寓裡，看三星旗下棒球隊的比賽。
《福布斯》雜誌統計，韓國前十大財閥一年「貢獻」韓國GDP的81.2%。
這並不能說明財閥獨獨佔據韓國80%的財富。
稍微嚴謹一點的說法是，銷售終端產品的韓國財閥，加上為財閥服務的上游供應商，共同創造了韓國全年80%以上的GDP。
任何一個中小企業，如果涉足財閥的產業領域，還想跟財閥對着幹，最後結果就只有被消滅或者吞併。
反過來，這也說明泛財閥產業鏈對帶動韓國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有多重要。
2018年，從監獄里放出來半年的李在鎔陪同文在寅參觀工廠，文在寅一句話，不出一個月，三星就宣布招聘4萬新員工，間接創造70萬就業崗位。
所以，雖然文在寅一邊在嚴審李在鎔，另一邊三星每建一個新廠，文在寅就過去站台剪綵一次，去年至少站台了3次。
文在寅說：「感謝為國民帶來了好消息的李在鎔。為我們三星大膽的挑戰加油，為革新努力而祝賀！」
而就在之前，文在寅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他還在臉書上寫到：
「隨着李在鎔被拘留，我們度過了懲處壟斷國政、清除財閥積弊的難關。現在要重新開始。」
韓國總統可真不是超級英雄。
僅僅是經濟層面而言，對內要看財閥的臉色，對外要維護好和中國的關係。
2019年，韓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進出口總值/GDP）達到61.9%，而中國是31.8%，日本是27.3%。
而韓國第一二大貿易夥伴就是中國香港和中國大陸，占韓國總進出口的1/3以上，2019年對華貿易順差（從我們這賺錢）達591.33億美元。
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分析指出，中國GDP每下降1%，韓國對華出口增長率就會下跌2.5%，韓國GDP就會下降0.15%。
所以韓國經濟界有人說：「中國市場打個噴嚏，韓國經濟就得感冒」。
照今年疫情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韓國的外貿經濟形勢非常嚴峻。
而在外交上，文在寅同樣「不自由」。
朝鮮最近的激烈舉動，並不是因傳單事件一時興起，而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朝鮮並不想跟韓國談，他們也知道韓國人自己做不了主，朝鮮想跟美國談。
自從2018年簽署《板門店宣言》以來，韓國看美國的眼色，在支援推動朝鮮經濟建設方面幾乎毫無建樹。
文在寅跟特朗普簽署新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後，美國沒有放鬆對韓國的約束，尤其是朝韓合作，連朝韓間勘察鐵路線路都需要經過美國的同意。
朝鮮方面在去軍事化、去核化方面落實了很多，苦等了兩年，去年在越南的「金特會」無果而終，現在又被侮辱李雪主的傳單事件一激，炸個樓也就不難理解了（韓國的民間組織，把李雪主的頭像P在了色情圖片上，並通過氣球把這些傳達送到了朝鮮境內，做法極為卑劣）。
有人說這是朝鮮不得已的舉措，目的是刺激韓國推動美國改善對朝政策。
直到4月底，文在寅還在「幻想」疫情為朝韓合作提供新機會，說朝韓是「生命共同體」，即將走向「和平共同體」。
但他在外交「姿態」上的長袖善舞，大於他實質性推動外交建設的能力。
盧武鉉當政時就主張南北和解，民族自主，不要完全依附於美國，文在寅繼承了他的衣缽。
但他倆都並沒有掌握推動朝鮮半島和平的真正權力。
因為韓國想要的另一項關鍵權力握在美國人手裡，就是戰時軍事指揮權。
文在寅想要在2022年卸任前收回戰時指揮權，這代表着韓國的軍事獨立和國家尊嚴。
但向美國要這個的同時，又要南北和平，幾乎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現在獅子大開口，張嘴就要韓國把每年支付美國的軍費翻五倍，達到50億美元。
文在寅則不僅不給50億，還要求美國就軍事基地破壞、污染韓國駐軍當地環境賠償8億美金。
既然你不聽話，那交權就拖到2023年以後再說，到時候下一任韓國總統上台，一切可能都要重新談。
15年了……
所以雙方就在這上僵着。
朝鮮半島這點事就是：
- 韓國想要朝鮮別鬧
- 朝鮮想要跟美國談
- 美國想要韓國出血
- 韓國既不想出血又想要指揮權
這樣鎖死的局面下，文在寅能做啥呢？大概也就是發展一下軍工、減少對美國武器的依賴，給未來的指揮權交接鋪個路了。
4月底，韓國國防採辦計劃管理局發布《2020年至2034年核心技術計劃》，為今後15年韓國核心軍事技術發展指明方向。
