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科技脫鈎的負面影響深遠
從國家的角度講，我們是否可依賴內循環或者雙循環來應對挑戰，來渡過難關。
我們看一下數字。在中美相互徵收懲罰性關稅之後，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仍然高達35%。貿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進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起碼是之一，起碼是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除了小型經濟以外，在大型經濟中，中國仍然是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
這35%中20%是出口，15%是進口。佔GDP20%的出口，我們的主要貿易夥伴是美國、歐洲、日本。換句話說，我們的主要的貿易夥伴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像發達的國家的出口市場遭受阻礙，我們能否用內需替代，我們能否用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替代？
我們可以看一下數字，2019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6.5倍，美國的人均GDP是6.5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是1萬美元，是1萬美元，一般我們把1萬美元作為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的一個標準、一個門檻，所以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中等發達或者中等收入國家這樣一個範圍。歐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的4倍。
人均GDP是購買力的指標，由於在購買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們對發達世界的出口很難由內需來替代。這都是數字。
那麼發展中國家，它的人均GDP我們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們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僅僅是中國的1/5~1/2，所以不發達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們所失去的發達世界的出口市場。對於這樣的一個現實，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中國要繼續保持開放，最近中國和東盟10國以及日本、韓國簽訂了一個一攬子的貿易計劃，叫做RCEP。這就是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中國會繼續保持開放。
如果和發達世界脫鈎，不僅對中國經濟的總需求會產生無法替代的負面衝擊，負面的影響，脫鈎對中國經濟發展更大的傷害，是科技，是科技脫鈎，這對中國經濟會有更大的傷害。
恰恰是在我們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工業化時代在傳統的經濟增長動能逐漸消失的時候，恰恰是在我們尋求新的增長點的時候，美國提出和中國的科技脫鈎，這對我們的衝擊對我們的影響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後工業化時代，我們不能再靠過去的消費拉動、外需拉動，投資拉動，所謂的三駕馬車拉動，已經不可能再依靠傳統的這種方式來保持經濟的增長。
在後工業化時代，在存量市場上，企業要想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國家經濟要想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只有依靠技術創新，而這個時代是信息的時代，是數字化的時代。
那麼在這樣的時候，如果如果中國和發達世界科技脫鈎，對我們的影響是深遠的。
2、科技創新只能依靠企業家，不能搞群眾運動
和工業化時代不一樣，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他們現在已經不再重視傳統工業技術，他們願意以低成本轉讓這些技術，而信息技術、數字化技術這是他們不願意轉讓的，是我們很難獲取的，是我們很難獲取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熱，我一看到這種芯片熱，我心裡就緊張，這種芯片熱會不會又像是過去的電動汽車熱，過去的太陽能電池熱？過去的教訓已經太深刻了。
進行科技方面的創新，不能搞群眾運動。科技的創新只能依靠企業，只能依靠企業家。
回到今天的話題上來講，我們芯片設計的軟件，芯片的製造設備，甚至芯片的生產工藝，我們現在都依賴海外。這些技術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資金就可以解決的，是要依靠企業持續的投資研發，經過長期的積累，才能夠提高水平。在這個過程中，中外的交流至關重要。
以軟件開發為例，在核心的軟件開發上，我們依賴海外的平台，我們依賴海外的生態，安卓系統、手機操作系統，這是谷歌控制的開發平台，雖然說是開源的，但是對會員有很多的限制。離開這樣一個開發平台，會使中國手機操作系統的研發落後國際水平。你要想達到國際水平，必須在國際的生態中，才能夠跟國際上保持同步。
中國自己搞一個開發平台，自己搞一個生態，有沒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經濟中，平台越大，它的創新湧現越多，因為它的應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樣，它是有差別的。西湖裡能產什麼魚，太平洋裡能產什麼魚，這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國際的開發平台，我們千萬不要低估它對於中國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務器操作系統，也是國際開發平台，阿帕奇聯盟，我們要參與，要做貢獻，要和國際上進行多樣化的交流，才能夠使中國的軟件開發水平能夠和國際上保持同步。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今天仍然是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第一重鎮，這是事實。每年的諾獎得主美國是最多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數字化、信息化等等這些技術的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國，我們津津樂道的新四大發明其實並不是我們的發明，新四大發明仔細地去考察一下，我們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說電子支付，支付寶確實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確實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國的發明，電子支付是一家美國公司，是馬斯克參與的一項創新，這家公司叫PayPal。