但軍工領域的壟斷比民營經濟更甚，發展軍工產業，基本上又要依賴財閥來推動。
這就是文在寅在2020年這個特殊節點上的成就和困境：
- 一次成功地指揮抗擊疫情
- 一次成功地推動司法改革
- 一套失敗的經濟平衡政策
- 一段對財閥只能「拉攏重於打壓」的後疫情時期
- 一場虎頭蛇尾的朝韓外交和解
- 一個遙遙無期的軍事獨立前景
而他最大的困境，就是時間。
他只有剩下不到700天了，韓國積弊已久，短短几年的總統任期是不夠的。
即便是接下來，他推動憲法修改，把總統5年1任改為4年可連任一次，按他之前的表態，以及國會通過的可能性（之前他修憲被否決一次了），他也很可能並不謀求2022年連任，而是從下一屆總統才開始生效。
如果他在接下來兩年裡能「奇迹般」穩住韓國經濟形勢，不爆發任何醜聞、彈劾案，或許他所在的執政黨成員（比如正在競選黨首的前總理李洛淵）能在下一個4-8年裡，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但如果接下來兩年韓國陷入經濟動蕩，失業率進一步高漲，那麼2年以後，韓國或許又會成為保守派的天下，而文在寅方興未艾的司法改革，可能將功虧一簣。
這就是文在寅的「命運」：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可留給他的時間和自由度都太少。
2020年的下半年才剛開局，文在寅又失一員大將。
7月9日，首爾市長朴元淳被曝失蹤，並於今天凌晨被警方確認死亡，「截至目前沒有明顯的他殺嫌疑」。
朴元淳的死，或許和前秘書的舉報有關。
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7月8日，朴元淳的前秘書A某，在首爾地方警察廳控告朴元淳曾對其多次實施性騷擾。
9日上午，朴元淳被監控拍到自行走出市長官邸後失聯，直到10日凌晨被搜救犬發現死於首爾市北嶽山一帶。
韓國警方經過家屬同意，公開了朴元淳的遺書：向國民致歉，給家人帶來痛苦，對不起。
該案目前還在調查之中，而坊間主要有兩種猜測：
一種是，性騷擾屬實，朴元淳出於羞愧以及為了避免牽連文在寅而選擇了自殺；
另一種則是，朴元淳的遭遇不過是另一個「曹國案」，朴元淳為表清白而選擇了自我了斷，並且用自己的死來幫助文在寅清洗保守派勢力。
所謂的「向國民致歉」，是因為「沒能完成公眾的期望」，而「給家人帶來痛苦」，是指自己在政治鬥爭中讓家人受到了牽連。
事實上，該案目前依然迷霧重重，以上也僅為坊間的一些猜測，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調查。
但不管怎樣，文在寅都再度失去了一員大將。
他接下來的路，將更加困難。
回顧文在寅的人生歷程，這或許就是一個原本就沒想當總統的男人，為了替盧武鉉報仇才走上了今天的位置。
或許他完成復仇後所背負的一切，原本也沒有多少是他最初想做的。
文在寅在自傳中對已逝的盧武鉉說：
「您現在已經擺脫了命運，獲得了自由，但我卻依然要在您所留下的課題中小心前行。」
曾經的文在寅，是一名人權律師。
他經手的最著名的一個案子，是1996年震驚中韓的《佩斯卡馬號》海上仇殺案，6名中國船員不堪韓國船長的百般凌辱折磨，最終殺死了包括船長在內的11人。
6名中國人全部被韓國法院一審判處死刑。
文在寅知道，在這個案子裡為殺人的中國人辯護，是要被所有同胞戳脊梁骨的。
跟文在寅合作的中國律師趙峰對他說：「如果你不願意接手，可以把這個案件交給其他律師」。
文在寅只是略微想了想，說：「我願意做，我會全力以赴」。
在法庭上，他充滿激情地向法官吶喊：「人有像人活着的權利，這是作為法治國家應該保障的一點！」
最終，由於文在寅專業有力的辯護，中國船員6人中有5人由死刑被改為了無期徒刑。
或許想要解開文在寅的一生，縈繞在他種種決策上的，正是「人權」二字。
無論是財閥巨賈，還是檢方勢力，無論是他國船員，還是本國黎民，當位高者權力僭越，盛氣凌人時，當位輕者權利不保，賤如螻蟻時，權與位錯配，便是不義。
在文在寅的眼中，無論是權利，還是權力，都該各安其位。
這是文在寅最硬的鎧甲，或許也是他作為韓國政治家最大的軟肋。
剩下的兩年，我們不知道，被束住手腳的文在寅還能不能掙開鐵鏈做成些什麼。
他是不是一個好總統，他的功過是非，都將留給後人評說。
但我希望面對後疫情時代，韓國上下左右撲面而來的壓力和困境，他還能昂起頭說出那句：
「我願意做，我會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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