電商不是中國的發明，淘寶、天貓、京東做得都很好，我們依託一個巨大的市場，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發明而言，這不是我們發明的，eBay首先做了電商，然後又由亞馬遜把它推廣到幾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們在國內市場上做得好，但這並不是說這些都是我們的新四大發明，不是這樣的。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後，是我們提高水平的前提。
3、拜登不會改變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那是中國人一廂情願
大家這幾天都非常關心美國的大選，我在一個學者群裡，這些學者為支持拜登還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開交，甚至老友反目，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裡想的是什麼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後會改變對華政策，不會像特朗普那樣敵視中國。我感覺這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從目前的情況下，拜登已經贏得了這一屆大選。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基調，只可能改變它的手法，從特朗普的單打獨鬥轉向協調盟友，共同遏制中國。
從目前很有限的信息的情況來看，因為他還沒有正式上任，他還沒有發過他的正式白皮書。從他過去所做和民主黨的傳統來看，他不會改變現行對華政策的基調。因為美國的政策取決於民意，實際上取決於選票，選票的背後是民意。美國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認為過去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現在是時候改變了，改變成什麼樣？基本上是改變到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上。
過去為什麼美國的民間和政府認為他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呢？過去美國人希望通過開放美國的市場，希望通過和中國進行經濟交流，是希望中國加入到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來。
今天他們經過反省之後，他們是怎麼反省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目前從媒體上我們所看到的評論，我們所看到反應出來的民意，他們認為過去的政策是失敗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這個得到了美國民間、美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變，拜登政府很難在對華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變。
所講的這一些似乎對中國的發展不利，那麼是不是美國政府處心積慮地要和中國過不去？我們可以看一下歷史。在歷史上，凡是一個大國，一個落後的大國，試圖通過工業化來提高國力，來對國家的經濟各個方面進行現代化的改造，都會在國際舞台上破壞原有的均勢，使得國際的格局向一個新的均衡移動，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過很多次，並不是命運特別地不照顧中國。
中國崛起之後，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講，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從歷史上來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日本和德國，在它們工業化之後都進入了一個國際局勢動蕩的時期，都引起了國際舞台上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這樣的動蕩和重新組合毫無疑問增加了各個國家未來的不確定性，在這些歷史的事實面前，在現實面前，我們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態來看待它，而不能夠心存幻想。
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遠東國際力量的重新組合。日本崛起以後，在亞洲國際衝突就接連不斷，這就反映了原來的均勢被打破了。整個的遠東和亞洲摸索著要達到一個新的穩定的狀態，達到新的穩定狀態之前，有著很多的衝突。我們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後，打了第一場戰爭，擊敗了滿清，擊敗了清王朝。接著又打了日俄戰爭，擊敗了俄羅斯帝國，1930年代入侵中國的東北，很快深入到華北，全面抗戰爆發，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在歐洲的崛起，在歐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緊張和摩擦，最終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就是哈佛這位教授講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當一個新的力量崛起的時候，原有秩序的維護者，他要想方設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現為衝突，甚至是以戰爭收場。
我們希望避免德國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勢的動蕩，這樣的動蕩對世界各國的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們希望能夠避免。
在這方面我們不是命定論者，我們認為這種最糟的結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時我們要面對未來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企業在複雜的形勢下要保持定力，及時地轉換經營模式，從交易型企業家過渡到創新型企業家，從資源整合轉向研發創新，從產能擴張轉向打造核心競爭力。
我們的企業要高度重視新技術的潛力，特別是數字化和工業互聯網的新技術，中國的企業是有足夠的韌性。堅韌的韌，不是任意胡為的任。我相信我們的企業能夠在認識國內國際形勢的情況下，及時的調整自己的經營方略，在困難的環境下，在嚴峻的挑戰下能夠取得新的成就。■
來源 | 選自許小年在《東軟解決方案大會》的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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